书店：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事业

1946年5月，经过一番奔走，我找到李克简，杨希尧找到王希贤，他俩慨然应允出资接兑书店。李克简和王希贤二同志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经过党组织的同意出面投资的，其名下的股本都是党的经费。李克简出资法币一百余万元，王希贤出资近一百万元，连同我原在书店的资金十万元，大约共二百三十万元。5月下旬，重新组合的知识书店开业，我担任经理，杨希尧任副经理。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我与李克简同志相识的经过。1945年3月间，李克简刚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派回家乡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他的旧友李子英（李木）在家中设便宴招待他，约我作陪，从而相识。初次会晤，我们交谈甚为投契。他自称远离家乡去重庆经商数载，此次回来看看市场行情准备做点生意。但我们的谈话内容却围绕着文学创作问题而展开，涉及鲁迅的文艺思想，他滔滔不绝，颇有见地。显然，在我的心目中，对他的“商人”身分划了问号。后来我们又在老报人吴云心家中相遇，话题依然是文学问题。在我开办了知识书店以后，他经常来看书或买书；文联开展活动，我们也遇到过。彼此相处日稔，友情自然不断增进，他又对我表示曾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过，不再提什么在重庆经商之事了。在交往中，他常和我谈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轶闻，多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他究竟来自何方，自然无须多问，可以心照不宣了。1946年3月前后，李子英办了个《自由周报》，李克简约我和他一道主持编务，出版了几期之后就因李子英被捕而停刊。我编《鲁迅文艺》，也约他写过稿。这样，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他的工作是隐蔽的，而我的活动都显现于外，他是了解的，所以当我向他求援筹款接办知识书店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李克简与王希贤，处在地下工作状态，彼此间没有横的联系，互不了解，是通过与我合作办书店而结合在一起的。当时我们三个人以股东身分，定期会晤，研究书店业务，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李克简以这种方式体现党的领导。后来李克简与王希贤从组织上打通了关系，并一度明确书店工作由王希贤领导，李克简不再过问。一段时间以后，又改由李克简领导。(www.xing528.com)

知识书店成为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文化事业，其任务是利用合法阵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与进步文化。在书店有了资金之后，一面添置必要的店堂设备，一面积极扩充货源。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在上海，便着手打通上海的进货渠道。经过一番努力，与上海各进步出版机构，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华夏书店、时代出版社、作家书屋、晨光出版公司、群益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骆驼书店、光华书局等，都建立了直接的进货关系，尽可能地做到新书及各种期刊齐备，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解放区的出版物，只能间接地偶而来一些，在香港翻印的共产党书籍，可以通过上海辗转运来；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从上海苏商时代出版社大批进货。北平、上海等地秘密印行的一些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小册子，以及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非法刊物，都可以在知识书店里买到。初期我的主导思想是极力追求书店的革命色彩，认为书店所以取得广大读者的拥护就是由于它的革命性，所以把革命内容明显的出版物尽量摆在突出的位置上，以广招徕。李克简同志针对我的这种倾向曾严肃地给予了批评。他指出，为了保护书店的合法存在，书店的面貌要“灰”一些，要讲求斗争策略，不要授敌人以打击迫害的口实，不要做一锤子买卖。为此，特意从正中书局进了几本《三民主义》、《论中国之命运》之类的国民党出版物；与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天津分支机构建立联系，根据读者的需要也经销一些他们出版的新书；又从复兴舆地学社进了一些地图；此外，还从一家文具庄批购了信纸、信封、笔墨等文化用品。另一方面，凡是共产党名义出版的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等），不再摆出来，只卖给熟识的读者。同样为了书店的合法存在，我尽可能地参予同业公会的活动，不使知识书店孤立于同行之外。

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知识书店不声不响地把宣传革命的出版物广泛地散发到群众中去。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从这个小小的书店里发现了真理，看到了希望，探索到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