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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天文学探索:解读天圆地方观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周髀算经》所记周公和商高关于“天圆地方”的讨论属实,则此观念的产生应该不迟于公元前11 世纪的殷周之际。因此,殷人的四方观念只可能出自于推测,而推测的依据应该就是“天动地静”现象。另外,《晋书·天文志》称,盖天之说“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商高”,把“天圆地方”观的形成时间提前到了史前的渔猎时代。

楚国天文学探索:解读天圆地方观

如果《周髀算经》所记周公和商高关于“天圆地方”的讨论属实,则此观念的产生应该不迟于公元前11 世纪的殷周之际。另外,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看,殷人一方面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中商”,如:“受中商年”[172] “于中商乎御方”[173] ;一方面又把“中商”以外的周边地区分别称作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如:“东方曰析,风曰;南方曰炎,风曰;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勹,风曰[174] “癸卯,贞东[方]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175] 这表明,在殷人心目中,整个大地是一个以商地为中心的四方形(有学者认为是一个“亞”字形,亦即“”形[176] ,可备一说)。然而,商地的周边地区不会是四四方方的,殷人也不可能通过实地考察得到周边地区为方形的直观印象。因此,殷人的四方观念只可能出自于推测,而推测的依据应该就是“天动地静”现象。根据“地静”现象得出大地为方形的判断,又根据“天动”现象得出天空为圆形的判断。尽管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有关“天圆”的记载,但从殷人已经以“地静”认识为基础建立了“地方”观念这一情况看,当时对天动现象已有明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天圆”观念,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另外,《晋书·天文志》称,盖天之说“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商高”,把“天圆地方”观的形成时间提前到了史前的渔猎时代。值得注意的是,20 多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两处红山文化遗址中各发现了一组圆形和方形祭坛。一是1979 年,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东西宽11.8 米、南北长9.5 米的石砌方形祭坛;在方坛以南15 米处,有一个直径2.5 米的石筑圆形祭坛(图一)[177] 。另一是1981 年,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自西向东排列的4 座墓葬与祭坛相结合的高台封土积石冢。其中,编号Z2 的为一东西宽17 米,南北长18.7 米的方坛;在Z2 以东2 米处,是一个由石桩筑成的三层同心圆圆坛(图二)[178] 。据碳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均已距今5000 年左右。关于这两处遗址中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已有学者指出,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地的原始认识”[179] ;“三环石坛以象天,方形石坛以象地”,“是最早的天坛”和“最早的地坛”[180] 。还有,1987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一群公元前4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古墓群,其中,第四十五号墓不仅清理出了用蚌壳摆塑的青龙、白虎图像,且其墓穴的南部边缘呈圆形,北部边缘呈方形[181] 。关于该墓的造形,亦有学者认为,它与“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有关[182] 。如此看来,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渔猎时代,就已在对“天动地静”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产生了“天圆地方”观,应该是属于有据可依的历史事实。

图一 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石筑祭坛遗址

图二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方冢(地)与圆冢(天)相配合的积石冢

【注释】

[1]本文原刊于《天文学报》第25 卷,1984 年第3 期。此次收入作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订正。

[2]五大行星只是大致地按这个顺序运行,因为它们有时逆行。

[3]在中国古代,天极星包括北极周围的拱极星(参见《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与近代专指北极一星的概念不同。

[4]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第34 期,1944 年。

[5]北斗星斗柄的四季指向,与五行学说之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相符。所以,《鹖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6][英]湛约翰:《中国古代天文学考》,《科学》第11 卷,1926 年第12 期。

[7][英]湛约翰:《中国古代天文学考》,《科学》第11 卷,1926 年第12 期。

[8]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第34 期,1944 年。

[9]Joseph Needham: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Ⅲ,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P.171—494。

[10]王健民、梁柱、王胜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7 期。

[11]岑仲勉:《尧典的四仲中星和史记天官书的东宫苍龙是怎样错排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 年第1 期。

[12]本文原刊于《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5 期。

[13]《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4]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的星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 年第5 期。

[15]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 年。

[16]王胜利:《〈云梦秦简“日书”初探〉商榷》,《江汉论坛》1987 年第11 期;[日]成家彻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 年第6 期。

[17]杨巨中:《〈日书·星〉释议》,《文博》1988 年第4 期;郑刚:《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3 期。

[18][日]成家彻郎:《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文博》1991 年第3 期。

[19]郑刚:《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3 期。

[20]王胜利:《从九店楚简的日躔资料看其墓葬年代》,《武汉文博》2002 年第3 期。

[21][日]成家彻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文博》1989 年第6 期。

[22]按岁差原理推算,这个冬至点位置与公元前450 年左右的天象相符。

[23]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的星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 年第5 期。

[2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12 期。

[25]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1982 年第2 期。

[26]《燕京学报》第17 期,1935 年。

[27]《开元占经》卷十一。

[28]《史记索隐》按:“中道,房星之中间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间有四表然,故曰房。南为阳间,北为阴间,则中道房星之中间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黄道亦经房心。”由于房宿的位置恰当黄道,组成房宿的四颗恒星(天蝎座β、δ、π、ρ)又基本沿南北方向等间距直线排列,形成北、中,南三个间距均约3°左右的整齐空间;这样,当视直径为0.5°的月亮自西向东经过房宿时,其偏于黄道南北的情形会比较明显地在房宿背景上反映出来。所以,古人经常用房宿这个不可多得的标志来表示月行偏离黄道的情况。

[29]《后汉书·律历志中》。

[30]《晋书·律历志中》。

[31]《李氏算学遗书》。

[32]《新唐书·历志三下》。

[33]《新唐书·历志四上》。

[34]《元史·历志一》。

[35]“正交”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的“降交点”。

[36]“中交”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的“升交点”。

[37]《授时历》规定“日”以下的时间单位“刻”“分”“秒”均采用百进位制,所以它测得的交点月为27.212224 日。

[38]“春正”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的“春分点”。

[39]“秋正”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的“秋分点”。

[40]《开元占经》卷十一。

[41]《开元占经》卷十一。

[42]《开元占经》卷十一。

[43]《后汉书·律历志》。文中的“牵牛”“东井”“娄”“角”分别为当时测定的冬至点、夏至点、春分点和秋分点所在位置。

[44]钱宝琮推算的结果是9.18 年(见《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历史研究》1960年第3 期)。他在推算时有一个误解,即把“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中的“月”误认为成“近点月”了。但在我国古代历算习惯中,作为计量单位的“月”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朔望月,从不用来表示“近点月”。所以,钱宝琮的推算结果不对。

[45]钱宝琮在《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一文中说:“李梵、苏统肯定了月行速度因月道离地远近而有迟疾。”不知他的根据如何,要知道在当时条件下,李梵、苏统恐怕还无法察觉月道离地的远近变化。

[46]《正宜堂文集》,商务印书馆,1936 年。

[47]《戴东原集》,商务印书馆,1929 年。

[48]《癸巳存稿》,商务印书馆,1977 年。

[49]J.Needham:Science&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II,pp.171—494,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59,PP.171—494。

[50]此图即明代王圻《三才图绘》中的《日月冬夏九道之图》。

[51]本文原刊于《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5 集,科学出版社,1989 年。

[52]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48、49 页。

[53]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以分野辨州国讥祥》,《思想与时代》第43 期,1947 年。

[54]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以分野辨州国讥祥》,《思想与时代》第43 期,1947 年。

[55]王胜利:《二十八宿的四象划分与四季天象无关》,《天文学报》1984 年第3 期。

[56]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49 页。

[57]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0 页。

[58]何幼琦:《评乾嘉间关于太岁太阴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79 年第5 期,第105 页。

[59]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50 页。

[60]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6 期,第86 页。

[61]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49 页;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97 页。

[62]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3 页。

[63]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50 页。

[64]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3 页。

[65]何幼琦:《评乾嘉间关于太岁太阴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79 年第5 期,第105 页。

[66]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5、86 页。

[67]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53 页。

[68]陈久金、陈美东:《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112 页。

[69]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28 页。

[70]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6 期,第83 页。

[71]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52 页。

[72]同上书,第55 页。

[73]陈久金:《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6 期,第83 页。

[74]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4 页。

[75]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99 页。

[76]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56 页。

[77]同上书,第54 页。

[78]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101、102 页。

[79]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0 页。

[80]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60 页。

[81]同上书,第64 页。

[82]陈久金:《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62 页。

[83]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102 页。

[84]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第三章,科学出版社,1957 年。

[85]参见刘坦《中国后代之星岁亿年》第三章第168、169、170 页所引《史记》材料。

[86]何幼琦:《关于〈五星占〉问题答客难》,《学术研究》1981 年第3 期,第100 页。

[87]陈久金:《颛顼历和太初历制定年代考略》,《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

[88]何幼琦:《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学术研究》1979 年第1 期,第82 页。

[89]同上书,第86 页。(www.xing528.com)

[90]何幼琦:《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6 期,第82 页。

[91][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中华学艺社,1933 年,第433 页。

[92]本文原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9 卷,1990 年第1 期。

[93]这个情况可从《春秋》《左传》的记载和东周时期铜器铭文中得到证实。

[94]《诗·小雅·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95]《广雅·释诂一》:“既,尽也。”

[96]《广雅·释诂四》:“既,已也。”

[97]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年,第103 ~110 页。

[98]因卜辞中没有关于月相的记载,目前还不能确定殷代历法究竟是以新月,还是以望月或弦月定月首。

[99](清)王韬:《春秋朔闰日至考》,《春秋历学三种》,中华书局,1959 年;[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中华学艺社,1933 年。

[100]张培瑜:《西周历法和冬至合朔时日表》,《天问》第1 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年。

[101]《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5 期。

[102]《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 年。

[103]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10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年;黄盛璋:《释初吉》,《历史研究》1958 年第4 期。

[105]董作宾:《四分一月说辨证》,《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2 卷,1942 年。

[106]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 年第11 期。

[10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108]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109]《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5 期。

[11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 册,1955 年。

[111]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112]郭沬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13]郭沬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14]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 年第1 期。

[115]刘启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幽纪年铜器》,《古文字研究》第9 辑,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16]《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5 期。

[11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 年第4 期。

[118]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119]参见刘金沂、王胜利:《诗经中的天文学知识》,《科技史文集》第10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年。

[120]陈久金:《屈原生年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2 期。

[121][日]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战国秦汉之历法》,沈濬译,中华学艺社,1933 年。

[122]《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 年第6 期。

[123]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1 期。

[124]《论语·卫灵公》。

[125]《史记·历书》。

[126]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1 期。

[127]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9 期。

[128]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129]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30]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1 期。

[131]本文原刊于《文物》1990 年第3 期。

[132]王胜利:《关于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该文有两处印校错误:第141 页第9 行“秦一月”为“秦十月”之误,第11 行“秦五月”为“秦二月”之误。

[133]包山墓地竹简整理小组:《包山二号墓竹简概述》,《文物》1988 年第5 期。

[134]曾宪通:《楚月名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1 期。

[135]包山墓地竹简整理小组:《包山二号墓竹简概述》,《文物》1988 年第5 期。

[136]包山墓地竹简整理小组:《包山二号墓竹简概述》,《文物》1988 年第5 期。

[137]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07 年第8 期。

[138]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342 页。

[13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科学出版社,1978—1982 年。

[140]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341 页。

[141]郭若愚:《长沙仰天湖战国竹简文字的摹写和考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3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30 页。

[142]武汉市文物商店:《武汉市收集的几件重要的东周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2 期。

[143]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578,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44]《左传·成公十三年》。

[145]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第342、384 ~385 页。

[146]刘金沂、王胜利:《诗经中的天文学知识》,《科技史文集》第10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年。

[147]《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148]《史记·秦始皇本纪》。

[149]《史记·历书》。

[150]王胜利:《关于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

[151]《史记·楚世家》。

[152]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04 年第12 期。

[153]湖北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 年第7 期。

[15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第3 册,团结出版社,1996 年,第767 页。

[155]勾萌,又作“句芒”,春之木神。《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句芒。”

[156]王胜利:《宣夜说与稷下道家》,《大自然探索》1997 年第2 期。

[157]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 年第2 期。

[158](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康回,共工名也。”

[159]本文原刊于《江汉论坛》2003 年第11 期。

[160]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203 页。

[161]陈久金:《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1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年,第59 页。

[162]金祖孟:《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28、163 页。

[163]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203 ~204 页。

[164]金祖孟:《中国古宇宙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63 ~164 页。

[165]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2 年第6 期。

[166][美]艾兰:《“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中国文化》第4 期,三联书店,1992年,第32 页。

[167]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 年第10 期;河南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2 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 年第7 期。

[168]陈久金:《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1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年,第59 页。

[169]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 年第10 期;河南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0 期;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2 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 年第7 期。

[170]李志超、华同旭:《论中国古代的大地形状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 年第3 期。

[171]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469 页注(1)。

[172]曾毅公:《甲骨缀合编》148,修文堂书房,1950 年。

[173]商承祚:《殷契佚存》348,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1933 年。

[174]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14294,中华书局,1978—1983 年。

[175]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2·29·7,珂罗版影印,1933 年。

[176][美]艾兰:《“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中国文化》第4 期,三联书店,1992年,第32 页。

[17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11 期。

[17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8 期。

[179]《座谈东山嘴遗址·刘晋祥》,《文物》1984 年第11 期。

[180]冯时:《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221 ~223 页。

[18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3 期。

[182]冯时:《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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