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与《益世小品》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登场

《语林》投稿人李同愈由北平去青岛，在青岛继续以“拜金”笔名为《语林》写稿。在书信往返中谈到山东大学老作家很多，有些人（如老舍）早已为《语林》写文章。最后作为《语林》版的一个专页每半月发刊名为《益世小品》，老舍、洪深、宋春舫、孟超、吴伯箫、臧克家、王亚平等人写稿。我记得第一篇是老舍的《春风》，写北平的春风，宋春舫写的是关于西洋太监的短文。这个刊物得到王统照先生支持，他亲笔写了刊头，还写了文章。后来，李同愈不在了，由山东大学的学生徐中玉、陆新球负责与报社联系，而整个《益世小品》的组稿工作，王统照先生帮助很大。我有时也和王先生通信，王先生此时已主编《文学》，但对《益世小品》仍然很感兴趣，极力支持。

《益世小品》的文章，是当时已成熟的名家的作品，但是每篇都文笔精练，内容丰富，涉及面也很广泛，充分体现了每位作家的风格。应当承认它是当时质量最高的一个报纸副刊的专页。

由于《益世小品》的带动，青岛方面直接向《语林》投稿者很多。除山东大学一些人如徐中玉、陆新球等之外，还有常湘慧等人。常湘慧可能是化名，谐“常相会”读音，文字短小精悍，辛辣隽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者。（此人始终没有建立联系，后来也无消息，究竟是谁，不知道。）

青岛的联系主要通过《益世小品》，而徐中玉、陆新球两位青年是当时主要的联系人。他们俩人也不断写文章。徐中玉和我往返书信联系是很密切的。抗战后他们一直没有消息，到最近才知道徐中玉在大学中文系，教学上作出显著成绩，我和他过去只是通信的交往，没想到前年他到天津来，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人，却象老相识似地畅谈起来，谈到当年，不无感喟。

还有一位作家刘西蒙，我们在北平见过面，盘桓了几天。

与王统照先生的关系，在1946年我再回到《益世报》重编《语林》时，和他又通过信。他寄来一批稿子。以后我离开报社，再没有联系了。

《益世小品》在天津的青年中，影响比《生活文化》似乎小一些。但海风社《诗歌小品》上有些作品，还是受了《益世小品》的影响的。(www.xing528.com)

再提到老舍，他和《语林》的关系比较密切。早在1934年前，他曾写过连载小说《牛天赐传》，还写过些短文，在《益世小品》发表的短文也不少。他在天津其它刊物上也发表过小说，天津东亚毛纺厂的厂刊《方舟》月刊，就有一篇小说，还有一《牢骚》杂志，也有他一篇短文，题目是《不说谎的人》，文章约二千多字，大意是有个“说谎会”，其寓言的主要精神是“没有谎就没有文化，说谎是最高的人生艺术，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怀疑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簿，报纸是谎言的扩音机。巧于说谎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想想看：一天之内要不说许多谎话，打多少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度过十二小时……胜者王侯败者贼，一半在于说话的巧拙，文化是谎言的产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牢骚》这个刊物，不象什么进步的刊物，但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宣传抗战。在当时（1937年5、6月间）这类刊物在天津也还不少。天津有几个学校也有刊物，它们是《耀华月刊》（耀华中学学生主办）、《木铎半月刊》（法商学院办）、《新闻月刊》（法商学院办），这些青年刊物，在社会上影响不如《海风诗歌小品》。这些刊物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各自争取读者（主要是中学生），销路是很有限的。但从其出版时间看，也正是抗战前夕，文艺的火花在天津开始迸发，可惜是为时不长天津便沦陷了。

天津青年文艺工作者，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至于整个文坛的情况，总是不景气，报纸周刊上也曾大量地发表名家的作品（闻一多的《死水》便在《益世报》文艺周刊发表），但是始终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应有的震动。天津这地方，不仅作者不景气，而且读者也缺乏足够的支持作者的力量。即使很有名的作家，也杀不进社会里来，就是社会言情小说家，武侠小说家，从文字质量上说是不低的，但是在声望上比不上张恨水、向恺然，原因恐怕就是在天津这块土壤上！

天津《商报》

1928年原《庸报》经理王镂冰因与社长董显光不和，遂脱离《庸报》，另办《商报》，王自任社长，聘王芸生为总编辑。办报经费来自当时天津的“宁波帮”。王镂冰考虑到《商报》初办，无法与其他大报竞争，因此决定以经济新闻争取读者，每日以一整版刊登市场行情等新闻消息，争得了一部分读者。以后《商报》又以更大的力量报道赌马的情况，不但出版马表专刊，还预测比赛结果，使该报销路大增。此外，《商报》为了争取更多读者，除刊登一些重要政治新闻外，也登一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社会琐闻以及言情小说等。《商报》初办时编辑力量较强，如采访部吴秋尖、副刊部王小隐等，当时都属新闻界之上乘。以后王芸生因与王缕冰在办报观点上有分歧。而转入《大公报》，《商报》未再明确总编辑人选，而由张镜湖、姜希杰编发政治要闻。此后《商报》每况愈下，主要编辑不断易人。该报从创刊至天津沦陷前夕，日销售量始终未超过四千份。

吴微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