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历法年首从年末置闰论

关于西周历法的年首，根据古代文献流行的三正交替的说法，是以冬至所在的子月为正月。如《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但是，清末学者王韬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等人通过对《春秋》一书的研究^[99] ，已经证明春秋时代的鲁历就不完全是以子月为正月。在春秋前期，鲁历主要以丑月为正月，即冬至大都在十二月；春秋中期以后，鲁历正月才逐渐改以建子为主。又《春秋》自称鲁历正月为“（周）王正月”，可知春秋前期东周王历的年首与鲁历的情况应基本一致，即以建丑为主。春秋上距西周仅几十年，所以，西周历法的年首是否建子就是很值得研究的了。

我们认为，西周历法的年首和春秋前期鲁历年首的情况很可能也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要从年末置闰谈起。王韬和新城新藏对《春秋》的研究表明，春秋前期，鲁历实行的是年末置闰，即闰月固定在冬十二月之后，所以书中只称闰月，不说闰几月。春秋中期以后，鲁历可以随时置闰，闰月的设置就不是固定在十二月之后了。我们认为，春秋前期鲁历的正月建丑和年末置闰都是观象授时制历的必然结果。春秋前期，鲁历月首的确定虽然摆脱了对观测月相的完全依赖，实行了以推步确定朔日的改革，但其年首的确定还继续着观象授时时代的传统。历法以丑月为正月，就是把正月放在冬至所在月份的下一个月。这种安排年首的方法，说明这种历法虽然是以冬至为标准定年首，但它还不能准确地推算冬至的日期，即无法预先确定何月为子月，它只能依靠实际观测日影或某些标准星象的出没或南中，来判断冬至的到来。由于实测工作一般都是在冬至月中进行，周王或鲁国国君要在冬至的到来得到确认以后才颁行第二年的年历，则第二年正月就只能从冬至所在月份的下一月——丑月开始起算，而冬至所在月份——子月就只能作为年终月使用。另外，由于回归年周期长于十二个朔望月周期，冬至节有时会出现在十二月之后的第十三月，这样，第十三月就要置为当年的闰月，第二年正月仍从冬至月的下一个月（丑月）开始。我们认为，春秋前期鲁历的年首建丑和年末置闰正是这样产生的。春秋中期以后，鲁历正月改以建子为主，闰月也不完全固定在十二月之后了，这标志着鲁历冬至的确定也发生了从完全依赖实测到依靠推步的转变。

统观迄今发现的所有西周金文记时资料，其中有不少关于十三月的记载，但没有一条关于其他闰月的记载，可知西周历法实行的是年末置闰法。其闰月名称为十三月，也说明不会再有其他闰月。根据前面对春秋时期鲁历的讨论，我们认为，实行年末闰的西周历法在月首都要依赖实测新月确定的情况下，其年首的确定也不会摆脱对实测冬至的依赖。也就是说，西周历法的年首很可能像春秋前期的鲁历那样建丑，而不可能建子。

张培瑜先生在《西周历法和冬至合朔时日表》^[100] 一文中，利用自己编算的《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研究了两条认为是断代准确、无争议的金文记时资料。其一为周宣王时器此簋的铭文：

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101](www.xing528.com)

由查表可知，宣王十七年（前811 年）建子、建寅的十二月均无乙卯，则乙卯只可能在建丑十二月，此月癸丑朔，初三乙卯。其二为周幽王时器柞钟的铭文：

隹三年四月初吉甲寅……^[102]

由查表可知，幽王三年（前779 年）建子、建寅的四月均无甲寅，则甲寅只可能在建丑四月，此月辛亥朔，四日甲寅。两例研究结果均为正月建丑。据此，张培瑜先生认为，西周历法的年首“不都是建子”。这两例研究结果，应能说明我们关于西周历法的年首建丑的推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至于西周历法会不会出现正月建子的情况，我们认为，一般不会。如果有的西周金文记时资料用建丑历法解释不通，这就要考虑该资料的记时可能是建寅，而不应该用建子的历法去解释。因为，王韬和新城新藏对《春秋》历法的研究还表明，春秋前期的鲁历就是虽然以建丑为主，但还存在间或建寅的情况。这种间或建寅的情况也是因当时是以实测冬至定年首所引起的。以实测日影定冬至为例，假如某年冬至日正好位于十二月月底，但观测者在冬至这天并不能断定日影是否已达最长，其准确的判断只能在第二天（丑月首日）中午才能实现。周王或鲁国国君若要在冬至的到来确定以后颁历，因丑月已经开始了，则第二年正月就只能安排在下一月——寅月，丑月则定为当年闰月。若是这样，第二年正月就不会建丑，而只会是建寅了。据此，我们推断，西周历法发生类似鲁历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就是说，西周历法的每年正月虽然一般都是丑月，但是有时也难免要出现正月建寅的情况。这一点，恐怕是人们在研究和使用西周金文记时资料的时候也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