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十道与盛唐以前的道的变迁

唐代的最初十几年，因为隋唐之际，群雄并起，凡是归顺唐朝的，都被授予刺史一职，这样州的数量又膨胀起来，特别是在今天的广西、湖南、四川一带，州的设置更加密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表示归顺后都成了州刺史。贞观元年以前，州的数目可能有500左右（这是最保守的估计），规模大小不等，有相当一部分是一州仅辖一县，颇称滥置。到贞观元年（627），就大举省并，在贞观十三年（639）时，全国有358州。以后又先后省了30个州，开元二十八年（740）唐土内有328州，这个数目基本上维持到唐代末年。

我们现在一直是“汉唐”并称的，其实唐人自己早就宣称和汉世联谱了，他们的政治等值线原则上是和汉世齐平，如果不能就尽量跨出隋世以前这一条线之外。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唐代的政区也尽可能地走到隋朝的影子圈外去，特别是唐代的县名，有一部分是不用隋称而远取汉晋旧名的。只是州名就不得不以隋文帝诸州为蓝本，也有沿用南北朝旧名，略作损益而已。这和唐人的本意相去很远。唐人所能做到的就是不用“郡”一称，也不急功近利地太大幅度省并诸州，这原因可能在于：一、州级政区经过东晋以来的变迁已成定局，而为社会所接受，在习惯上，“州”这称号远比“郡”尊崇，所以大家自然不会自屈于炀帝所谓的郡；二、中国经过270多年的分裂，社会的价值取向陈陈相因，等到隋朝一统天下，大家都认为太平之世难得，无不扣两端以求中庸，所以在政区设置上宁求其稳妥，不取炀帝的冒失；三、更重要的是唐代的统治比秦、汉深入，州的数目无法缩减到百数左右。

唐代还设置了10个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先是开元元年（713）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为府：升并州为太原府（732），升岐州为凤翔府（757），升益州为成都府（757），升蒲州为河中府（760），升荆州为江陵府（760），升梁州为兴元府（784），升华州为兴德府（897），升陕州为兴唐府（909）。这些府是和州平级的。

众所周知，唐代还设置了道。在贞观元年，太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除了将州县大加省并外，又按照当时的山川走向（古人习语叫作“山川形便”），分全国为十道：

道名　　　大致范围

关内　　潼关以西、秦岭以北，包括河套

河东　　当时的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

山南　　秦岭以南、长江以北

淮南　　江、淮之间

剑南　　剑阁以南

河南　　当时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

河北　　当时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

陇右　　陇山以西

江南　　长江以南

岭南　　五岭以南

这就是后人常说的“贞观十道”。它最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为了方便中央派出官员到地方巡视，就按当时的基本交通路线划分出十个巡视区域，这些区域又大都沿着山川的边界来划分。不过，既然是派员巡视地方，那么这十道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暗含着监察区的意味，但还不是名符其实的监察区。太宗担心一旦将全国划分出几个监察区来，无疑会象汉代的刺史部那样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成为实际上的一级政区。基于如此这般的深虑，在整个唐朝前期，又由于北被戎狄，内罹诸难，因此统治阶层一直以模棱的态度来因袭贞观十道的区划。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才最终正式定下监察区的体制，将贞观十道分成十五道，即将关内道分出首都长安附近地区为京畿道，河南道分出陪都洛阳附近地区为都畿道，又将山南道和江南道分别分为东西二道，另外还增设了一个黔中道（今贵州一带）。每道置采访处置使，有固定的治所，专检非法，如汉刺史，就成了15个监察区：

道名　　　治所　　　　今地

京畿　　　长安城内　陕西西安

关内　　　长安城内　陕西西安(https://www.xing528.com)

河东　　　蒲州　山西永济蒲州镇

陇右　　　鄯州　青海乐都

山南西　　梁州　陕西汉中

淮南　　　扬州　江苏扬州

江南西　　洪州　江西南昌

岭南　　　广州　广东广州

都畿　　　洛阳城内　河南洛阳

河南　　　汴州　河南开封

河北　　　魏州　河北大名东北

山南东　　襄州　湖北襄樊

剑南　　　益州　四川成都

江南东　　苏州　江苏苏州

黔中　　　黔州　四川彭水东

安史之乱以后，诸道采访使的监察权被节度使（方镇的长官）兼有，独立的监察区早已名存实亡。终唐之世，因为开元十五道所行时间较短（开元二十一年至天宝末年），安史乱后，陇右道已非唐鞭能及，而京畿、都畿二道实为畿辅所在，和汉代的司隶校尉部一样，并不严格地被列于一般的监察区之内；至于黔中道，就象羁縻区一般，盛唐以后仅存其谱而已，不为时人所重，因此唐人习称十道，而不称十五道（比如晚唐人就好用某某《十道录》作为书名）。虽然无论是贞观十道，还是开元十五道，在晚唐早已失去了它的监察区的意义，但是，唐代的道，特别是贞观十道，实际上是唐代的十个基本政治区，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晚唐时代的贾耽、李吉甫等人的只言片语当中领略一二，尤其是贾耽，他在《贞元十道录》当中对天下政区规划的利弊完完全全是以贞观十道为框架进行论说的。我们又进一步从贾耽的言论中得到启发：可能唐人在规划诸道的时候，有更深刻的政治地理背景，各个道之间互为钳制，又基本上据以山川保持一个略为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区。

唐代诸道所统州县的规模，在贞观年间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到了高宗朝，重为厘定而为比较固定的模式，以后大抵保持二百年之久，晚唐时又略作修正。所以，唐代各道的格局应当以高宗所厘定的为一代之制。

上面说到贞观以后的中唐，一直不把十道作为监察区。由贞观十道向开元十五道演变，就相当于揭去了庐山的雾纱，这以后的结果我们现在其实早就可以料到了。玄宗正式设置监察区，一方面是他踌躇满志的表现，开元盛世使他对局势充满信心，不去顾及监察区的变化前景；另一方面，没有固定的监察区也确实给监察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监察官员在首都（陪都）和监察地点之间来去如飞，监察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不过，监察区一经固定，监察官员一任常职，变为行政区，变为行政官员的可能性就指日可待了。果不其然，二十年以后，因为安禄山的叛乱，道这一个监察区很快地转变为州县之上的一级政区，新的三级制政区也就随之而来。

在谈到晚唐以后的道（方镇）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唐代的都督府。晚唐的方镇（道）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作为监察区的道，另一个就是都督府，有些方镇就是直接由都督府演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