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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闸与澳城连接天然商业活动视角与商业范围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望厦村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闸和澳城的连接处, 其商业活动与这种天然的“连接”有关, 一方面把内地的商品贩卖至澳城, 另一方面也把澳城内的西洋物品贩卖至内地。由此来看, 望厦村的商人活动范围较广, 并不局限于澳门或广东省内, 连汉口也有涉及, 这应与他们主要从事洋货贸易有关。上述望厦村商人申请加入葡籍的数据中提供的是简单的姓名、 出生地、 职业和父母的简单信息, 至于他们的商业规模和发家史则无从知晓。

关闸与澳城连接天然商业活动视角与商业范围

在澳门开埠之初, 葡萄牙人就着力发展和扩大澳门的影响, 吸引更多的华人入澳贸易。 隆庆三年(1569 年), 时人陈吾德称澳门葡人“挟其重货招诱吾民, 求无不得, 欲无不遂, 百工技艺, 趋者如市。”[17]又有人谓“……而江西瓷器、 福建糖果、 果品之物, 皆所嗜好。 佛郎机之夷, 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技以往者, 虽徒手, 无不得食, 民争趋之。”[18]对这种情形, 葡萄牙史家亦有相关的描述: 葡萄牙人是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 开始在圣拉萨罗城墙外建立第一座教堂, 至今仍然存在, 以作为后人有纪念。 从教堂开始到万历年建设围墙, 确定葡萄牙居住地界, 经过了十六年时间。 其间葡萄牙人一直与中国交往, 但没一个中国人居住在大围墙门之内。 两国人民六天进行一次交易, 第七天,大围墙门打开, 一部分中国人进入, 同葡萄牙人交换下周的生活必需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形势的变化, 大围墙门始终开着, 中国人纷纷到葡萄牙人居住地进行贸易。 在大围墙城墙附近的一个地方形成一个商业中心, 主要向葡萄牙人提供食品。 但市场难以控制, 产生许多不便。 议事亭出钱修建一些摊点, 邀请中国人前往贸易。[19]

望厦村, 靠近澳城, 村民也参与到澳城的商业活动中, 或耕种给澳城提供一些农产品, 或进入澳城务劳充当匠人、 艺人等。 望厦村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闸和澳城的连接处, 其商业活动与这种天然的“连接”有关, 一方面把内地的商品贩卖至澳城, 另一方面也把澳城内的西洋物品贩卖至内地。 根据葡人记载: “葡人占领澳门半岛是从山脚下, 即现在的贾梅士花园所在地开始的, 那里位于连接地峡和西望洋山的道路中间, 与两个村庄距离相等。 除了直通海上之外, 这个位置还便于他们与当地人直接交换产品, 一方面是与也从事海上贸易的西望洋村民交换,另一方面同望厦村交换, 并且从望厦村可以方便地得到来自内地的产品。 另外, 所有到西望洋村去的人必须经过葡萄牙人所在的地方, 这便于吸引人们进行交易。”[20]

1849 年以后, 澳门半岛北部地区逐步被居澳葡人侵占, 伴随着侵占过程的是城市化的推进。 望厦村傍以南一带, 俱属农田沼泽, 阡陌相望。 望厦村民在此耕种, 原本借以谋生者。 自澳葡入驻村后, 便以贱价将田地收买, 填作平原。 侵占土地的同时, 澳葡还强行向望厦等居民收税, 使沿袭多年的清政府与上述地区居民的土地隶属关系遭到破坏。 据张之洞称, 在1887 年间, 澳门民人所缴田粮税额已经下降, 其原因是葡人己在上述地区强行勒钞:

其附近各村, 葡人勒收钞值, 除旺厦村不缴外, 其龙田、 龙环、 水坑尾、 塔石、 沙冈、 沙梨头、 新桥等村, 或半缴租钞, 或约缴公钞及绿衣、 街灯费……又潭仔铺户、 船厂六十余家, 居民蓬屋一百余家, 壮丁二三千人, 每年约缴绿衣、 街灯等费银一千余元,葡人勒收地租丁口租, 每人半元, 遇有红白事, 亦勒缴租, 人心不服, 迄未照缴。 又过路环铺户、 船厂四千余家, 居民百余家, 每年约缴绿衣、 街灯等费银一千余元, 未缴租钞。

由此一来, 农民借以谋生的农田被贱价收买, 失去耕地的农民迫于生计, 或转向经商, 或进入澳城务工, 加速了华人村落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

望厦村的商人, 有些可能是小商贩, 资金充足些的可能成了店主。但关于望厦村商人的资料较少, 只能从零散的资料中去推测。 例如前文第三章提到的一些申请加入葡萄牙国籍的望厦村民:

据华人张礼宣禀称, 伊系生长澳门, 现年二十七岁, 在旺厦出世。 乃向在澳门居住、 贸易、 并未当过中国差事张亚好及黎氏亲生之子。 今欲隶入西洋旗籍等情, 兹特布告。 奉限三十日, 自宪报第二次颁行本告白之日起计, 传所有不知名各关涉人等, 于限满后第二次堂期赴案, 听候臬宪定期辩驳。 特此通知。 辛丑年十一月初一日。 按察司麻经阅。(www.xing528.com)

诸如这样的还有罗伯许、 林炳烈、 林碧江、 邵柄权、 侯明三等人,都在望厦村出生, 父母都是村中农民未曾当过中国差事, 他们中有的在澳门经商, 有的在潮州, 甚至还有的在汉口经商。 由此来看, 望厦村的商人活动范围较广, 并不局限于澳门或广东省内, 连汉口也有涉及, 这应与他们主要从事洋货贸易有关。

上述望厦村商人申请加入葡籍的数据中提供的是简单的姓名、 出生地、 职业和父母的简单信息, 至于他们的商业规模和发家史则无从知晓。 所幸, 深藏澳门历史档案馆中的《永田沈氏家谱》, 记录了一位华商创业过程:

(沈) 天爵公, 字秉仁, 号冠亭。 公幼年纯朴, 夙遭楼苦。 行年十二, 慈父见背, 只遗有住屋一间, 乾隆铜钱四千余文, 时不通用, 母亲将衣服首饰典当, 方完殡葬。 当斯时也, 上有六十一岁瞎眼祖母柯氏, 四十岁慈母史氏之亲, 下有九岁、 六岁、 四岁、 二岁之弟妹。 家无越宿之粮, 外有恃功强近之亲而无怜恤。 母子婆孙,形影相吊, 其中债惨, 实不堪言。 随时将衣服或当或卖, 母接衣缝以活命。 及至次年, 更加懊苦, 难于支持。 每日供奉祖母, 朝夕食饭, 母子每日均食粥一次以度日旬。 但承祖母询及, 答云: 俱皆食饭。 措词安慰, 因其两目不见, 可以掩饰。 复同母亲酌量, 必须想一善方以活生命。 当时踌策, 令公做小买卖, 每日晨早, 或食碗粥, 或用铜钱七文买个面包, 代作饭食。 肩挑椰油, 奔走四乡, 零星沽卖, 递日间, 或赚铜钱一百八十或一百二百文不等。 又令二弟在澳买卖生果, 或赚得铜钱三五十文, 始得套餐有赖, 或粥或饭,无至彷徨。 不数年间, 年甫十七, 幸得朋友抚恤提携, 信些洋布各式货物, 拈往澳内夷妇贩卖; 又令二弟三弟出身偏工。 斯时渐入佳境, 家内始无庸食粥, 递年除去家计, 尚可俭蓄些。 追至二十二岁, 积有二百余金。 八月, 又逢祖母去世, 十一月, 母命完姿。 事后, 两手皆空。 帷时人尚古风, 情多厚重, 生意场中易□□□, 再能俭蓄, 而至二十七岁, 复积有二百余金。 同母酌量, 欲开一店。斯时, 二弟天奎亦积有百金, 母命兄弟二人同心协力, 遂于嘉庆十七年, 在澳门红窗门街, 始开仁茂洋货一店。 自开张后, 生意颇觉顺适。 此时供奉母亲, 口能宽裕, 庶免史氏之忧, 以乐余年。 至后勤俭, 颇有蓄积, 创置屋铺数间。 惟时三弟天相、 四弟天时去世,寸草无遗。 公临终之日, 防其缺祀, 所以谆谆致嘱, 令子荣显将高地围内屋一间拨出, 交与其两房嗣子管业, 批赁收租, 永为其兄弟二人祭祀之需, 是则无遗憾焉。 然此可见生前之友爱恺惮, 念切孔怀而嘉言她行, 亦约略可想也。 故书之于谱末, 以赫不忘矣。[21]

引文中提到沈天爵做小贩时“肩挑椰油, 奔走四乡”, 卖洋布时“拈往澳内夷妇贩卖”, 他的二弟则“在澳卖生果”。 从这些零散的信息中可推测他们居住在澳门城外的乡村。 从族谱上看, 沈氏祖籍可能来自福建。 根据王文达的研究, 早期到澳门的福建人多聚于望厦村, “望厦村民, 以何、 沈、 黄、 许、 赵诸族人氏为最多”;[22]并且文末提到沈天爵“令子荣显将高地围内屋一间拨出”, 即沈天爵的儿子名沈荣显。 沈荣显一名让笔者联想到前文所述望厦村内的沈氏家族中的名人——沈旺(又名沈荣煜)。 两人的名字中, 中间一字是相同的“荣” 字。 “荣” 应该是他们的字辈。 字辈, 表示家族辈分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 俗称派。 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 也是古代一种特别“礼”制, 它一直延续到现代。 两人的字辈相同, 即表明沈天爵的儿子沈荣显和沈荣煜(沈旺) 同辈分。 综上, 可推断沈天爵应该是澳门城北望厦村的村民。

另外, 关于沈天爵的材料中还包含其他重要信息: 首先, 沈天爵约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 年), 他十二岁时, 已是嘉庆二年(1797 年),所以其父遗留的乾隆铜钱已不通用。 到他十七岁时, 他和二弟可以自由地进入澳门城内做买卖。 也就是说, 嘉庆初年或更早, 望厦村一带的华人已经来往于澳门城内开展贸易。 其次, 沈天爵是经营洋货贸易起家的, 他的资本和商业经验的积累经历了四个阶段: 农民——小买卖经营者——洋布贩卖者——仁茂洋货店店主。 从农民到洋货店主, 这种质的变化, 沈天爵大约用了十年时间。 沈天爵致富后, 其资本扩充的方式是购置“屋铺” 和“批货收租”, 由此成为业主。 数据显示, 晚清澳门的绝大多数“屋铺” 均为华人所有, 除了自住外, 这些“屋铺” 也是通过“批货增值”。 因此, 沈天爵的从商经历及商业扩张方式, 是当时华商的一种普遍性的行为。 再次, 从沈天爵的生存和发展过程, 可以看到, 嘉庆初年, 一些商品社会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了, 如典当(融资方式)、 雇工(雇佣关系及剩余价值的获取)、 赊卖(沈天爵朋友的“抚恤提携” 及“澳内夷妇贩卖” 应以赊卖为主) 等, 这些要素的出现,对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成长为商人, 至关重要。 复次, 沈天爵与二弟“同心协力” 开设了仁茂洋货店, 该店乃家族生意, 这种集合家族内的资源, 共襄商业的情形在早期澳门华商中亦较为普遍, 后来还出现了不少大型的华商家族。 另外, 作为华商, 沈天爵事母至孝, “友爱恺梯”,坚持着中华文化的传统。 这在华夷杂处的环境中, 应该看做是支撑华商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沈天爵兄弟在从事洋货交易中完成其原始资本积累, 在一个以对外贸易作为主要商业的新兴城市中, 沈天爵的经历及其从商模式, 应该具有普遍的意义。 事实上, 嘉庆年间, 一大批像仁茂洋货店这样的商业实体己经遍布澳门城内外, 这些商店虽然本身的规模不大, 但是由于量多, 仍然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力量, 其店主也就成为了以外贸、 物业经营为主的华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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