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澳门学话语体系，出版《澳门望厦村研究丛书》

吴志良

回归近二十年来, 澳门政治、 经济、 社会、 民生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信仰和谐共生的人文景观建设更是举世瞩目。 在学术研究领域, 澳门学研究已经广受学术界重视, 对其学理的研究、 范式的探讨、 基础的构筑已经取得累累硕果； 澳门学国际研讨会的连续召开, 令其逐步向一门“显学” 迈进。

澳门学概念首次提出至今,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澳门学经历了三波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发展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前后, 学术界集中探讨中葡关系中澳门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次浪潮始于21 世纪初, 特别是2005 年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 学者们自觉地探寻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进程, 为新生特区的社会发展和人文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近年来, 随着澳门学作为独立学科建设的呼声日渐高涨, 学术界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发现澳门本土独有的人文意义和普遍价值, 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

自2010 年以来, 学术界在澳门基金会推动支持之下, 先后召开了四次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届2010 年在澳门大学举办, 主题为“澳门学研究的学理化与国际化”； 第二届2011 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学举办, 主题为“澳门学文献调查和澳门学实证研究”； 第三届2012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 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知识建构与学术成长： 以澳门学为例”； 第四届2015 年在澳门大学举办, 主题为“文献基础与学科建设”, 分别就澳门学的学理化与国际化、 文献调查和澳门学实证研究、 澳门学知识建构与学术成长、 文献基础与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极大地推动了澳门学研究工作的进展。 今年, 第五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亦即将在暨南大学召开。

无论澳门学是否最终能成为一门显学, 澳门研究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和澳门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 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和澳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并为澳门平稳过渡、 为回归后的特区建设和“一国两制” 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知识和理论支持。仅仅这一点, 就足以令学术界引以为豪。

回首过去, 展望未来, 澳门学需要总结历史经验, 思考与探究未来发展路径。

一、 探索澳门学研究路径

澳门学登堂入室地作为一个学科来构建的过程中, 学术界走了一些弯路, 其中最大的弯路, 就是从一开始便试图构建澳门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 顶层设计是一个时髦的词汇, 但运用于学术领域,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未必行得通, 缺乏足够经验积累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

学术需要创意, 方法论也不可或缺, 但一门学科的诞生是知识长年积累自然形成、 学者默默耕耘悉心培植的过程。 学术研究有别于政治社会动员和宣传, 铺天盖地的宣扬可能会导致学界更多的浮躁, 容易造成学术研究更多的高谈阔论, 对学术建设本身无甚帮助。 学术界很快便意识到这一点, 学者们静静地回到了书斋。 近年的澳门学研究, 少了几分热闹, 多了几分沉实。

由此, 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推进澳门学发展的一个路径选择： 当今澳门学研究应该放宽视野, 打开格局, 进入细部, 深耕细作, 从宏观考虑和微观深究两个面向入手： 其一是将其置于中葡两国乃至世界格局、 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大历史来考察, 凸显其意义与价值, 并确定其应有的位置； 其二是进入澳门社会内部和细部, 即对其政治、 经济、 社会制度及其运作和不同时期的城市生活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 鉴于澳门学研究, 特别是历史诸多问题长期受到忽视或曲意解读, 且澳门学研究中比较缺乏深入民间的田野考察和第一手材料, 中外文尤其是中葡文史料未能全面充分挖掘、 整理、 比对, 研究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越来越艰难。 唯有知难而进, 从宏观考察和微观深究两个方面入手并有机地联系贯通, 才能为构筑澳门学奠定必要而可靠的基础。

因此, 在短期内确定澳门学的学科边界、 找到其适切的研究方法是不现实的。 这将是学术界相对长时间内奋斗的一个目标。 在探索澳门学的过程中, 路向和路径选择至关重要。 有了正确的路向和路径, 持之以恒不断求索, 我们才有可能到达目的地。

二、 构建澳门学三个体系

如何阐释澳门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 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凸显澳门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 如何揭示澳门社会“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 弘扬澳门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和多民族融合中的优良传统? 如何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澳门应有的作用?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亟待学术界逐步生发自主的意识和自觉的行动。 有学者说, 澳门学是澳门社会在文化焦虑发展的困境中提出的一种学术憧憬, 其发生与发展均为澳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注脚, 澳门学必须走进并融入澳门社会本体, 也只有这样, 澳门学才能找到本源、 立足扎根。 归根到底, 澳门学的构建就是构建别具特色的本土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核心便是缓解文化焦虑——如果这种焦虑存在的话——想方设法地冲出困境, 更通俗地说, 要确切回答“我们从哪里来, 在哪里, 到哪里去” 这个重大问题, 为寻找和建立澳门道路、 总结澳门精神而自信地提供知识支撑和智力支持。

关于澳门学的内涵和外延, 学术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大家普遍认为, 澳门学是构建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的载体, 而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则是澳门学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目标。 在中外交往或中国近代化“桥梁” “平台” “窗口” 的功能定位之上, 回归澳门内部社会的演进,关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意义。 当然, 这不等于我们只关心澳门本土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 而是放宽历史的视界, 从小空间、 小事件洞察大历史、 大问题,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澳门人、 事、物的人文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澳门学研究, 应从澳门历史发展的全域加以观察, 将澳门近五百年历史变迁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联结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认识澳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地位和作用。 在具体内容上, 澳门学的研究就像三维拼图, 把与澳门相关的每个学科、 每个时域的知识板块结合起来, 才能筑成其完整的学术图景。 为此, 对澳门学采取的哲学立场, 学术界应该是实证主义和演绎主义并举, 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 研究资料的保存状况进行弹性处理和综合考量。

从外部视角出发的解释体系, 多是建立于外部历史经验上的理论归纳； 而作为本土知识体系的解释框架与移植, 应是依据本土的历史经验抽象而成。 局外与局内, 互为参照, 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

三、 掌握澳门历史研究话语权

在澳门问题谈判期间, 中葡两国政府都希望建立自己的历史叙述,争夺对澳门历史的话语权。 为此, 早期澳门研究天生携带民族主义的基因, 中葡双方在澳门多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 导致关于澳门历史和文化的叙述彼此差异甚大乃至相互对立。 伴随政权顺利交接和成功落实“一国两制”, 政府与社会进一步完成中文官方地位、 公务员本地化、 法律本地化, 澳门历史和文化叙述也从葡萄牙主导逐步过渡到中国主导。

回溯三十多年来的澳门学术史, 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学术研究逐渐摆脱政治争拗的束缚, 告别民族主义争议色彩, 聚焦于澳门内部社会的演变历程及其现实意义。 虽然内部社会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但叙事的视角不可逆转地指向了内部社会。 这种转变, 是革命性的、 开创性的、 历史性的, 其结果或标志, 便是有关澳门历史的话语权悄然回归了。

其基本表现可以概括为： 以澳门本身为主体的研究取向日渐凸显,在视角、 史观、 观点、 成果、 人才等全方位、 多层次、 多领域地彰显由外及内、 由表及里的态势。 这一态势主要表现在, 研究主体、 研究方向、 研究主题、 研究意识、 研究方法甚至学术规范的本土化。

如果从澳门史学史的发展历程进行观察, 历史知识的取得从过去由埠外学者控制, 逐渐转变为由本土学者主导, 研究主体也转向澳门内部社会的演进轨迹。 具体来说, 一是以澳门人述说澳门史为主体的内部视角的兴起, 逐步取代了以往主要由葡萄牙、 中国内地、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学者书写澳门历史。 这在通史编撰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代表澳门地方视角的通史性著作近年来逐渐增多。

以往研究主体主要探讨城外问题, 包括中葡政治、 中葡关系、 中外文化交流、 宗教传播等, 而关于本土社会的管理和运行轨迹的论述明显不足。 近年来, 澳门作为一个城市个体的运行轨迹、 发展变化, 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近代澳门城市的形成、 社会组织的管理与运营、 华商群体与社会转型、 华人政治文化与身份认同、 澳门与抗日战争、 澳门文学艺术与地方化等专题性的开掘日益增加, 而且从本地视角和本土问题出发, 逐渐摆脱政治化和城外化的藩篱, 新见迭出。

在深度方面, 澳门回归前, 研究工作多集中在基础资料的梳理和重大政事的考订上； 回归后, 因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 学术界开始结合学术理论从事各类型的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也从以质性研究为主, 发展为质性与定量研究并重, 且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以往研究者主要是以葡萄牙和中国内地学者为主, 代表本土声音的学者相对缺乏。 近年来, 一批澳门籍或在澳旅居的学者, 既掌握社会科学的知识与方法, 又逐步掌握多种语言工具, 熟悉本土历史与社会, 逐渐成长为澳门史最重要的学术力量之一。

以本土视角解释的澳门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否则, 将无法解释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在弹丸之地和睦共处数百年的事实,无法解释它们之间是如何对话、 沟通、 交汇的, 也难以找到核心价值和力量源泉去维系和构建澳门这个多元并存的共同体。

以史学研究为例, 亟待建立与澳门人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相适应的史观与史学。 由于澳门历史研究最早是围绕中葡主权、 治权之纷争展开的, 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极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葡两国政治家、 史学家对澳门历史的叙事与解释长期存在巨大的分歧, 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甚至南辕北辙。

其核心内容也长期受限于政治史、 中葡外交史、 中外交通史的主线, 无法转向本地社会内部演进的研究。 在这种学术话语环境中, 澳门本土知识体系及其解释体系的建构自然无从谈起。 学术界应该在海内外研究力量的协助下, 积极挖掘整理庞大的多语种史料, 逐步建立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 使澳门历史的叙述回归本真, 澳门历史研究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叙述更客观、 科学、 合理, 更具亲和力。

十多年前, 我在研究澳门政治发展史时, 提出了“华洋共处分治,葡人双重效忠” 的论点,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赞誉、 分歧、 批判乃至驳斥同在。 但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披露和更多研究成果的发表, 大致印证了当年的论述和观点。 一个地区、 一座城市的历史是由当地居民创造的, 也唯有通过当地居民的讲述与阐释, 其历史才更具本真性, 更有亲切感。

澳门之所以形成今天开放、 包容、 多元的格局, 是因为澳门自一开始就是中国最早对西方开放的城市之一, 始终处于宏大、 多维的参照系中, 在容忍、 承认、 尊重、 信任、 合作、 互助等基本价值上与不同文明展开长期对话, 从而养成和保持“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文化生态以及“不走极端, 没有悲情” 的精神品格。

澳门历史研究话语权的回归和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应该以一部“官修” 的澳门通史型著作加以体现。 因此, 我想, 在条件更成熟的情况下, 应该将《澳门通史》 的编写提上议事日程。 每个时代应有至其时的“通史”, 恳请诸位同道共同努力, 早日圆梦。

四、 解答澳门学的三个具体问题

澳门作为明中叶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以独特的魅力吸附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族群、 文化、 宗教、 信仰, 共生共长, 成为16 世纪至今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之一和西学东渐的前沿阵地。 然而, 在皇权体制和大一统政治秩序下, 以葡萄牙为主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往往受到极大的限制。 具体到澳门政治发展史上, 就是我们早年所概括的“华洋共处分治, 葡人双重效忠”。 即在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里, 不同族群同处共存, 在接受明清中国主权治权主导管理的同时,葡萄牙人社群又获默许, 依葡萄牙中世纪地方自治传统成立议事会组织进行内部管理； 而且随着自治权的不断扩展, 葡人实际上拥有一定的政治行政权力。 但在重大政治法律权力问题上, 居澳葡人依然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制约, 客观上造成了他们既效忠于葡萄牙国王又不得不听命于明清官员的奇特局面。

澳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 在于从思想上、 理论上回应澳门的历史、 实践和经验。 现阶段, 我认为, 澳门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澳门学的历史任务) 亦即我们需要以客观、 理性、 科学、 求实的态度以及澳门人特有的宽宏包容精神来解答的问题有三：(www.xing528.com)

1. 正本清源, 确认历史的主体性, 即其集体记忆中的“集体” 是指哪些人?

2. 消除模糊状态, 恢复历史原貌, 即澳门历史中哪些事件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回避、 隐瞒或扭曲了, 是否可以或将如何还原?

3. 在重构澳门历史全景的基础上, 构建自主的澳门史解释体系。澳门历史长期以移植的理论框架来解读, 而且这些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旧理陈说影响甚广, 如今我们怎样从外部维度转向内部视角, 从先入为主走向实事求是, 寻找一条可行的理论路径, 以建立一个属于澳门人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

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必须有新思维、 新方法和新材料。 不仅需要本土视角, 需要将研究主体从中葡关系史转向澳门内部社会的演变, 更需要本土学者的积极参与。

对此, 澳门学界近年已有所关注和讨论, 而且部分学者已经身体力行, 展开了初步尝试。 然而, 这三大任务不是几个研究者可以独立承担的, 需要一大批研究人员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需要有意识、有组织、 踏踏实实地在不同层次以多种形式开展具体的研究, 寻求学术突破。

以往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内部社会的嬗变遭到忽视, 澳门研究和叙述的主体性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现在澳门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两个问题：“澳门学” 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应覆盖哪些学术领域； 对“澳门学” 应采取什么样的哲学立场, 也就是本体论的问题。

五、 建立澳门学的解释体系和学术范式

如何从文明对话出发, 阐述澳门文化、 澳门现象、 澳门模式、 澳门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建立独特成形、 严谨科学的解释体系和学术范式,是今后澳门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现在, 我们更注重从文化价值上解读和阐释澳门。 澳门地处边隅,长期以来都不十分引人注目。 近年来澳门之所以被发现和注意, 源自于其所代表的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政治内涵。 早于明清之际的中西早期接触中, 澳门为两种甚至多种异质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一座桥梁、 一个舞台和一块缓冲地。 明朝中后期及清中叶后中西两度隔阂, 澳门为东西方思想文化和经济贸易的交流保留了一条窄小而顺畅的通道, 令其沟通不至于完全中断。 正是在这一历史机遇下, 澳门逐渐形成兼收并蓄、 包容共处的特性。 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不同风俗、 不同文化共存共进、和睦相处、 平等对话, “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共同搭建了一个“人类文明实验室”,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圈点了一个闪亮的符号。

事实上, 最早提出“人类文明实验室” 概念的是生活在澳门的一个葡萄牙学者。 可以说, 无论对于中国和西方, 澳门都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 具有历史的传统与中西交流的经验, 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

澳门研究以往侧重东西方文明的接触、 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呈现； 而如今研究视角转向世界文明地域化的生态形式和存在方式, 即探讨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 阐释作为“人类文明实验室” 的澳门模式和澳门价值。 在四百多年的发展与磨砺中, 澳门养成了兼容并蓄、 互让互谅、 敞开胸怀的文化性格, 创造出不同思想、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共生共存的社会景观, 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对话的“公共空间”。

同时, 澳门具有的独特的政治地位, 使其兼备多重社会身份认同,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 从而方便并增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今天的澳门是从殖民政治走出来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殖民社会的转型与再造, 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学、 政治学、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学、 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可以为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探索可行路径。

六、 积极推动澳门学研究

三十余年来, 澳门基金会竭尽所能地扮演推动者、 组织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和学术界同道携手并肩, 从未在创建澳门学的追求中松懈却步。

澳门基金会深信, 推动澳门本土学术研究, 既有助于推动澳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也有助于建立澳门特区对外的“软实力”, 有助于更好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有助于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贡献绵力。 澳门基金会坚持不懈地推动学术研究的工作, 是因为要建成一座大厦, 需要有蓝图、 有计划, 需要有章法和步骤, 更为重要的, 还得有一批充满热情的建设者。

这座大厦的落成, 将充满着我们的经验、 记忆、 知识、 智能和精神力量, 还有人性的光辉。 而正是人性的光辉, 使得小小澳门在人类文明史上闪闪发亮, 也赋予澳门学术研究一层特殊的意义。

澳门基金会推动学术研究, 要从基金会早年面对的组织转型说起。1988 年, 当时的澳葡政府当局收购了东亚大学, 交由澳门基金会负责管理, 同时负责构建适应澳门社会需要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个阶段工作完成之后, 正值《澳门基金会章程》 需要修改, 于是便提出把基金会发展成研究澳门和中葡关系的一个平台。 其实作为一个公共机构, 这不但是澳门基金会应有之义, 也要求有一套通盘的计划, 不能盲目跟风,随波逐流, 必须制订一个长远目标, 那就是为澳门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澳门系统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

随着20 世纪70 年代经济加速发展, 到80 年代政治、 文化和社会发生剧变, 尤其是在澳门进入主权回归过渡期后, 社会对澳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多了起来。 而我们在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编辑《澳门总览》时, 发现大家解读澳门问题往往都是点到即止。 当再进一步去深入探究时, 只可以单凭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甚至感性的认识去下结论, 导致在尝试解答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时, 不少见解似是而非。 这种情况, 不利于真实把握过渡期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 也不利于特别行政区的创立。澳门基金会决定加强对外合作, 组织研究力量, 加大资源投放, 全面担负起推动澳门学术发展的重任。

就在同一时间, 澳门开始冒出一批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才。 他们在修读硕博课程时撰写的毕业论文, 不少都与澳门有关。 我们认为这些论文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不论是结集成书出版, 还是节录后通过学术期刊发表, 都可以为解答澳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提供宝贵的参考。 于是,我们首先决定与澳门大学商议恢复出版《澳门研究》 期刊, 并构思以丛书形式, 系统地出版与澳门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论文、 报告和专著。 同时, 组织专家学者在《澳门总览》 的基础上, 针对特定社会需求, 编纂基础资料, 最先形成《澳门丛书》 和《澳门论丛》 系列。 在实践的过程中, 多角度、 跨学科、 全方位研究澳门的构想也渐渐成形, 并且逐步完善落实。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我们把焦点集中在文史编辑方面, 先后推出《澳门丛书》 《濠海丛刊》 《新澳门论丛》 和《澳门译丛》 等系列。 同时也与内地、 葡萄牙的档案收藏机构合作, 系统地整理编译和出版了明清时期的澳门文献档案, 为澳门学术发展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我们还因应法律中文化的需要, 推出了《澳门法律丛书》 系列。

在这个时期, 澳门基金会在研究出版领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门百科全书》。 这是澳门第一部百科全书, 全面系统地以词条形式, 简明而深入地阐述澳门、 解析澳门, 是构建澳门学的初步尝试。 另外, 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合作, 出版《澳门文学丛书》, 首次系统地对外展示澳门本地作家的创作成果。

澳门回归祖国之后, 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合并原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而成立了新的澳门基金会。 新的澳门基金会秉承过去推动学术研究的传统, 着重澳门学术研究成果的对外推广。 我们首先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 发行《澳门丛书》； 接着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 发行《澳门研究丛书》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 发表年度《澳门蓝皮书》； 与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门艺术丛书》；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发行《澳门知识丛书》； 与作家出版社合作发行《澳门文学丛书》； 与葡萄牙澳门科学文化中心合作出版葡语专题图书等。 借助外地出版社的丰富经验和发行网络, 使澳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成果的整理与展示更全面、 更立体, 传播范围更广。

至此, 我们已经大致为澳门勾勒出一个涵盖不同学科、 以历史文化为起点的基础知识体系的轮廓。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相反是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目前我们要做的工作有两层：

第一层是进一步整理、 整合本土文化资源和研究力量, 提升研究水平和质量, 丰富完善知识的展示内容和方式。 例如, 我们参与了中央文史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 的工作, 组织编撰了“澳门卷”； 现正与文化部合作编纂《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澳门卷》, 全方位系统整理本土民间文化。 另外, 我们内部也正在开展“澳门记忆” 数据库项目。 当然, 还继续每两年举办“澳门文学奖”、 每三年举办“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以及每年连续举办“澳门艺术家推广计划”和“澳门基金会市民专场演出”, 鼓励创作和研究、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 为本土的文化艺术表达留下宝贵的记录。

第二层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推动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实质进展, 集结本土和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力量和智慧, 通过组织学术课题研究、 举办“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及与国外学术机构合办各类专题研讨会持续推进。

澳门基金会在学术领域基本上围绕如下几点展开工作： 广泛联系团结内、 外研究力量, 并创造条件令其不断发展壮大； 调动和引导研究力量进行不同领域、 特别是基础薄弱学科的研究, 促进澳门学术的全面发展； 着力档案、 史料、 资料以及学术成果的挖掘、 整理和出版； 推动澳门学的理论阐释与建构。

这些工作, 需要澳门内外相关学者和机构的通力协助与合作。 一直以来, 我们不仅支持本地的研究, 也与外地相关学者合作； 不仅支持高校进行研究, 也支持社团开展项目。 应该说, 二十多年来, 澳门基金会成为了澳门学一个重要的推动者、 组织者。 我们会一如既往, 继续投放资源, 争取更多的成果。

结　语

就在澳门基金会积极推动澳门学研究, 而且澳门学研究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之际, 我们惊喜地看到, 暨南大学作为澳门问题研究的一个重镇, 依然默默地奋斗在推动澳门学研究的最前线, 令人鼓舞。

暨南大学不但聚集了一批学者展开研究工作, 同时也成立相关研究机构, 如暨南大学校级协调创新中心──澳门学研究中心。

该中心积极地组织学术研讨会, 出版学术成果。 其组织出版的《澳门学研究丛书》, 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作为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希望该中心不断努力, 为澳门学研究添砖加瓦, 取得更多的成果。

我们也希望该中心与澳门基金会加强合作, 依据澳门学发展的路径, 从宏观考察和微观深究两个面向入手, 构建别具特色的本土知识体系、 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使澳门作为中西文明相互交流以及和谐共处的典范而受到更多人的注目, 突显出澳门城市的文化价值, 从而进一步为人类文明的共生共存贡献力量； 从文明对话出发, 阐述澳门文化、 澳门现象、 澳门模式、 澳门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建立独特成形、 严谨科学的解释体系和学术范式, 并通过理论探索, 从中寻找澳门社会内在发展的规律, 激发社会成员自主发展的创造力, 为文化多样性的合理解释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路径, 共同为中华文化发展、 民族振兴履行我们的历史责任。

杂乱写下一些感悟, 不成系统, 只求抛砖引玉。 是为序。

2017 年10 月23 日完稿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