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洲义生源大米庄的创办及经营情况

朱仙洲

义生源大米庄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业，资本为白银5000两，资东周琳斋及其弟兄四人，经理胡铁峰、郑鸣岐，经营大米、面粉、杂粮等运销批发业务。地址初期设在南门内大街，后迁至东浮桥西侧龙王庙，最后迁至法租界30号路今哈尔滨道恒和里西口。

周琳斋，天津南郊人，原任职于天津八大家之一乡祠卞家最早开办的隆顺纱布庄，当时他的身份是吃浮股掌柜，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隆顺纱布庄在天津商业中，是资格较老、经营作风规矩、资金雄厚、殷实富裕、颇具声望的大商店，多年以来为卞氏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周琳斋在隆顺任职多年，从人力股中分得一些红利报酬，除家庭生活费用外，剩余部分就积攒起来。天津南郊接近市区，河道纵横，生产稻米和杂粮，尤其是所产的小站稻米更是全国闻名，因而经营大米粮食的从业者，南郊人居多数。周琳斋在此影响下，产生了开办大米庄的念头，拿出积蓄5000两银子，开办起义生源大米庄。

义生源开业后，业务发展缓慢，两年后，增聘郑鸣岐为经理。郑鸣岐，南郊人，原在河东粮店街冯家开办的成发大米庄任职，成发原为斗局子，后改为大米庄。成发在冯家开办的八大成粮栈中居首要地位，比其他几家经营时间长，历史较久，业务路子也宽广。因此，郑鸣岐对粮食业务较为熟悉，被义生源增聘为经理，很快就打开了业务局面。

义生源主要经营大米、面粉以及杂粮中的玉米、红小豆、绿豆等等。由于经营品种多，产地不一，销售地区也不尽相同。例如稻米产于天津，粳米产于上海、芜湖，籼米产于越南西贡。面粉主要来自上海，后来也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进口一些。销售地区既有内销，又有出口外销，内销主要是供应天津、北京、唐山等地，外销出口豆类居多，如红小豆、绿豆、大青豆、毛豆等，运至上海，转销南洋群岛一带，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

郑鸣岐自1904年就任经理后，积极发挥其业务专长，大力开展异地杂粮运销业务，每天亲临斗店集市，并派人到产区选购优质品种运往上海转口南洋一带销售，在麻袋包上刷印英文字母嚜头（即商标），颇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凡是印有义生源“嚜头”的豆类产品，群众都要争先恐后地购买。由于业务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周转资金，除了资本逐渐增加外，东伙的存款共有10万袋的资力。1939年郑因年老多病退职，共任经理职达36年，这是义生源的业务发展时期，从最初的5000两资金，发展到拥有相当于10万袋面粉的实力，为周琳斋及其家族积累了大量财富，郑也分到一些人力股金。他的生活俭朴，历届红利所得，除家庭开支外，剩余部分均存在义生源生息，这对义生源的资金周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义生源的业务发展，主要是经理郑鸣岐精通粮业，善于经营管理，同时，还得益于隆顺号的外援。周琳斋是隆顺纱布庄的吃股掌柜，隆顺拥有大量资金，对义生源的经营使用资金，长期给予支持。除此之外，隆顺还有一只木制帆船，名为“大新”船，载重量为200吨，能装运粮食2000多石，长期供给义生源使用。义生源利用这只船，往来于营口、烟台、龙口、海州等地附近海岸，作为采运粮食工具。后来，隆顺便将“大新”船让给义生源所有，船上的二十余名工人随同而去。这只木帆船为义生源服务二十余年，在运粮费用上，为义生源创造了不少的财富。

义生源在上海设有驻庄，经常在上海面粉厂和上海面粉交易所采购面粉运津销售。由于购买数量大，常常引起价格浮动，因此，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有的就随着义生源的交易额买进或卖出，可见其影响之大，这在上海市场的天津帮中是少见的。同时，还在上海、南京、芜湖等产米区及香港采购大米、籼米装船运津稍售。另在运河产粮区如道口、大名等处、铁路沿线及东北产粮区派有专人采购豆类、杂粮等。在新粮上市时，争先采购，运往上海及本市销售。(www.xing528.com)

1930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南京政府与美国政府达成棉麦借款协议，大量洋粉倾销我国各大城市，天津各大仓库中，积存了加拿大、南美面粉有800万袋，市场面粉价格跌落1/3，天津头号面粉，如寿丰产的绿桃，福星产的禄蝠，由每袋的3元，落到2元。天津有很多大米庄因而亏累不堪，有的难于维持而倒闭歇业。义生源由于资金雄厚，所谓多财善贾，经营粮食品种较多，而且主要为异地运销业务，故而损失不大。

1939年郑鸣岐因年老多病辞去经理职务，适值义生源3年决算之期，加历年积累，按175万元开分。东伙合同规定，资东占8/12，经副理及全体职工占4%。郑鸣岐人力股1/10，分到17.5万元；资东为酬谢他多年辛劳经营，加送他5000元，共分得18万元。按当时面粉价格，折合面粉1.2万袋，这在同行业中是少见的，也是义生源的鼎盛时期，当时共有职工六十余人。

郑鸣岐退职后，由周琳斋长子周桂生继任经理。周任经理三年后即因病退职。此后，由本店提升二任经理继续经营，但业务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再因，资东周氏家族五十余人，生活主要靠义生源每年利润所得或借支，过着奢侈生活，不事生产，致使义生源资力日渐减弱，社会声望减退，银行、号均不愿给予贷款。以前的多财善贾，变成了捉襟见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冲入英、法租界，接收英、美在华财产，查封了各大仓库，库内所存面粉也被查封。库存面粉主人，必须填报清册说明原由，报请日本特务机关启封，但需花钱贿赂，方能启封发还。经过往返办理各种手续、日本特务机关的审查批准，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始能启封发还。所有在仓库存货的主人，莫不受到损失，义生源也不例外。

1943年日本军队节节失败，日本侵略者加紧掠夺我国物资，日商三井、三菱、增幸等洋行及三兴公司等商社，深入我国铁路沿线产粮地区，掠夺粮食及油脂油料。而义生源素以整批采购和多年的运销成为批发粮食大户，这时业务却被日商强行夺去；南部一带产米区的大米，也被日本强购而去，义生源只落得无业务可做。在无法经营粮食业务情况下，只好改弦更张，从南方采购一些纸张杂货，勉强维持局面，终因是外行而受到一些损失。在此困难情况下，不得不将“大新”船卖掉，以维持日常开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小麦进口，上海面粉厂有了原料，即进行开工生产。但义生源的经济实力已大为削弱，无力恢复原有业务，只能做些零星业务，维持现状。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以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通令全国各地区均按比例执行，商品交易以金圆券为计算单位，否则以违法论处。当时义生源的资金已不多，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实际上没有什么钱了，业务更是无法经营了。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不得已解雇一些职工，以减少开支，后来减至包括经副理在内只剩有5人，而且是靠向私人借债和变卖家具维持开支。最后，由资东拿出一些家属的首饰变卖，尝还私人债款，于1950年结束了经营近50年的历史。

（刘嘉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