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天文学探索：二十八宿与四象划分无关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的星空区划体系，它是以二十八个星宿为基础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二十八片，从角宿起，自西向东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日月五星在恒星背景上视运动一周（太阳为一恒星年，月亮为一恒星月，五大行星为各自的恒星周期），即是按照这个顺序行经二十八宿的^[2] ；由二十八宿构成的四季天象，也是按着这个顺序作周年变换的。二十八宿体系建立以后，在古代对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古人还把二十八宿平均分为东、北、西、南四组，每组七宿，分别用“四象”——四种神兽的名称命名：角亢氐房心尾箕为东宫苍龙，斗牛女虚危室壁为北宫玄武，奎娄胃昴毕觜参为西宫白虎，井鬼柳星张翼轸为南宫朱鸟；外加天极星为中宫^[3] ，合起来恰与古代的五行学说相适应。有关天极星与四象二十八宿相组合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文献《史记·天官书》。其文曰：“中宫天极星……东宫苍龙，房、心……南宫朱鸟、权、衡……西宫……参为白虎……北官玄武、虚、危。”另外，在先秦文献《左传》中，有“北陆”“西陆”的说法，《尔雅·释天》释云：“北陆，虚也……；西陆，昴也。”由于虚宿和昴宿分别位于北宫玄武七宿和西宫白虎七宿之中央，由此可知，与二十八宿相配的四象亦可称作“四陆”。

众所周知，二十八宿的一些星宿是古代观象授时中使用的基本星，如《尚书·尧典》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又二十八宿的四象划分出现以后，曾经发挥过确定季节的作用，如《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另外，在古代盛行的五行学说中，方向与季节之间已被规定了确定的对应关系：“东—春，南—夏，西—秋，北—冬。”而《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鹖冠子·天权》等有关古文献都明确记述了这些对应关系。这一系列因素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似乎与古代的四季天象有关，而五行学说中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就反映了由二十八宿四象构成的天象与四季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有的学者曾说：“夫四陆二十八宿，原为定日月躔宿以计算四季之用，一年既不分为四季，则安用所谓四陆哉！”^[4]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来说，如果按照五行学说的原则，太阳应该春季在东宫苍龙，夏季在南宫朱鸟；但是按太阳行经二十八宿的实际顺序，太阳在经过东宫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以后，接着只可能进入北宫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而不会进入南宫朱鸟七宿。由此可见，五行学说所规定的对应关系并不符合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实际。月躔顺序以及由二十八宿四象构成的四季星象的变换顺序均与日躔顺序相同，因而当然也不能用五行学说中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来表示。不幸的是，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没有深察这一点。他们被五行学说中一些牵强附会，不能普遍适用的对应关系所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学说关于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对于二十八宿的四象划分具有实际意义。当他们借助这一对应关系来说明与二十八宿四象有关的中国古代四季天象时，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困难。

例如，英国学者湛约翰（Chalmers）在按照五行学说的对应关系研究中国古代四季星象时发现：“以宝瓶宫为中心之冬季七宿位于北方，以天狮宫为中心之夏季七宿位于南方，其序次与前述之北斗运行相合^[5] 。然春季诸宿乃在西方，秋季诸宿乃在东方，与二季以前之方向既异，与中国一般之意见以为春应在东而秋应在西者相刺谬。”^[6] 湛约翰对这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无可奈何地说：“此种疏漏，彼等（指中国人）既不置意，吾辈亦只有听之，不事诠释可耳。”^[7]

又如，唐代撰修的《隋书·天文志》在叙述当时的日距情况时说：“日循黄道东行……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这个说法与五行学说的对应关系相一致，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隋代的实际天象是：太阳春分在奎宿（西陆），夏至在井宿（南陆），秋分在轸宿（南陆），冬至在斗宿（北陆）。另外，这个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按照五行学说的所谓“春东、夏南、秋西、冬北”的次序，太阳的运行就是西行，而不是东行了。可见，《隋书·天文志》在这里没有以实际观测为根据，而只是盲目照搬了五行学说的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因而导致了上述的错误。类似错误，早在东汉学者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一书中就已出现过。该书云：

青龙处房六兮，春华震东卯。

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兑西酉。

朱雀在张二兮，正阳离南午。

三者俱来朝兮，家属为亲侣。

本之但二物兮，末乃为三五。

三五并危一兮，都集归一所。

文中引用的“房六（度）”“昴七（度）”“张二（度）”和“危一（度）”，当为夏末商初时的秋分点、春分点、夏至点和冬至点，是些很有意义的古代天文资料。遗憾的是，此书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文学加工的时候，却按照五行学说的规定把日躔青龙房六时说成“春天”，把日躔白虎昴七时说成“秋天”，这就弄巧成拙，使之与历史实际不一致了。(www.xing528.com)

再如，中国学者竺可桢在发现五行学说的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不符合四季日躔规律以后，曾以为只要用与太阳相对的望月之所在来解释，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他说：

以日躔所在而论，则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应在西宫，即秋季，与印度、埃及相同。而我国自《尔雅》《史记》以来均以苍龙七宿为东宫，则古代我国用月望所在之宿定季节，与巴比伦、埃及之用日躔乃迥不相同也。^[8]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观点与竺可桢的相同。他说：

四宫的象征性名称是和季节相对应的。在这里，方向相反的原则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即春宫与秋宫“对调”了。太阳在秋季到达心宿，而心宿却划入了春宫；太阳在春季到达参宿，而参宿却划入了秋宫。这是因为它们的关系相反而不是相合。春季的望月出现在“春”季的宿，秋季的望月出现在“秋”季的宿。^[9]

然而，这个办法虽然使春秋的位置问题得到解决，却使冬夏的位置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就日躔而言，春秋的位置虽然不符合五行规定，但冬夏的位置还是符合的，即冬季在北宫玄武七宿，夏季在南宫朱鸟七宿。如果从望月所在去考虑，整个情况就会倒过来，春秋的位置与五行规定相符了，冬夏的位置则不符合了，因为望月在冬季会出现在与夏季对应的南宫，在夏季将出现在与冬季对应的北宫。

再如，中国学者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一书所附的二十八宿四象图，据说是按照《史记·天官书》的意思画的。图中的“东方苍龙之象”“南方朱鸟之象”“西方白虎之象”“北方玄武之象”被依次标上了“春”“夏”“秋”“冬”四个字。查《天官书》原文，其所述二十八宿四象并没有与四季相联系，可见陈遵妫的做法不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本意。陈遵妫为自己的做法作了说明：“按四象昏见于东方天空的时期，可以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就是说，四象表示司马迁时代四季昏见于东方天空的星象。由于昏见于东方的星象与望月之所在同处于与太阳相对的位置，所以陈遵妫所说的天象与竺可桢、李约瑟所说的天象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陈遵妫把观测的日子由月望那天扩大到了每一天的黄昏。这说明，陈遵妫的说法存在着与竺可桢、李约瑟说法同样的问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观象授时的时代，昏、旦观测是并重的。如果那时分别在初春黄昏、仲夏平旦、初秋黄昏和仲冬平旦观测东方天空，所见到的由二十八宿组成的星象不就正好顺序是苍龙、朱鸟、白虎、玄武了吗？其实，这种解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样一来，与二十八宿相配的四象就只能称为春宫、夏宫、秋宫、冬宫，而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无关了，这同中国古代赋予二十八宿四象的固有名称——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鸟、北宫玄武——是相违背的。

既然五行学说的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不能正确表示由二十八宿构成的古代四季天象，这就说明二十八宿与四象相配不是从观象授时而来，与四季的天象无关。那么，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究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从四象的名称上就可以知道，二十八宿分为四象主要与方向有关。中国古代有关天文学的文献一直都把由二十八宿组成的四象与东、南、西、北四方连在一起称呼，不像近代一些中外学者那样把它们称为“春宫、夏宫、秋宫、冬宫”。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当时是根据某一时刻二十八宿排列在空中的地平方位，把它们划分成东、西、南、北四组的。在那个时刻，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正好半见半隐于东部天空，因而被名为东宫苍龙；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半见半隐于西部天空，因而被名为西宫白虎；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横列在南部天空，因而被名为南宫朱鸟；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位于天极北边的地平线以下，因而被名为北宫玄武。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其著作《灵宪》中对二十八宿在天空的这种布局作了生动的描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飞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其所谓的左右前后，是相对于观测者面朝南、背向北时而言的。根据前述《左传·昭公四年》的记载，以及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10] ，可大致把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的时代定在春秋时期；再考虑到中国古代重视昏星观测，上述四象的排列情况正好反映了那时春天黄昏时的天象。

二十八宿的四象划分虽然与中国古代的四季天象无关，但这种划分产生以后，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用来定季节的，只要不死搬硬套五行学说中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就行了。如《后汉书·律历志》就有“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的说法，这是因为东汉时的日躔实际为：冬至在斗宿（北陆），春分在奎宿（西陆），夏至在井宿（南陆），秋分在角宿（东陆）。所以，《后汉书·律历志》的说法是符合当时实际天象的。到了隋唐时代，由于岁差的缘故，日躔之所在已较东汉时期有了明显变化。这个时候，不仅五行学说的对应关系与实际不符，就是《后汉书·律历志》的说法也已经过时。况且，由于这时太阳夏至所在的井宿和秋分所在的轸宿都属于南宫朱鸟，二十八宿的四象就不再适于作为定季节的标志了。所以，前边提到约《隋书·天文志》只是照搬五行学说的对应关系去叙述当时的日躔情况，而没有根据实测，是很显然的。

对于五行学说的四方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与二十八宿四象构成的古代四季天象不符的问题，近人岑仲勉认为是四象排列的位置有错误引起的，而排列错误的原因则是由于中国的二十八宿名称来源于西方，当中国古代学者把它们翻译成汉文时，“发生误会，遂把东西两组，分配互易，以后只顾名思义，不复纠正，故而弄成这种离奇现象”^[11] 。岑仲勉先生这种中国文化外来说的观点，除了使问题复杂化以外，并没有真正触及事情的本质，因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