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春秋前期楚国天文学探索

关于这个时期的楚历状况，传世古代文献中未见有专门的记载，如今只能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一些零散材料作些推测。

公元前11 世纪，周民族联合受殷商民族统治的其他各族推翻殷商王朝，建立了西周王朝。楚人先民亦响应了周王的号召，参与了克商的武装起义，并在周朝建立之后受封于荆楚之地。正如《史记·楚世家》记楚君熊通所言：“吾先鬻熊，（周）文王之师也，早终。（周）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在西周时期，诸侯各国都应该统一使用周朝颁行的历法，楚国大概也不会例外。

关于西周历法的岁首，按照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所谓“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三正”论，应该是以冬至节所在的子月为正月。冬至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节气。冬至这天，太阳光直射地球的南回归线。对于位于地球北半部的中国大地来说，这是一年之中太阳在正午时分地平高度最低的日子，也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如果使用古代天文仪器——圭表测量日影，则是正午表影最长的日子。如果历法使用周正，则不仅意味着人们已经能够较准确地测定冬至日，而且意味着人们已经较准确地掌握了回归年的长度，能够预先推算出冬至节的日期及其所在月份。然而，《春秋》《左传》等文献中的历日资料表明，直到春秋前期，鲁国历法以及东周王历还未能做到使岁首建子。清末学者王韬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通过对《春秋》《左传》历日资料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在鲁文公（前626—前609 年）之前的春秋前期，鲁国历法基本上是以建丑之月为岁首；从鲁文公开始起算的春秋中、后期，鲁国历法才基本上实现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18] 。近人陈美东经过研究，亦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19] 。另外，《春秋》《左传》均把所记鲁国历日的正月称作“王正月”，但鲁国国君在春秋时期并未像楚国国君那样自称为王，因此，《春秋》《左传》中所记的“王正月”，应该是鲁国遵奉周王正朔的反映。也就是说，东周王室所颁行的历法的岁首应该同鲁历一样，在春秋前期是以建丑为主，到春秋中、后期才改以建子为主。

春秋时期的鲁历和东周王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认为，在春秋前期，鲁国和东周王室的制历者并不是不希望将历法的岁首安排在冬至节所在月份，而是因为他们还不具备准确推算冬至日的能力，其每年冬至的确定还必须通过实测来实现。这样，其历法的岁首虽然是以冬至节为标准来进行安排，却只能在冬至日被实测确定以后，再把岁首安排在冬至所在月份（子月）的下一个月，即以丑月作为每年的正月。这大概就是春秋前期的鲁历和东周王历的岁首是以建丑为主的技术上的基本原因。至于是否还存在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原因，尚有待研究。春秋中、后期，鲁国和东周王室的制历者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算实践，终于掌握了预先准确推算每年冬至之日及其所在月份的方法，鲁历和东周王历才实现了以冬至所在之月——子月为岁首的重大进步。

既然东周王历在春秋前期还不能够预先推定冬至之日和冬至之月，还只能做到使岁首建丑，而不能做到使岁首建子，那么，西周历法的编制大概就更不具备使岁首建子的条件了^[20] 。在这种情况下，遵奉周王正朔的楚人所行用的西周王历，应该也是一种岁首建丑的历法。到了东周时期，楚国在自行编历之前，很可能也像鲁国那样起初奉行的是建丑的周历，后来又改用建子的周历。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21] ，为楚国曾经行用过周正历法提供了证据。这部《日书》的简793 ～796“岁”篇列有如下一段记载：

十　月　楚冬夕　日六夕十

十一月　楚屈夕　日五夕十一

十二月　楚援夕　日六夕十

正　月　楚刑夷　日七夕九

二　月　楚夏杘　日八夕八

三　月　楚纺月　日九夕七

四　月　楚七月　日十夕六

五　月　楚八月　日十一夕五

六　月　楚九月　日十夕六

七　月　楚十月　日九夕七(www.xing528.com)

八　月　楚爨月　日八夕八

九　月　楚鬳马　日七夕九

以上这段简文系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左列是起自“十月”、终至“九月”的完全由数字构成的12 个月份，中列是起自“楚冬夕”、终至楚鬳（献）马的12 个楚月名，右列是起自“日六夕十”、终至“日七夕九”的表示各个月份日（昼）夕（夜）长短变化的12 组数字。

根据同墓出土的竹简《编年记》的记载内容，可知出土这部《日书》的墓葬葬于秦始皇时期。而据历史文献记载，秦始皇时期行用的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如，《汉书·律历志》记云：“秦兼天下……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汉兴……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所以，上引《日书》简文左列把“十月”排在首行的12 个用数字表示的月名，很可能属于秦《颛顼历》。再看简文右列表示各月昼夜长短变化的12 组数据，它们是把一昼夜的时间分成16 等分。其中，表示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一组数据是“日五夕十一”，表明与之相对应的左列和中列月份应该为冬至节所在的子月。因左列与其对应的月份是“十一月”，则该列月份的正月应该为寅月，即该列月份应该属于正月建寅的夏正历法。而秦《颛顼历》正是一种夏正历，只不过它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岁首与正月不在同一个月而已。由此可知，左列把“十月”排在首位、并且正月建寅的12 个月份，可确定属于秦《颛顼历》。

至于简文中列的12 个楚月份，它们是由冬夕、屈夕、援夕、刑夷、夏杘（yí）、纺月、夏夕^[22] 、爨月、献马等9 个文字月名和八月、九月、十月等3 个数字月名组成。这两种月名原本属于建正不同的两种历法。其中的3 个数字月名，可能本属于一种正月建亥的楚历（有关讨论详后）。而9 个用文字表示的月名，则可能本属于一种正月建子的楚历。因为，在9 个文字月名中，“冬夕”“夏杘”和“夏夕”这3 个月名显示出它们所归属的季节一个属于冬季，两个属于夏季，且它们与四季的对应关系只能与以子月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合。大家知道，我国古代的历法，无论建正如何，其12 个月与四季之间都遵循如下分配原则：正、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如前所述，从春秋前期的建丑为主到春秋中、后期的建子为主，鲁国历法的岁首虽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在《春秋》一书关于鲁国历史的记述中，从鲁隐公到鲁哀公的历年月份与春夏秋冬四季之间始终保持着上述对应关系，从未发生过变更。现将“岁”篇简文中秦月份、楚月份与不同建正历法的四季划分关系对照如表5-1。

表5-1　秦、楚月份与不同建正历法的四时的对应关系表

由该表可以看出，楚月份中的“冬夕”虽然与丑正历和寅正历的冬季相符合，但其“夏杘”却对应于丑正历和寅正历的春季，而不是夏季；楚月份中的“夏杘”虽然与亥正历的夏季相符合，但其“冬夕”却对应于亥正历的春季，“夏夕”却对应于亥正历的秋季，都不符合亥正历；只有子正历的四季划分既与“冬夕”符合，又与“夏杘”和“夏夕”符合。这说明，这套用文字表示的楚月名本来属于一种以子月为正月的历法。这种子正历法很可能是楚国在自行编历之前曾经遵奉周王正朔的反映。在春秋前期，楚国国君熊通虽然在诸侯中间率先自封为王，与周王分庭抗礼，但其自行编制一部历法的工作可能还未开展，或者还未完成。在仍然行用周王正朔的情况下，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楚国于是创造了这套既与周正历法相符合，又有自己明显特点的文字月名，用它们取代了商、周以来一直沿用的数字月名。当然，在春秋前期东周王室行用建丑历法的阶段以及西周时期，楚国所用历法亦应是相同于周王室的建丑历法，只是有关楚用建丑历法的史料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关于楚国历法的月首，根据《春秋》关于从鲁隐公三年（前720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年）的240 年间所记载的37 次日食中，有28 次注明了日食发生在某月的朔日，可知鲁历及东周王历在春秋时期已经实行以朔日为月首。此时的楚历月首大概也应该如此。“朔”是我国古代用以表示月亮和太阳处于同一黄经位置的天文学术语。因月朔现象无法用肉眼直接观看到，人们只能依靠推算来确定它所发生的时间和位置。推算月朔时刻的方法是：首先统计两次日食发生时刻之间的月数、日数和时刻差数，算出1 个朔望月长度的平均值；然后利用这一平均值，以某次日食发生的日期和时刻为起点，即可依次推算出以后各月的朔日及朔时。由于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始终未发现“朔”字，所以学术界一般都是根据《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诗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判定我国古代在西周末年才开始对“朔”有认识。不过，根据甲骨文中已有大量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载，估计古人在殷末周初对月食正好发生在月圆时（望日），日食正好发生在残月消失以后和新月初见以前的中间日子（朔日）可能会有所认识。然而，认识朔日是一回事，能够准确推算它并把它应用到历法当中又是一回事。西周金文记时中至今未发现“朔”字的情况表明，使用朔日记时可能不会早于西周末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周人以及楚人先民的历法可能仍处在以实测新月来确定月首的观象授时阶段。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西周金文中大量使用了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与月相有关的术语配合干支记日。如：

《逆钟》：唯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

《庚赢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颂鼎》：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从这些术语都以“既”字作词冠的情况看，它们都应该表示“生霸”“望”“死霸”等月相出现以后的日子，而不是表示这些月相出现的当天。这表明，周人当时还无法预先推算这些月相出现的日期，他们只能在观看到这些月相出现以后，才将这些月相名词冠以“既”字用于记日。这也说明，周人以及楚人先民在西周时期尚处在观象授时阶段，其历法的月首虽然是以新月初见为标准进行确定，却不能把月首定在新月初见的当日——朏（fěi）日，而只能定在新月初见的第二天^[23] 。

如上所述，楚人先民所奉行的西周历法尚处在观象授时阶段，而春秋前期的东周历法则处在由观象历到推步历的过渡阶段。在春秋前期，月首的确定虽然已经从以实测新月初见为依据转变为以推算朔日为依据，但岁首的确定仍然需要依靠实测冬至来实现，即基本上是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还不能做到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直到春秋中期的周襄王和鲁文公在位时期，才实现了对冬至日的准确推算，改以建子之月为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