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书店开张与歇业的突发情况与注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和余卫公由太原起程，大约在7月中旬回到天津。我们回到天津不久，老余就通知我有情况，说在法租界工部局的地下工作者通知，日本特务机关已照会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人，而且看到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叫我赶快离津。书店开张前，向法租界工部局申请营业执照时，用的是我的名字，特务们首先要抓我是合乎情理的。我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就在天津西站乘火车去南京转上海，那时老龙头车站（即天津东站）和新车站（北站）都不通车了。我到上海时，砚农正在威海卫休养，随即打电报给他，请他来上海相会。

我离开天津时，委托余卫公全权处理书店的事。后来我听说，老余曾把特务要查抄书店并决定关张的事告诉过笃义，找他商量。我们既然已经把书店交给共产党了，而且知道老余是地下党员，所以老余怎么说就怎么办了。据向叔保同志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书店更为敌人所注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请示地下党的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决定暂将书店撤销。后经批准，知识书店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歇业。”

向文中“九月歇业”有误，歇业日期应为7月28日，即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天津的时间。下面是笃义回忆的情况：书店关张是戏剧性的，事先准备好了卡车，把店员组织起来，一夜之间就把书架以外的所有东西运走，天亮时书店内已空空如也，只留下贴在橱窗上的一张告别读者的大字报。这样做，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等他们察觉时，我们已不知去向了。而贴在橱窗上的大字报却引起了来往行人的围观，以致交通阻塞，警察不得不前来维持秩序。当时日军的飞机正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散传单，而群众不去注意头顶上飞舞的五颜六色的传单，却聚集在书店门前围观大字报。时间是1937年7月28日。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由于时局的原因，货源断绝，不得不停业，等等；最后一句是“别了诸君，祝珍重！”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和愤慨。(www.xing528.com)

知识书店从开张到歇业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理所当然地也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有消息说，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法租界工部局的特务均已注意到知识书店的活动。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一开始就搞得比较红，并没有长期扎根的想法。余卫公来店后，想扭转这种局面，逐渐减弱书店的一些色彩，但已名声在外，一时很难转过弯来，即使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光里，书店已在天津等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为抗日救亡贡献了绵薄的力量。

书店结束之后，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各奔前程。余卫公、向叔保二同志回到延安重新分配工作，砚农参加冀西民训处工作，我去八路军129师386旅搞敌军工作。解放后，老余任武汉市副市长，叔保任上海市人事局长，砚农任河北省委书记，我回到本行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