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中的历史书店诞生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举国欢腾。我当时虽然是个失业青年，正在为个人的就业问题而苦闷，听到这个消息也兴奋不已。我十七岁时（1942年）步入社会，做了两年多的报刊编辑，同时又以杨鲍、鲍犁等笔名从事写作，在天津忝居文化人之列，在祖国河山光复之后，我的出路何在？因而非常关心抗战胜利后的文化界的动向。我从大后方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得知我一向仰慕的学者教授们的动态，他们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政治，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并呼吁消弥内战危机。我在脱离了八年的沦陷生活之后，思想正处于迷惘困惑之际，接受了这股民主运动思潮的洗礼。这时在北平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鼓吹民主的进步杂志，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人民世纪》、《民主青年》、《人民文艺》、《新星画报》等进步刊物及《战时苏联游记》、《中国解放区印象记》、《延安归来》、《回忆鲁迅先生》、《木刻选集》等十分畅销的新书。北平中外出版社名义上是著名民主人士孙伏园在重庆创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分支机构，而实际上却是中共北平地下文委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活动据点；由于大量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影响，逐步形成在北方国民党统治区传播革命文化的中心。我的挚友万舒扬在北平中外出版社工作，促使我萌发了在天津办个书店代为推销书刊的念头。说干就干，我串连了几个旧时同学，共同凑了一点钱，又借到坐落在辽北路60号（今56号）的一间临街的房子，匆匆忙忙地就把书店办了起来。为了表达青年人对知识的渴求，书店即以“知识”命名，当时我并不知道早在1936年天津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书店。1945年12月5日，知识书店正式开张，实际上很不象样子，店堂内仅有一张大案子陈列着一些新出版的杂志和图书，连个书架子都没有，工作人员亦仅我一人。但它毕竟是抗战胜利后天津的第一家进步书店。

知识书店的货源主要来自北平中外出版社。由于所销售的书刊迎合时代的需求，逐渐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在这年9月，天津曾出现了一个名为“文化人联合会”（简称“文联”）的组织^[1]，出版机关刊物《文联》（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我也是文联的一员，因而知识书店建立以后，即成为《文联》的总经销处，也是文联会员的活动联络点（当时文联处于半隐蔽状态）。1946年2月，我与文联成员杨希尧合作创办了《鲁迅文艺》月刊，也由知识书店总发行（仅出版三期）。我还将搜集到的一些解放区及重庆大后方的木刻作品，编为《木刻新选》，由知识书店出版。通过以上一系列活动，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非常简陋的知识书店开始形成一个为人瞩目的文化阵地。

知识书店经销的书刊，具有鲜明的宣传民主运动的进步倾向。1946年1月，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由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乘飞机到了北平，带来一批书刊报纸，交给中外出版社销售，其中有《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北方文化》、《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白毛女》等。中外出版社也给我转来一部分，在知识书店公开发售。读者们发现后，奔走相告，很快抢购一空。中共代表团在北平成立了新华分社，出版《解放》三日刊，知识书店也为之代销。这样，知识书店的政治色彩就更加鲜明了。书店虽然地点偏僻，店堂也很狭小，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www.xing528.com)

国民党当局很快就注意到这个书店。经常有一些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警特人员，窜到书店，鬼鬼祟祟地观察动静。1946年2月以后，由于国民党蓄意发动内战，扼杀民主力量，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各地接连发生迫害进步人士的流血事件，对新闻出版界的钳制也在逐步升级，知识书店当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书店经营了几个月之后，业务发展迅速，资金短绌，周转不灵，陷入搁浅状态。是继续干，还是不干了？我的思想陷于困惑中，在十字路口彷徨不前。这时，杨希尧鼓励我一定要把书店坚持办下去，建议物色投资者与之合作，接办书店，并表示他可以助一臂之力。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我的思想豁然开朗，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坚定了把书店继续办下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