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岁纪年法中的岁星与星宿无关

有学者认为，“官”篇中与十二月相配的二十八宿就是古代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的星宿。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官”篇所记各月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同《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等历史文献所记述的太岁纪年法中岁星各晨出月与所在星宿的对应关系很相似。以《淮南子·天文训》的记载为例，它把“太岁”称作“太阴”（《史记·天官书》称作“岁阴”），其太阴纪年法的岁星晨出月份与所在星宿如“表二”所示。

表二　《淮南子·天文训》的太阴纪年法

将“官”篇与“表二”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共有正月、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等六个月份的星宿完全相同。至于三月、四月、六月、七月、九月、十月等另外六个月份，“官”篇只是把“表二”中与三月、六月、九月等三个月相配的各三个星宿的末宿，分别改排到了它们各自下一个月（即四月、七月、十月）的首宿。关于这种变更的原因，则被解释为是各自取舍的不同，或者是当时用肉眼观测所引起的误差。

不过，笔者认为，“官”篇所记月份与星宿的对应关系，同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晨出月与所在星的对应关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两者似不能混为一谈。因为，第一，在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星宿与十二个晨出月的对应关系分别归属于摄提格岁至赤奋若岁的十二个年份，而不是同属于一个年份；一组月星关系只能固定归属于一个特定的年份，而不能归属于其他年份。而“官”篇只记载了星宿与十二个月的对应关系，没有提及具体年份，这表明，其十二组月星关系不仅可以同属于一个年份，而且可以适用于当时的任何年份。

第二，太岁纪年法中的岁星所在星宿及其数量是按照某种规定安排的，它们既不可以随意舍取，也与各个年份中岁星晨出时的实际位置没有直接关系。大家知道，太岁纪年法是在岁星纪年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由于发现岁星运行一周天的恒星周期是十二年，曾经根据这一运动规律把黄道自西向东平均划分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等十二星次，以岁星每年所行经的星次纪年，史称此方法为岁星纪年法。不过，岁星运动的恒星周期实际上并不恰好为十二年，而是11.86 年，即岁星不用十二年便可沿十二星次走完一周天。这样，时间一长，岁星的位置便会发生超次现象。例如，鲁襄公二十八年本应该是“星纪”年，而该年岁星的实际位置已经到达“玄枵”次，所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的记载。为避免岁星纪年法的年名与天象不相符问题，古人虚拟了一个相对岁星做反向运动的太岁（又称“太阴”“岁阴”），让太岁沿着以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的十二个地平方位匀速运动，一年走一辰，以太岁每年所在辰位纪年，史称此方法为太岁纪年法。(www.xing528.com)

太岁纪年法既然不是以岁星的实际运动为标准纪年，本没有必要再与岁星的位置发生关系，但古代从事数术活动的方士为了占卜的需要，仍然具体规定了太岁运行辰位与岁星运行星宿的对应关系。如，《淮南子·天文训》记云：“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其中“四仲”是指卯、酉、子、午等四个辰位，因为它们正好位于东、西、北、南四方的中央，故名四仲；“四钩”是指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等八个辰位，因为它们分别位于四方的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角，故名四钩。太岁运行辰位与岁星所在星宿的对应关系，如“图二”所示。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关于上述对应关系也有类似记述：“岁星与大（太）阴［相］应也。大（太）阴居维辰一，岁星居维宿星二；大（太）阴居中辰一，岁星居中宿星三。”《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所记述的太岁纪年法中，都具体应用了上述对应关系。

由此可见，在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的星宿以及这些星宿的数量，都是由太岁的方位决定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则同太岁的方位保持着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因此，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星宿的组合，是不宜随便取舍和更改的。本文在前边已经指出，睡虎地《日书》“官”篇所记十二个月份的星宿组合，在当时也是一种使用普遍、影响广泛的系统。“官”篇与太岁纪年法既然有六个相同月份的星宿存在差异，这也说明，“官”篇中的星宿组合与太岁纪年法中的岁星所在不是一回事。

图二　太岁与岁星位置关系图

另外，由于太岁纪年法中的岁星所在不是出自对天象的实际观测，而是出自人为的规定，这也决定了“官”篇的星宿分组与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所在之间的差异不是由观测误差所引起，而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性质互不相同的两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