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天文学：与当时日躔位置的关系

认为《日书》“除”篇所记星宿与当时的日躔位置有关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除”篇十二个月份与星宿的对应关系，同《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记十二个月的日躔星宿十分相近。

《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成书的秦国文献，其“十二纪”所记载的一年十二个月的日躔位置，如“表三”所示。将“表三”与“除”篇各月的星宿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相同月份的星宿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另外，两者所记星宿都只与月份相对应，而不涉及具体年份。据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除”篇所记十二个月份的星宿就是当时一年十二个月的日躔位置。

不过，人们也注意到，两者之间还有少数相同月份的星宿并不一致。如，“除”篇中七月、九月、十月等三个月的星宿分别为张、氐、心，在“表三”中却分别为翼、房、尾。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别？这个问题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表三　《吕氏春秋·十二纪》日躔表

有学者认为，这大概是由观测地域的差别所引起^[18] 。因为，睡虎地《日书》出土于今湖北省云梦县，而《吕氏春秋》却是由当时的秦相吕不韦在秦国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编纂出来的。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似难以成立。因为，就同一时期而言，太阳在恒星间的不同位置完全是由观测时间（月份和日期）的不同决定的。如果在同一个月份和日期进行观测，两个观测地点的地理经度相差再远，所测到的日躔星宿也应该是相同的；而观测地点的纬度差别，则只会影响太阳出没时的地平方位和正午时的地平高度，更不会使太阳所在的星宿出现差别。

也有学者认为，“除”篇与“表三”的星宿差别可能是由时代变化所引起^[19] 。就是说，睡虎地《日书》与《吕氏春秋》虽然同为秦始皇时期的文献，但“除”篇和“十二纪”的天象资料却是分别出自不同的时代。鉴于“除”篇的张、氐、心，恰好分别是“表三”中翼、房、尾的偏西一宿，笔者也曾认为“除”篇资料的观测年代晚于《吕氏春秋》，是岁差导致了“除”篇日躔位置的相对西移^[20] 。不过，如果问题的原因真是如此的话，则“除”篇与“表三”的差异就应该是系统差，就应该表现在较多的月份中，而不应该仅仅表现在七、九、十等三个月份中。由此看来，这种认识的理由亦显得不够充分。(www.xing528.com)

有学者还认为，问题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历法是阴阳历有关^[21] 。因为，如果历法是太阳历，则太阳在各月所处的星宿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一定；而阴阳历的日期相对于太阳历日，却会在短短数年中表现出多达20 天左右的变化幅度，这样，按固定的阴阳历日期观测到的太阳位置也会随之表现出多达20°左右的变化幅度。不过，笔者认为，如果“除”篇和《吕氏春秋》的日躔资料确为当时在不同年份所测得，只要两份资料的观测日期都固定（不是有的月份在月初观测，有的月份在月中观测），则它们的差异也应该像岁差造成的影响那样是一种系统差，就应该表现在较多的月份中，而不应该仅仅表现在三个月份中。因此，这种解释也难以成立。

其实，如果从实用性角度考虑，无论是《日书》还是《吕氏春秋》，它们所记述的日躔位置就不应该只是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年份，而应该适用于当时的每个年份。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所使用的月份就不应该是以朔望月为标准的阴历月，而应该是以二十四节气为标准的阳历月。因此，笔者以为，“表一”和“表三”的月份属于阴阳历的可能性较小，属于太阳历的可能性较大。若此判断不误，则“除”篇与“十二纪”在七、九、十等三个月份的星宿差，就不会是因为在使用阴阳历的情况下由观测年份的不同所造成，而应该是另有原因。

笔者认为，“除”篇与“十二纪”的三个月份的星宿差，很可能是因《日书》和《吕氏春秋》使用了不同的二十八宿体系所造成。大家知道，我国古代长期沿用的二十八宿体系，是由战国中期的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夫创立，史称“石氏”体系；另外，与石申夫同时代的楚国天文学家甘德，也创立过一套二十八宿体系，史称“甘氏”体系。这两套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名与排序，如“表四”所示。由“表四”可知，甘氏体系所选用的星宿虽然大多数与石氏体系相同，但它的建星、罚、狼、弧等星宿却是石氏体系所未釆用的；还有参、张、七星等星宿的排序也不同于石氏体系。将“表一”与“表四”相对照，可知《日书》所用二十八宿属于石氏体系。至于《吕氏春秋》，由于其“十二纪”关于仲春之月的天象的记载是：“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文中的“弧”和“建星”皆属于甘氏体系，表明《吕氏春秋》使用的是甘氏二十八宿。大概正是由于甘氏、石氏两体系有部分星宿不相同，才导致了“除”篇和“十二纪”所记日躔位置的三个差异。

表四　石氏、甘氏二十八宿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