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历法月首揭秘：楚国天文学探索

西周金文记日除了使用六十干支以外，还使用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四个特殊词语。由于这些词语在西周以后基本停止使用，它们的确切含义也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早在汉代，人们对“霸”字的解释就已出现对立性的分歧了。一种解释认为，霸是指月面的光明部分，如许慎《说文解字》云：“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另一种解释认为，霸是指月面的黑暗部分，如张衡《灵宪》云：“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霸）生于日之所蔽。”

为了弄清这些记日词语的含义，从汉代至今，先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种种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一为“定点说”，即认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表示月相具有某一特征的那一天；二为“四分说”，即认为四个名词各表示一个朔望月的四分之一；三为“二分说”，即认为既生霸和既死霸各表示一个朔望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每一种解释中，各家的具体观点也互有出入，不尽相同。由于这种种的解释各自都存在一些缺陷，所以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种解释能够被人们所共同认可。

统观古今各家解释，无论其差异多么大，有一个认识却是共同的，即都认为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三个词语与一定的月相有关。人们这一共同认识的正确性似毋庸置疑。因为，这三个词语所分别使用的“霸”字和“望”字的字体结构中都有“月”字的成分，且“望”字在西周以后一直用来表示月相满圆时日、月在东西方地平线上相望这一天文现象。另外，利用月相记日也符合我国早期历日制度的实际需要。因为，我国至迟从商代起就使用干支记日而不用数字记日，干支记日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地确定某日干支在一个月中的具体位置。所以，作为以朔望月周期为记时单位并以干支记日的西周历法，同时利用有明显特征的不同月相作为确定各日干支在月内位置的标志，是比较方便也比较准确的。可以说，使用表示不同月相的词语配合干支记日，是西周历日制度在商代干支记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自然结果。

至于初吉，虽然其“吉”字的字体结构与“月”字无关，但由于它与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三词在西周金文中被共同用以配合干支记日，所以不少解释都相信这四个词语的性质是相同的，即认为初吉一词同样与一定的月相有关，因而将四个词语统称为“月相名称”或“月相用语”。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否定了初吉与一定月相的对应关系，因而认为将这四个词语统称为“记日词语”更合适些。笔者经过研究，也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对应关系（论证详见本文第三节），所以采用了“记日词语”的称呼。

既然西周金文记日词语多与月相有关，要给这些词语以准确的解释，首先有必要弄清西周历法的月首。起初，有相当多的解释是把初吉、既生霸和既死霸这三个词语中的一个或两个与月朔相联系，认为西周历法是以朔日作为每月的首日的。然而，西周时期究竟是否能够推定朔日，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大家知道，除了日食发生的时刻以外，月朔现象在其他时间都无法直接观测到，若历法以朔日为月首，则朔日的确定通常只能依靠推算来实现。所以，历法一旦实行以朔日为月首，就意味着一年中各个月份的起始日期都可预先推定，各记日干支在一个月中的具体位置也可根据该月朔日的干支很容易地推定。而那些具有明显特征的月相的所在日期，在月首、朔日确定以后，却会随着大小月安排的不同而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如新月初见的朏日会在初二、初三之间摆动，上弦日会在初八、初九之间摆动，望日会在十五、十六之间摆动，晦日会在二十九、三十之间摆动。这样，依靠随时观测月相辅助干支记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什么东周时期的历法实行朔日为月首以后，除了初吉以外，其他三个公认与月相有关的词语都停止了使用^[93] ，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因此，根据西周金文大量采用与月相有关的词语配合干支记日这一事实，我们认为，当时的历日制度是建立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的，还没有实行以朔日为月首的推步历法，也就是说，初吉、既生霸、既死霸这三个词都不会与月朔有关。另外，根据西周金文中至今未发现“朔”字，以及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周末、东周初的《诗·小雅·十月之交》^[94] 中，我们估计，周人很可能在西周末年才对月朔有了明确认识，而将朔日正式用于历法则可能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事情了。

西周时期的历日制度既然不是以朔日为月首，那么会不会是以新月初见的朏日为月首呢？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也很小。这是因为，朏日的新月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西周历日制度若以朏日为月首，则每个月的首日都必须等到晚上看见新月以后才能确定下来。这对于主要集中在白天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西周国家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比如，周王若在早朝议政以后颁发诏书和公文，就会因不知晚上能否见到新月（即不知当日是否为月首）而无法签署准确的月份。如果说西周王朝竟会实行如此不方便的历日制度，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为了证明西周是以朏日为月首，有些学者举出了《尚书·召诰》的记载作依据。因为《召诰》记有：“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在一个月之内，从丙午到甲子19 天的这一大段记事，其记日顺序完全系之于一个朏字，就像后世的历法以朔为月首，日序以初一、初二……那样依次排下去。这些学者据此认为，西周历法是以朏日作为月首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西周金文中虽然屡见“朏”字，如曶鼎、吴方彝、九年卫鼎等器均有铭记，但都是作为人名出现的，没有一例被用来记日。这个事实说明，以朏日为月首恐怕不会是西周历日制度的实际。至于《召诰》的有关记载，很可能是后人编写的东西；或者《召诰》虽为西周遗文，也被后人加工整理过。还有那些在西周金文中从未出现过的，只见于《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哉生霸、哉生明、旁生霸、既旁生霸、旁死霸等记日词语，恐怕都不能看作西周时期的实际用语。人们在对西周金文中的记日词语进行解释的时候，不应该让这些非金文用语扰乱了自己的思路。(www.xing528.com)

由于新月是月光从无到有的起始点，具有易于识别的显著特征。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以朔望月周期为记时单位并且靠随时观测月相来辅助干支记日的西周历日制度来说，虽然不会以朏日作为月首，但却很可能以新月初见为标志来确定月首，只不过每月的第一天不是从朏日开始起算，而是从朏日的次日并始起算罢了。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三个词语的组成结构，可证实我们的推断是完全符合西周历日制度的习惯的。以既望为例，“望”表示“日月相望”这一特定天文现象；“既”字虽有二义：一训尽^[95] ，一训已^[96] ，但“既望”训为“尽望”于文义不通，故应训为“已望”，表示日、月相望以后的日子。对此，古今各说无异词。只是定点说和二分说认为既望仅代表望日之后的一日或两三日，而四分说认为既望代表望日之后、下弦日之前的七日而已。西周金文记日只见使用既望，而未有一例使用“望”或“望日”，可能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望日白天无法预料当天晚上日、月能否相望，他们既然要以日、月相望为标志记日，就只能在望日的第二天记以“既望”了。当然，如果西周不是以平旦而是以黄昏作为昨日和今日的日界线，是可以使用“望”或“望日”记日的；但西周金文从不这样用，这说明西周时期的日界线是定在平旦，而不是定在黄昏。与既望的使用同理，既生霸和既死霸两词都冠以“既”学，也都是表示月相“生霸”和“死霸”以后的日子。西周金文记日只见使用既生霸和既死霸，而从不使用生霸和死霸，也是因为生霸和死霸所代表的特定月相是在晚上出现，以它们为标志记日，也只能在它们出现后的第二天实行。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新月初见为标志确定月首的西周历日制度，其每月的第一天不可能是朏日，只可能是朏日之次日；而朏日在当时只能作为每月的最后一天来使用。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认识符合历史实际，西周金文记日从不用“朏”和“朏日”似可得到解释，但作为月首的朏日之次日就应以“既朏”来表示。可是实际上，西周金文中也从未出现过以“既朏”记日的实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朏”字的本义很可能就像它的字体结构所显示的那样，只是表示月亮出来这一现象，并不表示新月初见。由于除了朔日前后和阴雨天以外，月亮每天夜晚都要出现，所以这个与月相无关，仅表示月亮出来的“朏”字是不适于记日子的。至于后来“朏”字的字义发生演变，被专门用来表示新月初见，很可能是西周以后的事情了。为什么“朏日”用以表示新月初见之日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从未见于西周金文，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另外，如果我们关于西周历法月首的认识成立，由此还可推断，古今中外凡是依靠观测新月（或圆月）确定历法月首的民族，只要他们是以平旦而不是以黄昏作为日界线，其历法的月首必定是朏日之次日（或望日之次日），而不会是新月初见的朏日（或月相满圆的望日），朏日（或望日）只能作为其历法的月尾而存在；如果其历法的月首是朏日（或望日），那么，他们的日界线就应当是黄昏而不是平旦。

西周依靠观测新月来确定每月月首，这就意味着其历法各月的天数将会像以实朔为每月月首的历法那样，虽然大多按29 天和30 天相间的情况排列，但由于实朔与实朔的间距一般要在29.2 天至29.9 天之间摆动，极端情况的变化还会更大，这就可能导致历法月出现三个甚至四个连大月、或两个甚至三个连小月的情况，或者出现一个月有31 天甚至32 天的情况。例如，在殷墟卜辞中就不仅有小月29 天、大月30 天的记载，而且发现了四个连大月以及一个月有31 天的证据^[97] ，这表明，殷代历法就是以实测月相定月首的^[98] 。

由于每月的月首要靠观测到新月以后才能确定，这还意味着西周历法需要每月颁布一次，即每当朏日晚见到新月后，周王都要举行一次颁历活动。东周在开始实行以朔日为月首的推步历法以后，历法本可以一年颁布一次，但周王却要每月进行“颁朔”；春秋前期的鲁国国君也在每月朔日早晨举行“告月”“告朔”或“朝享”活动，向臣民们宣告一个月的开始。这些活动恐怕都是西周每月颁历制度的沿袭。据《左传·僖公五年》记载，鲁国国君在告朔活动中还要“登观台以望”，进行“视朔”。月朔现象本是看不见的，鲁国国君却偏偏要“视朔”，这种做样子给人看的礼仪除了可能是西周“视朏”制度的沿袭外，似很难再作别的解释。至于西周时期遇到天气阴雨、新月无法观测到的情况，周王举行“颁朏”“告月”活动的日期就要靠历官的观测经验去推算了。正是这种推算工作的多次进行，为东周时期实行以朔日为月首的推步历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