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明和《生活文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

魏东明本名杨戊生，“九·一八”后由东北来津，年龄大约在二十刚过。此时，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版由马彦祥主编。杨戊生开始在《语林》版投稿，文章洗练，思想深刻，颇为马所欣赏。不久，杨来到报社见马，相谈甚欢。当时《语林》版写稿人，除马彦祥特约的一些名作家外（一般是左翼作家，马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争取团结一切爱国的作家为《语林》撰稿），天津的投稿者也出现了几个出色的作者，除杨戊生外，还有署名司马牛的宋匡我，署名丙辰的吴某。这些人的文章，都比较有才有识，文笔犀利。同时北平有李同愈（署名拜金）、缐之明（署名拜狗），文字都很隽永、泼辣。再加上马彦祥用“尼一”笔名写的文章和他组到的一些名家的作品，一时《语林》在天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同时，在天津报纸的副刊当中，创立了纯杂文的风格。

杨戊生离开天津到北平清华读书，他经常到天津来，和《语林》一直保持联系。1934年以后，马彦祥离开天津《益世报》，我接办《语林》，继续与杨戊生联系。他每到天津，便到报社来，谈到北平青年文艺界活动情况，同时也谈到他们了解到的时事情况（如红军长征情况，在当时对红军的消息是不清楚的，红军长征那样的大事，大多数人是不晓得的）。东北义勇军抗战，西南红军长征，都对文艺青年在精神上有很大影响，因而苏俄的《铁流》、肖军的《八月的乡村》，便成为时代青年最爱读的书，这就不知不觉地把民族义愤与人民大众的革命意志结合起来，在文学思想上，基本是超出了国防文学的范畴而掺入人民大众的革命意识。把当时北平青年文艺界的思想倾向影响到天津来，杨戊生（此时已改用魏东明的名字）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在与天津合作的文学园地就是《语林》。

“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北平的文艺青年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他们的活跃情况，反映到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版。青年作家如李辉英、李长之，白晓光、张露薇等，相继成为《语林》的投稿者。不久，魏东明与《语林》合作，组织了一个半月刊，作为《语林》的双周一次的专刊，名《生活文化》。在当时来说，它是一个簇新的文艺园地，生气勃勃地反映了当时文艺青年的革命倾向。它的作者在北平，影响却在天津，它以报告文学形式（这种文艺形式在当时也是簇新的）写了百灵庙战役的抗日战争实况，激起人民奋起抗日的决心。另外发表不少杂文，报导了北平青年文艺组织的组成与联合。更有意义的是对唯物辩证主义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当时魏东明说，他对于哲学极感兴趣，也即是对唯物主义感兴趣，并将其心得写了文章。用他的话说，《生活文化》在政治思想上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我记得，有些经常用来解释质量关系、事物运动规律、否定之否定等通俗例子（类似我们经常用的麦秆和麦穗的例子），在《生活文化》里常用一种闲话的形式作通俗的阐述。现在想来，当时虽然不免青年人的稚气，但对传播新思想，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生活文化》是北平的革命文艺青年作品在天津的橱窗，它对天津青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北平青年文艺组织活动，通过《生活文化》传送到天津，同时，它对《语林》本身也起到本质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语林》更多地吸引了大批文艺青年，使它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

《生活文化》出版不久，便值鲁迅逝世。1936年12月2日《生活文化》发表了魏东明的《纪念鲁迅先生》、魏伯之《悼鲁迅先生》、王永泉哲学小品《重复》、牧风的《新的洗礼》等篇，以后几期都有绥远战况的报告文学。到1937年1月，魏东明发表了一篇《绥行观感》，文中写道：“希望大家把陕变和绥战连系起来，我们站在民众的立场，希望陕变能和平解决避免内战，一致对外。使绥远抗战之烈士，不白白牺牲。”这段话基本是民众呼声。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末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声，已是亿万人民内心的呼声，由文学家笔下写了出来，由音乐家谱了出来，成为一首不朽的歌子。在这个时代，文艺的使命，决不会是什么爱情，什么风花雪月，而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只有联系到当前人民最关心的政治，才有它血肉丰满的生命！三十年代青年作家，就是在这种政治浪潮中成长起来的！

1937年6月间，我为了进一步充实《语林》，大量组织作者，到北平清华大学去找魏东明，在学校见到李长之等人。魏又引我到沙滩一个公寓见到一大批青年作家。当时情况只感到热情，名姓、相貌都记不得了。前年和方纪同志谈起来，他说起我们可能早就认识。我想，当年见到的大批青年作家中，方纪同志可能就在内的，可惜那时会面的仓猝，后来没有再接触，如今回忆当年，一切都象梦中了。当晚邀这些人到中山公园后河岸茶座聚谈，谈到十一点过了。这时北平局势已很紧张，青年集会是最引人注意的。因此，我们遭到警察干涉，幸亏我有一个记者身份，他们才比较客气，只是劝说快快散开，我们只得握手告别，一切以后联系都委托魏东明了。次日，魏东明还特别邀了舒群，一同在前门外“馅饼周”吃晚饭。舒群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豪爽，当时也约他帮《语林》写稿。总之，这次北平之行收获是很大的，回到天津不久，北平的大批稿件寄来，但是没等细看，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天津的情况紧得很，没有等到发表几篇，天津事变爆发，《益世报》凭藉租界，继续挣扎着出版，只能出半张报纸，登一些重要新闻，其他版面均已暂停，《语林》更不能出版了，坚持到9月初，经理被日本人捕去杀害，《益世报》停版了。

魏东明等在南京没有失守以前来到天津，要乘轮船南下。当时上船要在天津英租界大连码头上驳船，到塘沽出海，再转上轮船南下。我家在英租界，离大连码头很近，魏东明和几个同学来到我家，正好我的妻妹也要到后方，我便托魏东明照应，一同南下。当时青年们南下的情景是动人的，一条接一条的驳船，坐满了人，差不多是一色青年学生，尽管他们化了装（脱去西装，换上长衫），但无法藏掉他们的气质。这时，天津英租界警察负责人是李汉元，他对维护青年们安全还是尽了一定的责任的。又不久，白晓光也来了，也到大连码头上船。我一连送了好几次人。他们临别总先到我处辞行，希望我也到后方去。当时我在电话局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抗拒日本接收活动。当时的人，总是希望能支持多久是多久，支持到战争结束更好，认为英租界尚有一定的力量，日本不会轻易进入。不久，日军封锁了租界，租界反而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暂时安全的孤岛。

忽然从重庆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一方剪报，报上记述到我还有别人的近况（记得有李霁野先生），对我干电话局很不满，他大概以为电话局已是日方的机关了，认为我干电话局是附敌，实际是错了。来信的人说，这报纸的新闻也许是一种“安全之毁”，但是他希望我爱惜羽毛，情词是十分恳切。从笔迹和文字上看，显然是魏东明了。这封信不知怎么会寄到天津租界里来？因为来信没有注具体地址，无法回信。有人去重庆，我曾托他打听，一直也没有消息，只有希望将来见到面再说了。直到天津解放不久，魏东明来天津，我们见了一面后匆匆分手，以后听说他在长沙任党校校长，一直没有再见机会了。

回忆的作用往往是对过去作一番评价。这种评价有点历史地评价的性质，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便不应当不对过去作比较公正的评定。《语林》在当时并看不出什么作用，但今日看来，至少它留下了当年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活动状况。从而也看出抗战前的文学状况。《生活文化》记载了1936年间北平文坛动态，虽然是一鳞半爪，今日看来也未尝不是一部分资料。

把北平当年大部分革命文艺青年组织到《语林》中来（天津和其他地区有同样的情况），这对天津这块地方文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是应当肯定的。问题在于在开始发展中，便被突变的抗战局势给夭折了。这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遗憾！由于《语林》出版《生活文化》，当时北平的文艺青年的动态，时有报道，其实它代表当年华北文艺青年活动的方向。今日一星半点的材料都可以想象到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青年文艺是什么样的内涵，回想起来，那种一心为革命的朝气是可贵的，而具体内容又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就是今日我们每日听到的国歌精神，这首国歌就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那个民族危险时候的“敌忾同仇”的精神，也反映了文艺和政治生活的紧密的关系。我以为，它对尔后中国文艺的革命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的。

《语林》在1936年11月2日，发表了一篇尚之所写的《最近北平的文坛》，看到当年北平文艺青年活跃的情况，为之振奋（当时天津也基本上如此）文章如下：

北平的文坛是很沉寂的。“12·9”学生运动发生前，北平就没有一个象点样的文艺刊物。也只有《泡沫》，还算差强人意。出了五期，便不幸夭折了。从“12·9”学生运动以后，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紧张与活跃，在文坛方面的表现，更为显著。负着救亡任务的文学刊物，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如《国防文艺》、《火星》、《令丁》、《绿洲》、《忘川》、《浪花》、《泉之学》、《导报》等。然而这个时候各个刊物是各不相谋的，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的。今年三月在西山松茔举行了北平文艺界郊外联欢会以后，各刊物相互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在那个联欢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组织一个北平的总的文艺团体的议案。于是，“北方文学会”应运而生了。(www.xing528.com)

兹将“北方文艺协会”所领导下的各小团体的情形，分别介绍如次：

《文学导报》，今年2月创刊，主编人为张露薇。该刊偏重创作与诗歌、论文，散文与戏剧占一小部分。

《新地》，清华文学会出版的文艺刊物。

《今日文学》就是《浪花》的后身。

《文地》，异军突起的新刊物。闻该刊是由唐珂等负责编辑。

《火星》，燕京大学文艺社出版的刊物。

《黎明》，是东北文艺青年所编的刊物。

此外如《榴火》已出版两期，《令丁》两期后停版。

北平作家协会早在今年六月着手进行筹备。第一次筹备会在七月间于中山公园举行。该次到会者有王余杞、李辉英、丁非、杨乃辰、曹靖华、澎岛、杨刚、乃滔等三十余人，嗣后乃陷于停顿状态。闻最近拟召集开会，并约朱自清、陈铨、闻一多、梁实秋、梁宗岱、沉樱等各大学教授应邀参加。

这篇报道勾画了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青年文艺活动发展的状况。北平青年的活动影响了天津文艺青年的活动，《生活文化》对北平文坛的介绍，对天津是有作用的，北方文学会开会时参加者王余杞，在当时就是天津的一位文艺活动中有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