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由圆而缺、由缺而圆的月相变化以外，月亮还存在着自东向西和自西向东的两种视运动。其中，月亮与恒星背景一起自东向西的视运动为周日运动，它是地球自转的反映；而月亮自西向东在恒星背景上地穿行，则是它绕地球公转的恒星月运动。
我国古代二十八宿恒星区划体系的建立，很可能与古人对恒星月周期运动的观测和认识有关。正如《吕氏春秋·圆道》所云：“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不过，月亮自西向东在恒星间穿行一周天的时间是27.32 日，非为整数日。如果以整数日来计算，则月亮的恒星月视运动就可能有两种周期，有时可以计为28 日，有时却要计为27 日。种种迹象表明，为了达到使月亮每日行经一宿的理想效果，古人曾使二十八宿体系中的室宿和壁宿具有可以合为一宿的功能：当月亮的恒星周期计为27 日时，就把室、壁合为一宿，这样，二十八宿就变成了二十七宿，月亮仍可每日行经一宿。如，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就把室宿和壁宿分别称为“西壁”和“东壁”，《史记·天官书》有云：“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随州曾侯乙墓绘有二十八宿星名的漆箱盖则把室宿和壁宿分别写成“西萦”和“东萦”。另外据调查，我国凉山彝族亦有自己的二十八宿恒星区划体系，并且很早就认识到恒星月周期为大于27 日而小于28 日的非整数日。为了使月亮每日到达一宿，以便于巫师进行占卜活动，其二十八宿中亦有二宿具有可以合为一宿的功能[43] 。另外，由于《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天官书》关于土星的恒星周期都有“二十八岁一周”的说法[44] ，也有学者认为，二十八宿的创立可能与古人对土星恒星周期的观测和认识有关。然而，土星的恒星周期实为29.46 年，将近30 年，在数值上与28 有较大差别。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就明确指出，填星“卅岁一周于天”。因此，相比之下，二十八宿的创立与古人对恒星月周期的观测和认识，在关系上似乎更加密切一些。
由于月行轨道“白道”与日行轨道“黄道”基本处于同一平面上，两者之间仅有约5°9′的夹角，所以，沿月行轨道所建立起来的二十八宿体系，亦被古人用来确定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西汉刘向《五纪论》指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45] 东汉王充《论衡·谈天篇》指出：“二十八宿为日月舍。”《汉书·天文志》在论述“太岁纪年法”中岁星晨出的位置时，分别列出了甘氏和石氏两套二十八宿星名。这表明，甘德对月亮的恒星月运动的轨道和周期也应有较清楚的认识。遗憾的是，唐《开元占经》所辑录的各星占家关于“月犯二十八宿”的占文中，属于甘德的只有以下两条笼统的占词：
甘氏曰：月犯列星，其国忧；若受兵，殃。
甘氏曰：月蚀列宿，其国忧。星灭，天下有亡国。星复见，亡国复立；兵起，大胜。
这两条占词都没有涉及具体星宿。不过，《开元占经》卷十七所辑录的各家关于月在二十八宿蚀的占文中，则列举了甘德较多的占文。如：
甘氏曰：月在亢中蚀，其君邦有忧。
甘氏曰：月在须女而蚀，邦有女主忧，天下女功废。
甘氏曰：月在觜蚀，主杀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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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占文一共涉及二十八宿中的二十宿。这个情况清楚地表明，甘德不仅熟悉月亮沿二十八宿运行的轨道，对恒星月周期也应该有相当认识。
通过对月行轨迹的长期观测，我国古代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明确认识到，月行轨道“白道”与日行轨道“黄道”并不完全重合，即月亮有时会运行到黄道以南，有时又会运行到黄道以北，一年四季各不相同，从而提出了“月行九道”的说法加以论述[46] 。
另外，由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都与黄道基本一致，这样，月亮在运行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遮掩五星的情况。如果在月掩行星时又正好发生月食，这种情况则是比较罕见的。不过，甘德却注意观察了这种罕见现象，并为这种现象编写了占文。据《开元占经》卷十七辑录，甘德的有关占文有：
甘氏曰：月行宿岁星而蚀，民相食，粟石千文，司农忧。
甘氏曰：月行宿荧惑而蚀，天下破亡有忧，期不出三年。
甘氏曰：月行宿填星而蚀，其国以伐，饥亡。
甘氏曰：月行宿太白而蚀，强国战不胜，亡城，大将有两心，不出三年。
甘氏曰：月行宿辰星而蚀，其国有女乱而亡国，期三年，若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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