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自信与传播

(一)发挥跨境语言文化优势

跨境语言是指不同国家、同一族群共同的母语,但因为“跨境”,同一语言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跨境语言的内涵和外延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的交际功能、社会功能和地位也不同。但总体而言,跨境语言天然具有族群联系纽带优势,更有利于打破地理空间限制,形成一条看不见的情感交流渠道,这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重要的资源。

跨境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沟通民心的有效渠道。研究跨境语言,掌握好跨境语言,发挥好跨境语言的作用,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而且可以沿边境建立多功能的语言带,增强跨境的语言文化沟通,也增加边境的语言文化安全。

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也是文化建设实施的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已建成或规划中的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等邻国的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项目,大多以民族地区为基点。

中国的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具有语言文化互通的优势。中国有30多个跨界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其中8个民族建有民族国家、4个民族在邻国建有一级行政区。中国民族地区与这些沿线国家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成为文化建设实施的天然优势,也构成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天然桥梁。中国要深入挖掘民族地区文化的特色优势,利用跨境文化优势,向沿线国家展示中国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涵。

中国跨境语言有近30种,如蒙古语、朝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苗语、瑶语、壮语、傣语等。这些跨境语言基本分布在边疆,属少数民族语言,与邻国跨境通用。但跨境语言的数量有别,社会功能有别,既有官方语言,如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更多是非官方语言,这也影响到跨境语言的活力,一般是跨境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活跃的地区,所使用跨境语言活力就强,反之亦然。

目前中国的跨境语言使用人群分散,使用人口数量日趋减少,语言活力趋缓。

文化建设的实施,为中国的跨境语言注入了新的发展血液,打通了中外贯通的新渠道,只要有序推动合作,充分发挥跨境语言的跨文化交流优势,就不但可以推动文化建设更加顺利,而且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区域性的典范经验和模式,从点到面,逐渐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实现交融。从这个角度可见,文化建设为激活中国跨境语言的新价值提供了新的机遇,而跨境语言的活力则为文化建设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新的助力。

文化建设同时还为保护跨境语言提供了机遇。任何语言都具有社会性,都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并且是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化现象,因此,语言的社会功能也与历史性密切相关,即使同一种语言,若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社会功能,而且会因为使用人口数量的增减而表现出不同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语言具有自生功能,但必须能与社会发展同步,且不断从社会中汲取新的生命养料,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获得自身发展。

全球化时代,语言的社会影响力也与其国际化水平息息相关,越开放的语言越具有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具有活力。但全球化是双刃剑,对某些族群的语言文化是催化剂,而对另一些族群的语言文化可能就是除草剂,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族群都主动融入国际,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族群都有能力融入世界,但融入世界作为一种世界趋势对世界不同语言文化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影响强弱有别。在这种情况下,外力拉动对一些渐渐失去活力而又希望恢复生命力的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与文化建设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的语言功能正逐渐减退,已经出现濒危态势。文化建设连通亚欧,重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对跨境语言的需求在增加,这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都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使跨境语言的价值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应的保护措施、经济支持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只要科学规划,借风行船,在搭文化建设顺风车、顺风船的同时,也更深入融入文化建设本身,成为文化建设的助手和运输船、润滑剂,切实发挥跨境语言的民心沟通作用,为文化建设的顺利实施铺好路、建好港,就完全可以实现与文化建设的共享共荣,同舟共济。

文化建设沿线国家文化构成复杂,表现形态各异,政治和经济体制差别巨大,发展路径也不同。中国作为主导国,要在众声喧哗、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沿线国家顺利贯彻文化建设的建设计划,面对着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阻力和障碍,而跨境语言独具的跨文化交流优势,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针对文化建设的各种负面压力和阻力,就如为不同的门设计的一把把钥匙,可为中国和沿线国家打开一道道相互理解之门、互信互惠之门、协同发展之门。与此同时,也可借助文化建设的语言需求,加快整理、规划跨境语言的传承和发展计划,提升跨境语言的活力,储备相关人才,建立相关资源数据库,全面掌握跨境语言的动态和状态,并与文化建设发展路径有机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共促共进。

在文化建设总体发展框架下,中国跨境语言独特的跨文化沟通功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跨境语言是一种亲情语言、根源语言,有助于提高中国与跨境语言所涉国家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跨境语言虽然分属不同国家和地区,但就语言本身而言,又属于同一民族的共同语言,既是族内交际语,又是外语,让同族人群相对容易找到同源同根的认同感,从而提高沟通的效率,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认同,这对区域安全,尤其是边境的稳定,也极其有利。

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改革开放,与国际国内和平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而只有和平,才能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吸引更丰富的外来文化“走进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这也是中国能够提出文化建设并得到广泛响应的基本前提。可见,中国与文化建设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既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外交资源;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跨境语言丰富,应结合文化建设,发挥与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优势,使跨境语言成为国与国之间感情与文化的纽带,进而构建以跨境语言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标准,有利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生态环境。

(二)复合型技术人才是文化的前线

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联通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航空、高铁、航海、输气管道、跨境电缆等,最终建成亚欧非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大量中国技术人才也随之生活在沿线国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哨兵”。为此,在对交通、通信、航空航天等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培养过程中,应加强中华文化知识和传播能力的训练,把技术型人才打造成传播中华文化的复合型人才。

技术人才是文化建设基础建设的生力军,不但对设施联通至关重要,也是民心相通的前锋和播种机。但要完成这种使命,技术人才显然就不能只懂技术,这要求我们在培养服务于文化建设的技术人才时必须打破传统的专业设置,建立多层次培养机制,推动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相结合,跨文化交流技巧和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同时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加大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共建技术人才教育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基地,切实让技术人才复合成长,综合发展,使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有机融合,并在文化建设之路上不断播撒复合之光、文明之光。

目前,文化建设所需技术人才缺乏,尤其是文化建设速度快,辐射范围广,技术人才出现供不应求现状,如按照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计划,每年所需技术人员至少6.5万名;2010—2020年间,亚洲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大约是8万亿美元,其中包括68%的新建项目,目前估计技术人才缺口巨大;而在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数控机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装备、海洋高技术装备及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行业,高端工程科技人才更是严重不足,缺口以千万计。文化建设的海外投资项目大多分布在技术含量要求较高的行业,如设计制造、质量监控、产权交易、国际物流、技术转化、电子商务等领域,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也相应具有较高的技术能力、专业素质和国际视野,而人才培养又具有周期性,在技术能力培养时间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融入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也是中外教育机构培养文化建设技术人才时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当前,文化建设建项目投资快、项目多、额度大,除了中国外派技术人员外,还需要大量所在地的技术人员加盟,有些项目甚至以所在地人才为主。如何在吸纳和雇佣当地技术人才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文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一些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时往往主要重视经济收益,而忽略了中资企业传播中华文化、代表中国形象的使命,没有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企业文化,导致中华文化资源的浪费。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从政策层面整体规划,对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进行文化传播资质审核,并将传播中华文化作为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基本要求,同时投入一定的资金和人员,对海外中资企业外方员工进行汉语和中华文化方面的培训,并在条件许可的国家或地区实行外方职工入职汉语能力测试,制定汉语准入制,这不但能使中资企业内的外方员工更加重视汉语和中华文化,而且可以带动当地民众认知汉语和中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重要的是,可以真正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使中资企业真正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桥头堡”,为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当地化铺好路、搭好台,最终形成星火燎原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态势。

文化建设的实施过程,也是以中国技术提升沿线国家和地区技术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加强中外企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优化文化建设技术人才结构和所在国技术人才结构和层次。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大多国家经济力量薄弱,技术设施落后,相关人才缺乏。文化建设的推进为所在国或地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也提出了技术要求,这就有利于激发出所在国或地区的技术人才的成长,以经济驱动带动人才培养,在促使当地技术人才重新整合优化的同时,提升所在国或地区技术人才的能力,而对这些潜在技术人才的培训,又可为中国和所在国的教育发展提供机遇,也能为中华文化的当地化提供机遇。

“设施联通”是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建设合作的抓手,也是很多国家真诚欢迎文化建设的初衷,解决了这一问题,就解决了困扰很多沿线国家多年的发展瓶颈,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人才,尤其是一线的技术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尤其是靠中国主导的中外合作教育培养,这是很多沿线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所决定的。文化建设沿线国家只有少数的经济发达国家,很多国家的教育水平与文化建设技术需求不对等,无法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中国可依托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经济优势和政策优势,在培养当地产业人才和技术人才过程中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尤其是有意识地推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合作,其中最关键的是语言和文化教育,适当地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以科技合作促汉语和中华文化当地化,以中国人才标准提升所在国人才培养质量,以文化浸润技术,在沿线国家培养出既懂技术、又知华友华的未来技术骨干和科技精英,形成所在国独有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成长渠道,从而引领文化建设合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并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三)人才培养模式要具备动态调整机制

中国和沿线主要国家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三个环节:政府宏观指导,高校培养人才,社会使用人才。但这三个环节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而是各自拥有一套独立的管理体系,从而造成人才培养与政府需要、社会需要的脱节。

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战略实践性强,时效性和效率性高,涉及面广,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相关人才要求,中国和沿线国家都应及时抓住文化建设机遇期,以挑战为要求,及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与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及时推动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围绕文化建设中华文化传播需求创新内容与形式,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对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

文化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学互鉴之路,文化交流与经济、金融、外交、科技领域的交流密不可分,但在某一点上这些领域实现了交叉,那就是教育,因为这些领域所需要的人才,主要通过系统教育得以成长,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目前人才仍以高校培养为主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将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及时反馈到大学课堂教学中去,使课堂教学内容紧跟文化建设的动态而调整,并利用高校的科技资源优势和国际合作优势,及时将经验概括提升为理论,然后及时应用于文化建设实践,这样不但可以及时发现并调整文化建设中的偏差,而且可以更准确地规划文化建设的未来。

当然,对高等教育而言,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计划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不是每所高校都有能力做到,实际上也不需要每所高校都这样做。可以在一些有基础的高校设立专门的学院或培训机构,或中外合作建立“‘一带一路’学院”,制定专门的课程计划和培养方案,作为试点先期进行探索,待形成相对成熟的经验再推而广之,以文化建设的动态性引导相关人才培养机制的动态调整,以高校的理论优势及时指导文化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和稳定性。(www.xing528.com)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也就是五千多年教育史,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主导下的教育发展使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中国现代教育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中国在与世界的博弈中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这种唇齿相依关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与时倶进、与国家发展同步的特性,这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育的特性,在服务国家或民族发展中获得自身定位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高等教育服务文化建设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而文化建设则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获得了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机会。文化建设既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百年发展成果的检验,也提供了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平台,是源自西方现代教育的中国现代教育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接受验证的机遇,这对中国教育的现在和未来,尤其是创办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都能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

高校是科技、人才与创新的集散地,必须主动对接文化建设,潜身研究文化建设做什么事,需要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样的人等基本问题,把服务文化建设行业发展作为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的前提,从培养理念、师资队伍建设、校企结合等方面下功夫,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以差异性研究为参考,切切实实找到文化建设中的人才问题,在提升人才服务文化建设能力的过程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文化建设为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获得世界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文化建设是中国发起的,服务于文化建设的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教育,也首先要考虑对中国文化、制度的适应性。中国高等教育要抓住时机,从学习者变身为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通过组建文化建设教育共同体,完成转身和突围,并在新的平台上主动发声,带头合唱,逐步掌握教育话语权,以中国智慧,与沿线国家和世界分享中国教育经验和成果,让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重新在教育领域引领世界向文明和谐发展。

(四)“政府—高校—企业”自循环培养策略

文化建设的实施需直面沿线国家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因此,服务于文化建设的人才必须纳入中国的相关政策体系和人才使用体系,也必须贯彻统一的培养标准及目标。

中国目前的人才培养,仍以知识型为主,学校和学生都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把知识的获得作为学习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忽视或无法进行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和自我创造能力的开发,导致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相对不足,陷入了高学历低能力的人才培养怪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文化建设的实施,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是一项综合工程,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复合多元的。而当前中国及沿线国家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实际效果都与文化建设沿线国家快速增长的对中华文化的实际要求和认知需求有一定差距。

文化建设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也相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为了满足文化建设对人才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能力的要求,中国和沿线国家政府、高校及企业应主动合作、积极合作,首先建设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以加强对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和专业需求的动态预测,并以大数据分析供需矛盾,指导国内外高校根据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人才需求动态设置新专业或调整现有专业。同时打破既有学科布局,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统筹不同专业学生按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的标准优选课程,集中强化培训,以保证培养的学生既符合文化建设的专业要求,又具有扎实的中华文化知识素养。

人才培养的关键首先是理念,然后是过程,过程的体现则是完整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符合文化建设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必须以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为基础,必须突破现有专业人才培养“以学为主” 的传统模式,以创建文化建设专门实践平台为手段,以拓展政府—高校—企业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为实施路径,实现“教”　“学”　“练”　“用”四位一体、无缝衔接、相互融合、互为补充、零时差同步,使专业课学习、实践技能与跨文化交际技能培训实现有机统一;使学生的学习与实践实现知识集中化、效果最大化、效率最高化,形成“学习—实践—内化—提高—再实践”自循环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进而提炼出行之有效的创新经验,引领文化建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创新改革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能引领世界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鉴于文化建设人才的服务功能和行业特点,中国和沿线各国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基于文化建设人才需求结构,以企业为需求主体,使高校的教学资源优势与企业的实践资源优势相结合,实现课程教学和技能训练的“双主体”负责制,构建一个立体的人才培养自循环模式,即政府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需求提出预期—高校根据政府宏观指导实施培养过程—社会使用人才并检验和反馈人才的社会适应情况—高校和研究机构综合反馈意见调整人才培养方式,并及时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政府调整指导意见反馈给高校。其中每一次再循环都是人才培养层次的一次再提高,而培养内容、培养目标和培养途径却能始终保持协调一致。这种自循环人才培养模式,可以驶入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快车道。

文化建设人才需求的复合性,决定了任一所高校、单独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培养出适合文化建设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推进过程中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因此,中国和沿线国家高校可以精准对接文化建设需求,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或成立区域性的人才培养联盟,量体裁衣,协同合力,在推动文化建设人才更能满足建设需要的同时,实现中外大学、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合作,为中外教育改革提供一种思路。

(五)建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学术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人文社科学界的一个基本术语,涉及语言、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等领域。最初仅局限于话语分析,现在已成为学界热点,尤其是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理念的提出,将这一概念提升到中国综合能力的代表性概念层面,引起了高度重视。

随着中华文化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世界不同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新的发展机遇期,构建出中国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自信。

作为时代的新课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具有跨学科、跨国别的特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能在现有条件下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也是中国综合实力强弱的晴雨表。中国全面崛起,意味着更有能力承担世界责任,也就意味着更有机会拓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从而更好地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融合,而世界所期待于中国的,也逐渐由经济为主过渡到中国经济和中国智慧并重,因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影响之一,就是促使世界越来越相信中国智慧是独具科学体系的一种理论,可以为复杂的世界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换言之,世界也在期待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以为世界和谐提供更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撑和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对世界认知中国、中国融入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新事物、新现象、新思想必须形成新理论体系,从而保证对中国的阐释自身一致、内外一致。这也使得新的话语体系能够与世界不同的话语体系更容易沟通,消除意识形态的固有敌意,达成新的和谐,实现相互认同。这种具有世界性的中国话语体系,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形态和新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十分宝贵的资源和深厚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民族之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智慧、中华文化,已与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共同构成了世界发展的基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独特且伟大的贡献,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它富含人和自然和谐的追求,实现道德理想的追求。

中华文化历史积淀深厚,多元共存,意蕴丰富,要传播好,首先就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理清和明确中华优秀文化的内涵和原则,只有从深厚的历史底蕴中汲取精神营养,才能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获得深沉持久的力量并推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换言之,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前提,避免文化的“古董化”“博物馆化”“异国情调化”及“原生态化”,要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华文化,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传播不断创新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

要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发出中国声音的方法,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并通过充分发掘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的世界价值,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国际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同时注重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规律,加强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比较研究,用外国人听得进、看得懂、感兴趣的语言和文字及各种其他方式,传播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最终形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国模式”,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终推动世界和谐,使中国智慧成为全人类的智慧。

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其本身就是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是人文精神与科学思维、执着入世与淡泊出世、关注已知与探索未知、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等“软文化”与“硬实力” 和谐一致的文化。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为我们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创新启迪。

独立、完善的学科规划是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世界化,学科建设的迫切性也日益明显。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要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必须基于对文化建设沿线国家文化的认知、反思、比较、选择,并在促进沿线各国对本民族价值观高度认可与信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价值观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目前,中华文化在文化建设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但研究的问题看似集中,实则分散,研究者多基于自身学科背景进行研究,使得相关研究虽星光闪烁却未能集光成束,从而分解了珍贵的学术资源,消解了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中华文化的教育与传播理论目前严重滞后于实践。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对中华文化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政府应主导建立以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并以此为旗帜,整合国内外相关学术力量,在沿线国家设立系列研究机构,整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时机成熟时纳入学科规划,设立相关专业,逐步推动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的独立专业,完善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

【注释】

[1]于巍.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J].海外英语,2021(09):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