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迁

和九州、十二州说并行的还有“畿服”之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五服，最早见于《国语·周语》，较晚出的《禹贡》也承此说，从邦内向外到蛮夷之地均以五百里距离，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周语》当中作“宾服”）、要服、荒服。其中心自然是甸服，这样一层一层地往外扩散，荒服到甸服的中心就要达2500里了。另一种是九服，见于《逸周书·职方》，先是划出方圆千里设一个王圻（畿），然后再象《禹贡》所说的那样，依次相隔五百里分成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最后一种是三服，《逸周书·王会》：“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象这样以方五百里或方千里整齐划一的距离来划分行政区划，固然不是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所能办到，而《禹贡》之地方2500里，《职方》方5500里，《王会》方6000里，绝对不是战国以前人的地理知识所能及的，显然是后人杜撰，不足为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设置过这一类行政单位，后世竟然也有一些冬烘先生还是照搬照抄，白纸黑字地写下某地区在以前属某服的文字来！

古人既然要费这么大的心事去规划畿服，必然有他的原因。无论是三服、五服，还是九服，所要表达的无非是一种因文化（血统）的亲疏关系、经济的依赖程度而产生的地理圈层区划，这种区划尽管从地理学角度而言，是有违实际的，不过，当它折射在文化地理层面上的时候又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后世在施行地方行政区划的时候，没有采用这类名号，但是，通常又深受它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国家，多文化的产生实根源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主要有农耕和畜牧两种（实际上因地区的迥异还有更多的差别）。而中国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区域的开发，是由北及南，由东及西的模式，因此这就影响了历来当政者在画野分野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文化差别与地区差别，由此而产生了正式政区和准政区的分别。最明显的是唐宋的羁縻府州县和明清的土司。此外，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内部的政区也因为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不同，有了内外之别。在唐代就将设在边远的政区称为“边州”（相对于边州的称为正州），象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全省，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的部分地区当时都在边州之列。又因为各地区开发程度有先有后，当政者囿于这一方面的差异，而不重视有股肱之要的次开发区域，只是简单地以荒服目之，政区设置得很草率。象这方面的例子就很多了。

不仅仅是中央存在着政区和地区调配关系上的误区，就是一省之内也有“小畿服”的分别，导致了以首县为中心的省垣地区，和距离省会远近不同而形成的低一层次的政区间的地位差别；一省和他省相邻地区甚至形如“荒服”。这种省内、省际的差别，让国家在貌似严密的区划方案中产生了不少“飞地”，造成了诸如因省际失控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事实。(www.xing528.com)

畿服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包袱，在体国经野的时候是不应该有的，但它始终若隐若现地存在。我们的古书上了解到的是一些白纸黑字的显性的政区，可能在它们的背后同时还有隐性的政区（或区域）；也许在特定的时候，后者所起的作用更大，对政治地理区划的影响更深远。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对此还知之甚少，因此是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的，只好还是照搬古书上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州”和“畿服”都是大而化之的地理区划观念，只要略微知道一些地理常识的人都会有自个儿的一套说法。如果再具体下去，这两者之下又该如何划分呢？这就要让现实来出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