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兴茶庄与刘少波：财务报表抗议与茶庄成立

许鲁真

成兴茶庄是1936年从百年老字号正兴德茶庄分离出来的一家茶庄。仅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颇有规模的大茶叶店，其经营管理经验自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据有关材料整理出来，既可供商家借鉴，又可成为津门故事的一段趣话。

（一）刘少波的家世与经历

天津成兴茶庄总经理刘少波，原名刘宏勋，1892年9月20日生于海下泥沽村对河的郑庄子。他的祖父系营口一家粮栈的资方代理人（旧名“掌柜的”），出身学徒，后经资方多年的考察，才成为备受东家信用和重托的人。据说，刘的祖父学徒时，有一次做卫生，曾拾到为数不少的钱帖，结果如数交给了东家，从此得到东家赏识与信任，一步步升到了经理的位子。后来东家欲介绍自己的亲戚入店，刘的祖父认为这是东家对自己的不信任。当时的领东最反对东家将亲戚安插进店，称之为“三爷（姑爷、舅爷、少爷）入号，买卖倒灶”。年终结账后，刘的祖父便辞职回家。刘的父亲少年时在家守业，中年时曾经营过烧砖瓦的窑场，时间不长即倒闭，后来又开办复兴窑场，收入仅可维持生活。他生有三子一女，长子曾在武备学堂读书，未及成年即逝。刘文波是次子，幼年时曾受到祖父严格的旧礼教教育，读过五年私塾，1907年15岁时到东北大同江口的聚盛汇粮栈学生意。那时的学徒生活很苦，每天除了站柜台外，还要学珠算、练毛笔字、侍候客人、做杂务工作等，吃的是高粱米饭。店铺的规矩很严，二三年才准回家一次，每年酬金只有二三十元。刘在东北住了7年，每天勤练珠算，苦练书法。凡与业务有关的诸如往来书信、市场行情等事，都留意学习。靠着自己的博闻强记，了解东北粮食市场，各家买、卖多少都能记在心上，当有客户询问时，对答如流。这7年间，刘少波练就了一套过硬的业务本领。尤其是珠算，堪为一绝，不管是多少位的加、减、乘、除，刘均能一拨而就，极少出错。1957年，天津市茶业公司举行珠算表演，刘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参加，他的精湛表演使在场的人赞叹不已，赞不绝口，由此可见他的业务功底之深。1914年聚盛汇粮栈倒闭，刘文波回到天津。

同年，经同乡柴荣兴花厂东家柴荣轩的介绍，到天津正兴德茶庄帮办会计（俗称“帮账”），这是因为正兴德每年到河南周口镇薰茶，与柴家花厂谙熟之故。在正兴德茶庄，由于刘少波的珠算功底很深，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加之书法较好，文笔流畅，记忆力强，又有一套会迎合经理的心理功夫，所以深得正兴德经理穆雅田的赏识，很快便被提拔为会计室主任。刘少波对工作极为谨慎仔细，经理穆雅田经常借聊天之机，到账房向刘少波询问业务情况，刘少波不用看账簿即可将东、西、南、北各路（东路指天津至东北；西路指河西各县；南路指津浦铁路沿线；北路指京绥铁路线西北）客商与正兴德的业务往来情况、欠款数字，正兴德向银行、银号的借贷情况，如数家珍地一一报出。

刘少波不但工作扎实、肯干，而且生活作风也很俭朴。正兴德店规很严，不论同事或职员，一律不准讲浮华、讲吃讲穿、铺张浪费。刘少波的一双棉鞋穿了十几年，破了，打上包头继续穿；而且从不留发，终年剃光头，不戴帽子，这种朴素的作风到刘少波当上成兴茶庄总经理，仍旧不变。按照正兴德的休假规定，同人每年可休假40天；其中家住本地的可每星期住一天；住四乡的每月回家一次，住4天；家住外地的每年回家一次，住48天。刘少波家住四乡，可以每月回家一次，但他却常常半年回家一次，也只住七八天，每年不超过20天。

刘少波平时很注意报纸上有关商业动态方面的报道，而且与银行、银号及其他各界的接触面很广。他根据得到的各方面的消息，很快做出正确的判断，并经常向经理提出改善经营方法的建议。1926年正兴德业务十分兴隆，刘少波与满仲梧（正兴德帮账，坐庄安徽六安）向经理建议在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开设第一支店，这一建议被采纳。一支店开业以后，果然生意很好营业额很高，盈利亦多，由此可见刘少波得到经理穆雅田的垂青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事情总有变化。

正兴德创业之初是穆姓一人独资企业，由于穆姓子孙繁衍，后代各宗支承袭了祖业，到20世纪30年代，正兴德股本为12家股东所占有，其中穆竹荪占三分之一、穆少兰、穆少舟占三分之一、穆叔贤、穆仲祺、穆雪芹、穆荫儒、穆浚孙等人占三分之一。穆竹荪虽然股本多，但怕事，不愿干涉柜事，穆叔贤、穆仲祺股本少，开支大，常到柜上支款。穆雅田到了晚年，体力不支，在家坐拿总经理浮股（7.5%），穆少兰因受新思潮影响较大，所以支持正兴德内维新人物，如满仲梧、刘少波等。满仲梧在穆少兰的支持下，当上了正兴德副经理兼总稽核。为了严格财务制度、限制小股东借款，满仲梧与刘少波将正兴德财务支出情况作出报表逐月向股东报告。1935年，由满仲梧、刘少波经手筹备的正兴德二支店在天津东北角开业。二支店的铺面华丽、设施讲究，但开业后名声不佳。于是小股东借机在穆竹荪面前攻击满仲梧、刘少波。穆雅田亦因切身利害，对满仲梧、刘少波产生意见，鉴于此，穆竹荪出面过问。穆竹荪知道满仲梧、刘少波在店中的影响，搬动这两人比较棘手，故不敢问罪，经过考虑再三，穆竹荪认为只宜采取李代桃僵的办法，即辞散满的亲信石雅士和刘的亲信许鲁真。石、许两人入店多年，并无违犯店规之事，没有辞散理由，只用“太浮”二字作借口，欲平此事。对于穆竹荪的无理决定，满仲梧和刘少波当即提出抗议。如此一来，双方形成对抗，僵持局面。直到1936年2月，满仲梧、刘少波带领石、许等人集体辞职方告结束。1936年3月，成兴茶庄成立后，穆少兰在天津鸿宾楼宴请了满仲梧、刘少波、柴鸿霄、许鲁真、郑景侨、王梦兰、石雅士等人。至此也结束了刘少波在正兴德22年工作历史。

（二）成兴茶庄的由来与初期

穆竹荪原只打算推出石雅士、许鲁真二人作替罪羊来了结正兴德内部矛盾，不想由于事态发展，内部纠纷演变为风潮，导致了正兴德副理满仲梧、会计主任刘少波、闽庄主任柴鸿霄、宣传主任许鲁真、徽州采办主任郑景侨、西路卖货手王梦兰、东路卖货手石雅士、福州副手解俊德等人的愤而辞职事件，并促成了成兴茶庄的成立，除了满仲梧外，其余人都成了成兴茶庄的骨干成员。

由此可见，成兴茶庄的创业者都是经营茶叶生意的行家里手，所以成兴一出现，便成了正兴德这个老字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刘少波等人在北门外小洋货街租用长合栈作为大本营。初创时的资本只有3万元，加上股东存款2万元，总资本不过5万元，以如此微薄的资本，要想保住成兴的基业，避免被正兴德鲸吞的命运，无疑是十分困难的。1930年军阀王占元在北门外开设乾祥厚茶庄，不上10年即将40万元资本赔得精光，其他被正兴德挤掉的本小利微的茶庄更是举不胜举。刘少波等人都在正兴德工作多年，深知内中底细。所以在成兴创建初期，刘少波即与经理、副理们以谨慎的态度进行合议，制定了经营方针，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

首先说“成兴”店名的由来。几个创业人提出“成大事业惟信用，兴立基础在精神”的办店宗旨，商标即是：万里长城八达岭图案上配以明星，是以城星，含“成兴”之意，由此可以看出创业人的志向、胸怀，

再说创业人：几位创业人均是正兴德茶庄的中坚人物，在正兴德积累了多年的经营经验，总经理刘少波自不多讲，副经理许鲁真曾在正兴德做宣传部主任，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叶的知识；经理柴鸿霄在福州茶厂多年；副理郑景侨在黄山采茶熟路；王梦兰、石雅士在正兴德卖货多年，主顾极多，因此被任为副理。第二年，正兴德货房主任李文玉也出号到成兴任襄理。成兴成立后即派人员南下采办货物，柴鸿霄赴福州建厂，许鲁真赴苏杭采办坐庄，郑景侨赴安徽担任黄山等地采办，又外用许极明赴六安，石雅士、王梦兰则负责卖外客。1936年8月，成兴外庄人员回津叙职，据初步估计，开业5个月时间，营业额可达40万元，净利约计6万元。刘少波鉴于正兴德经营茶叶200年名声不倒这一先例，仔细研究其经营之道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保证信誉，扩大资本。成兴茶庄负责本市及外庄的业务人员，匀系在正兴德茶庄干过多年的老业务员，都有自己的业务熟路，信用也好，再加经验丰富，所以成兴茶庄成立后，仍然靠着信用维系与这些熟客的联系开展业务，各路客商对成兴也以信任态度来回报。

请有名望、有财力的银行、银号做中保人。旧社会做生意、签合同时，须有银行、银号的经理做中人，刘少波在正兴德管财务时，与各银行、银号的经理们接触颇多，关系很熟，因此请致昌银号的刘信之经理，中和号的李在川经理、华丰号的李阁臣经理做中人，这些银号在天津较有名望，财力也雄厚，对保证成兴的信誉起了很大作用。

（2）广纳众长，学彼利己。正兴德茶庄经商经验启示刘少波，认为只靠批发把握不大，没有回旋余地，而批发兼门市则可弥补这一不足。当行市不好时，门市经营可照常进行，虽然利小，但仍可应付一般性的开支；若行市好，则可与批发并行不悖。这种经营方式，不仅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而且从正兴德多年实践结果来看也是正确的。取得一致意见后，成兴于1936年中秋节前后开设门市，地点设在竹竿巷，正兴德本店对过。当时成兴提出的口号是：“零售门市，批发价格，节省开支，为主顾打算”；“货色长期稳定，不以一时号召”。开业之日以大包“大方”为诱饵，造成街巷万人争购之盛况。从此成兴茶庄名声大振，每天营业额平均在1000元左右，从此打开了门市销路，成兴之名不胫而走，年终结账时门市亏本3万元，刘少波等人认为，从商业竞争方面看值得。因为这毕竟为以后的营业奠定了有利的基础。由于成兴茶庄开门一炮打响，得到银行、银号的大力支持，成兴经纪人胆子又大，于是在1937年继续大干，在南方采办茶叶比1936年加倍，门市亦相应增加了人员，并扩充了函售部、电话送茶部、小贩批发部等等。正当成兴大做生意之时，发生了“七七”事变，天津沦陷，这对刘少波打击很大。当时刘少波计划扩大茶厂，增加庄码，并以3倍于1936年的资金（20万元）汇往南方买茶。茶店初开时批发、门市营业均不差，“七七”事变一爆发，南北交通断绝，商业受到干扰，成兴再作收束，但为时已晚，到八九月份，成兴负债10余万元，虽然南方有20余万元的货物，也成了不可充饥的画饼。过去刘少波在正兴德一向仰面对人，如今到了进退维谷之境，面对银号催债人员，不得不作低头赔笑。“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业务上的失利与人格的自贬，使刘少波精神受到很大打击，终日里长吁短叹，一筹莫展。当此之时，成兴的经、副理们同心合力，风雨同舟，在一番认真分析之后，认为有两个办法可解决当前困境：要么贬价售货，偿还外债；要么囤货搪债，以待时机。经研究，决定采用后策，在旧英租界达文波路租用洋人仓库一所，取名成兴仓库（今建设路医药公司仓库），将原在福州、杭州、六安等地所购之茶，海运来津，全部贮藏其内。因成兴仓库在安利洋行大院内，可以借助洋行势力，保住成兴血本。

不久又在法租界的天增里租用一所小楼，楼下开设成兴茶庄第一支店，楼上作为会计室。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即利用门市的售款来支付利息及应付必要开支，以解燃眉之急；会计室在法租界可避免战事的干扰。第一支店的设备很简陋，牌匾及柜台都是粘板制成的，整个支店的费用花了不到200元。

刘少波决定不用贬价售货的方式偿还债务。遇银号催债紧，就请其到仓库查看货物，并允许拉走与欠债相等价值的货物，抵押分存。如此一来，保住了成兴的血本及信誉，使人心基本稳定下来。

（三）成兴茶庄发展兴旺时期

“七七”事变后茶叶行情下降，市价低于成本，有的商店如批发商“源丰如”欠债很多，只好卖货还债，将多年的老字号卖倒闭了。成兴茶庄也是苦苦挣扎。但到了1938年，东北路通，茶叶行市上升一倍，成兴存货20万元，变成40万元，除还银号十余万元债外，尚盈余20万元，难关渡过，转忧为喜。当年（1938年）扩充资本16万元。照常理，此时可以喘息一下了，刘少波却不，反而派出人马，依然南下采办茶叶，乘机低价进货。派许鲁真到申杭，郑景侨去徽州，许极明去六安，柴鸿霄依旧去福州，继续放手大干。

许鲁真由上海到杭州，杭州已经陷落日本人手，商业一片凋敝，无人营业，便又返回上海。在上海，许鲁真与原杭州同春茶行的老板方集福谈到如何去安徽、浙江买茶的事情，方向许鲁真推荐同春茶行的吴双桂。吴系徽州人，现正在原籍避难，许当即由中央银行汇去5000元买到毛峰茶4万多斤，后又汇去5000元，总共买到7万多斤，此外，许还在沪通知天津本店继续往福州、安徽等地汇去数笔款项购买茶叶。

当时产茶地的茶农生活无路，为了“医得眼前疮”，只要有人买茶，不惜“剜却心头肉”，价钱由商人随便给，极是便宜。是年，成兴在南方买到不少廉价的茶叶。虽然有国民党、敌伪军们把守交通要道，运输茶叶很困难，处处须花钱买路，但是越困难就越有利，因为这样一来，茶叶运到天津便成为奇货可居。

1939年结账时，成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获得利润60余万元。这时，成兴的股本增至30万元，刘少波除占有16万元股本外，还在这一年开设了永通兴木行、永和兴杂货庄。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经济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茶叶市场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成兴转向台湾包种的日本静冈煎茶，专门同日本洋行及台湾茶行作交易，其中与高砂洋行、大裕茶行的交易最多。

当时只靠一两个门市部还是不能打开销路，于是在1940年成兴茶庄推出了“袋茶”，委托全市的杂货摊、浴室、茶摊、旅店、水铺等代销。由于茶叶好，质量高，包装新颖，再加上各种方式的宣传，成兴袋茶遍销全市。

成兴袋茶的推销方法：用每12袋为1打，每袋标有价格，分量标准。袋茶的质量和成兴茶庄出售的茶叶质量一样，价格等同。价格分为每袋5分、1角、2角、3角四种。5分袋装的商标为“成”字牌，内装1元6角1斤的茶叶；1角袋茶的商标为“长城”牌，内装2元4角1斤的茶叶；2角袋茶的商标为“明星”牌，内装4元8角1斤的茶叶；3角袋茶的商标为“城星”牌，内装6元4角1斤的茶叶。每种袋茶的分量均为3钱或4钱，可供饮用三四次。代销货有现款和赊款两种。出售的办法为按打出售。例如5分袋茶批发1打卖5角，代售户1打卖6角，得利1角，此外，还发给代销户奖金，每元奖励3分钱，因此代销户可得利达20%。成兴茶庄有专人将茶叶运往各个代销点，代销户在门市上挂有“代销成兴袋茶”字样的彩色印铁牌子。同时在报刊、电影、电台等宣传部门作宣传广告，故能引人注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袋茶均系人工现装现卖，每天十几个女工可装上千打，日营业额达二三百元。再加上“成兴茶庄”有其他茶叶零售，所以日营业额可在千元以上。当时，每日营业额能在千元以上的只有“正兴德”、“泉祥鸿”两家，成兴茶庄也列入千元以上的商家，可谓是名列前茅了。成兴的袋茶，直到解放后还有售销市场。成兴袋茶所以畅销，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1.质优价廉　当时全市茶叶店不过几十户，而质量好，价格公道的只有几大户，如“正兴德”、“泉祥鸿”、“成兴”等，都集中在竹竿巷、估衣街。边远地区只有一般中小茶叶店，由于这些商家利润大、质量低，使顾客喝不到好茶叶。成兴袋茶比他们的茶叶好，因而一开创即得到顾客称赞。(www.xing528.com)

2.包装严密，纸质坚固、印刷美观　袋茶为两层包装，内袋为有光纸，外装为模造纸，用糨糊封口。其间不能容他人顶换、拆袋或抽减分量等，故而牌子可靠，用户放心，虽比买整斤茶叶贵一点，但因方便群众，随处可以买到，接待朋友花上5分、1角买袋茶叶，经济实惠又大方，所以还是合适，因而在市场上畅销。

3.送货上门　成兴袋茶的代销点，由成兴派专人送货，每隔一周送一次，能做到勤进、勤销、不积压，茶叶保持新鲜，不走味。

4.广作宣传　成兴茶庄的广告作得有声有色，不遗余力。成兴每年用于广告宣传的开支约1万元，宣传广告的方式也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诸如报刊、电台、电影院、杂货铺、茶馆、浴室……戏台的桌围、年历、浴室窗帘……都有成兴茶庄广告。著名京剧名家谭富英、张君秋在天津光明大戏院演出时，成兴茶庄亦随戏票赠送袋茶，每票1袋（价值1角）。成兴茶庄创办二十余年，其名声能与百年老店正兴德相颉颃，这与得力的广告宣传分不开。

日本投降前夕，成兴得到法币将要升值，沦陷区伪币要贬值的消息，遂派人到商邱、西安等地运款。可是到后来，国民党的法币比伪币毛得还快。成兴本店及股东经理们手中都存有不少的定期法币，原指望还有回升之日，殊不料一蹶不起，这一次损失不小。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对国民党货币抱信任态度，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发行金圆券，这次成兴茶庄采取贷款囤货方针，在银行借了大量款项到南方买茶叶，到解放时，成兴存货4000担左右，终于捞回了上次的损失。

1945年至1948年这3年期间，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商业凋敝不堪。除了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或依靠四大家族的势力所经营的工商业外，其余的不是赔钱，便是倒闭。当时流传着“赚虚亏实”的说法，茶行则更不例外。究其原委，货币的日益贬值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成兴茶庄由于采取了贷款囤货方针，才得以保住企业资本，并有所增加。下列数字可以表明这一点。

庄　　名　　　1936年资本　　1956年资本

成兴茶庄　　　　3万元　　　48万元

泉祥鸿茶庄　　　100万元　　　52万元

正兴德茶庄　　　150万元　　　40万元

（四）刘少波的为人及其生意经

刘少波一生最爱钱财，虽锱铢必算，但一生生活勤俭朴素，无任何嗜好。成了富翁后，仍租赁天津河北关上宅门刘胡同孙越桥的四间房子居住，不肯搬家。他认为，买房子要占去资金，少得利息，房子大了，又要雇用仆人，增加开支。1943年孙越桥向他要房子，又因当时日伪币值日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刘少波才花了11.5万元买下英租界十九路的一所六楼六底的房子（今河北路292号）。刘少波虽锱铢必算，但也曾在河北关上为其母花了2万元出了一个轰动津门的大殡。当时有人劝他把这笔钱省下来捐助学校，刘少波执意不肯，结果惹得人们议论纷纷，说其在为成兴作广告。

刘少波在正兴德工作二十多年，深受穆雅田商业经影响。穆雅田认为：“货贱无忧”，“生行莫入，熟行莫出”。所以刘少波对茶行以外生意不注重。他做生意的方针是有利必得，分毫不让，大不拒鲸，小不遗虾，其胃口很大，敢做大生意，不管什么品种的货，只要有利可图，就是数量再大也不怕。其稳、准、狠的胆量，再加上勤劳的经营风格，在当时的茶叶商中可算是多财善贾者。现举几例：

1947年，福州茶叶货源缺乏，而金丝楠木价钱极廉且无人购买，刘少波得知后，托牛焕玉告以有多少买多少。存货到1952年，刘少波将这批货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得利很多。

1952年天津茶叶公司来了一批陈旧红茶，价格低到仅够运费，刘少波毫不犹豫地买了数十吨，后来卖给东北口外茶商，价钱翻了一倍，又获大利。

在一次交易会上，刘少波见麦青茶（是天津不销的货）很便宜，每百斤价格不到10元，当即买了不少，用机器扎碎后，制成玉兰茶末出售，得利很厚。

刘少波谈交易时，分毫不让。有时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坚持自己的要价，甚至争执到每百斤只差一二元时仍然不能成交，在这种情况之下，经纪人只得自己掏包了事。

刘少波身为茶庄总经理，事事过问，面面都管，乃至伙食琐事也不放过。他管伙食时，亲自到市上买菜。夏天吃咸鸭蛋，如果好的8分钱一个，破的7分钱一个，他买破的，不买好的。他办的伙食有时好些，有时差些，但与正兴德的伙食相比，要差得多，尽管成兴的工人们对他意见很大，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对生病的职工，刘以两种不同态度分别对待。凡是他喜欢的人，认为用得上的，便给以精心治疗。如福州庄的杨文斌、天津会计张春泉、卖外客的张乃忠等人，曾为成兴出过不少力，这些人得病后，刘少波安排住在医院，花了不少的钱为他们治病，还亲自去医院看他们。至于刘少波不喜欢的人，生了病，刘少波也给他们花钱治病，但治好后不久，便借机将其辞退。

为了发财、赚钱，规定工人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他自己吃在柜上、住在柜上，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工人们也得跟着起床；到夜晚，王梦兰、石雅士在柜上死守，10点钟以后，等对面的正兴德上了门板，这才允许工人闭门停业。一天的劳累令工人们难以忍受，身体稍弱一点的便支持不了。一位杨姓的外同事，在成兴干了几个月便要求辞职，经理看他很能干就百般挽留，杨说：“成兴各方面都不错，只是劳动强度太大，我受不了，我还要命呢！”终于辞职而去。

刘少波在正兴德期间，养成了惟我独尊的性格。当上成兴总经理后，更是专横，谁也不敢和他顶撞。对职工们组织工会的事，刘少波更是抱着坚决取缔、毫不留情的态度。1947年，国民党社会局得知成兴工人黎洪恩、王济等人出名组织工会的消息，便通知给刘少波，他当即将黎、王二人辞散，还打算将附和黎、王二人的何东秀、李润庠辞退，经人说情才勉强罢休。为了个人利益，刘少波有时也会做一些让步，但归根结底还是向钱屈服而已。1939年，刘少波与李玉如、王捷帆共同经营木行，后来木行扩大经营，刘少波竟将王捷帆排斥在外，王与许鲁真系至交，许看不公，即与刘闹意见，不上柜。刘为了切身利益，亲自找到许家解释，并说了许多好话来安慰许鲁真。

刘少波热心办教育，1940年后，曾在老家郑庄子与同乡王克昌、陈其华等捐助资金，创办一所中学。

解放以后，刘少波仍然积极经营茶叶。1953年扩大经营，外庄采办花茶，这一年曾得利20多万元。到1956年，国家对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政策，此时成兴茶庄，由原来3万元的资本一跃而成为48万元，超过了百年老店正兴德。刘少波本人除占有26万资本外，尚有“启新”、“东亚”等公司股票六七万元；另有住宅一所（今河北路292号），出租房两所，加上不动产及现金等，总价值约40余万元。公私合营后担任成兴经理，直到1960年退休，仍然参加社会活动。

刘少波在解放前曾出任天津市茶叶公会副理事长。解放以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1978年在天津病故，终年85岁。

（徐雅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