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伋（jí）看过皇帝的度田诏，心里十分为难，寝食不安。
他是河南尹。“尹”本来是长官的意思，刘秀在西汉末年赤眉大起义之后的军阀混战中取胜，建立了东汉王朝，又称后汉，把首都设在洛阳。洛阳原来属于河南郡，建都后，就把河南郡称为河南尹。同时，“河南尹”也是对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作为地方，它包括了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下游、双自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刘秀建国以后，把大量的土地赏赐给皇族、亲戚、功臣等等，豪强地主也乘机兼并土地。因此，从东汉初年开始，土地问题的矛盾就非常尖锐。朝廷按土地面积收税，大户人家就隐瞒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就去依附大户人家，给他们当宗族、宾客、徒附、部曲，类似于后来的长工、佃户等等。大户人家大量地隐瞒这些依附农民的户口，这就使国家的丁口税也就是人头税大量减少。所以，土地兼并的后果，一方面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秀就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6月下令度田，也就是要丈量土地，清查户口。
河南尹可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靠近首都，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在这里购买和掠夺土地。这些人谁也不肯如实呈报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但这些人又个个官高势重，别说各县的乡官县令，就是他河南尹能不能作长，也要靠这些人的庇护。所以，在河南，度田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他张伋得处处小心。
“大人，召陵侯李雄遣人来拜。”正在张伋忧心忡忡的时候，家人来向他禀报。可他一时又想不起这位李雄是谁。但既然是侯爵，就一定有来历，他派来的人，就怠慢不得。他一面传话请客人进来，一面让他负责文书的小官书丞去查官册。原来，张伋为了防止得罪达官贵人，就把自己地方在京师做官的人造了个名册，随时备查。客人大摇大摆地走上堂来拜道：“小的是召陵侯李雄家令……”这时，书丞回来，贴着张伋的耳朵小声说：“李雄乃大司空李通的儿子。”张伋只觉得脑袋里面轰地一声响，就啥也听不见了，连请客人坐都说不出来。幸好书丞还机灵，拿过一块席，请客人落座。好在那家令开始只是塞喧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等他恢复过来，听到那李雄家令说：“召陵侯在新城县（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购得薄田三百顷。近日陛下有令，检核田亩，召陵侯还望大人如实检核。”张伋心想：“哼，屁话，如实检核，还用你特意跑一趟！”但嘴里却说：“召陵侯这样关照，本官一定照办不误。”这时，那家人从怀时掏出一块绢，递给张伋，说：“今特将薄田实数呈与大人。”张伋看也没看那绢子上写些什么，就把它揣到自己怀里，赔着笑说道：“请转禀你家大人放心，在下一定按此数如实检核。请侯爷放心，放心！”那家令笑着离开了张伋的家。
“来人！”这是张伋唤一个亲信小吏的习惯用语。那小吏应了一声，到堂上来问道：“大人，有什么吩咐？”“你速去新城，告诉新城令，李雄家的田产，要按这上面的数如实检核。”张伋掏出那方自己连看都没看的绢子。小吏笑嘻嘻地说：“大人，您看今儿都这么晚了，明天再去也不迟啊。”
“混帐！”小吏头一次见主人跟他发这么大的火，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张伋说：“你知道李雄是什么人啊？大司空李通的儿子！李通是什么人啊？皇帝的姐夫！是同陛下一起打天下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小吏听了这话，二话没说，出门上马就走了。
第二天，小吏回来。张伋一看，连新城令也跟来了。就问他：“你不在县认真检核土地，到这里来干什么？”
新城令手捧装官印的盒子说：“小人是来向大人辞官的。我这个县令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
“混帐！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时，你却要躺倒不干……”
“下官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本县多有京师达官显贵皇亲侯王等等购置土地，膏腴良田，多为他们所有。多者上千顷，少者也有几百顷。按王莽年间的土地帐簿，本县共有土地三万一千顷。而现在呈报上来的数，还不到一万九千顷。其中九千顷为中下户所有，一万顷为大户所有。而实际上，大户的土地数，何止成倍？即以召陵侯为例，先后三次在我县贱价购得四户王莽亡臣的土地，按旧帐计算，此四户原来呈报的土地是七百余亩。此外，还有一些下户的土地夹裹其间，耕种不便，自愿奉送给他们，并请求做他们的宾客，这样的土地也有数十顷。而召陵侯自言仅有三百顷，不足其半。又自言丁男丁女共计只有二百余口。据下官所知，他家的宾客、宗族、徒附、奴婢、部曲等不下千人。近日下官也接到这类来书十余封，皆言请按他们自报的数如实检核。下官实难处置，因此，恳请交还县令印绶，回乡为民。”
“混帐！”张伋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说道，“陛下下诏度田，你躺倒不干，岂不是抗旨不遵？你还想要脑袋不要？再说，大户人家，都是知书达理的礼仪之家，岂能为几斗租赋而隐瞒几亩田产、几口人丁？而小户人家之中，刁钻之民甚多。难道你那九千顷就是实的吗？”(www.xing528.com)
新城令一听，茅塞顿开。对呀，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只在大户人家头上打主意。被他们隐瞒的土地，是有处可寻的。于是拜道：“谢大人指点，下官一定照办不误！”新城令高高兴兴地回县去了。
张伋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既可以把总田数查得差不多，又可以让大户人家满意。各县都应该懂得这个方法。他又巡视各县，暗示新城县如实查田的方法。于是，河南尹的查田工作就这样进行下去。其实，其他各地，也很少有真正如实查田的。
这种查田方法，包庇大户，侵夺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搞得各地怨声载道。很多中小地主破产，更多的农民沦为大地主的徒附、部曲、宾客等等。光武帝下令度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了。
有一次，刘秀带着太子刘强、右翊公刘辅、楚公刘英、东海公刘阳、济南公刘康、东平公刘苍等几位皇子到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一带去打猎游玩。这里离洛阳不远，属于河南尹的管辖范围。皇帝车驾出城，过了谷水不久，就被一群百姓给拦住了。他们大声喊冤。刘秀不知怎么回事，派人去问。原来，这些人聚众喊冤，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官员在核田的时候，包庇大户，苛薄小户。大户人家田多少核，小户人家田少多核，甚至宅院房基也核在田地之内。皇帝陛下答应回去查问此事，那些百姓才退去。
刘秀想，我让人查田的目的是查清隐瞒的土地，公平的负担租赋，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如果真像这些百姓说的那样，岂不是适得其反？于是，光武帝派侍御史为钦差大臣，去调查核田的情况。
几天后，侍御史回来报告说：“臣调查了河南尹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二县。一路上，县民闻听钦差大臣前来，遮道号呼，纷纷诉苦。皆言乡里、县官以度田为名，媚上凌下。大户有田不报，肥田劣报；对中下户则肆意侵夺。小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据知情者言，河南尹各县，大多如此。”
这时，陈留（在今河南省开封到民权之间的地方）太守派官员来报告：“近日以来，陈留县（在开封东）境内，群盗并起。既有无业游民，也有略有产业者。他们攻击郡县，杀害长吏。派兵追讨，兵至则贼散，兵去则复聚。为害甚盛，郡县难制，太守特遣臣禀报陛下。”那陈留官吏照着简牍上的提纲禀报完毕，刘秀心中十分烦恼。陈留距京师仅二百里路，陈留不太平，也是对首都的威胁。他怕那官吏禀报有误，就要他拿的简牍看。那官吏有几分迟疑，又不敢不给，刘秀觉得有点纳闷，他认真地读了每条木简上的字句，知那官吏所言不虚。他正要把简牍还给那官吏，突然发现在最后一条木简上有一行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觉得这句话与他禀报的内容并无关系，为什么要写在这上面呢？他问道：“这两句话是何含义？”那陈留官吏一听问这两句话，立时心慌起来，支支吾吾，伏在地上不敢回话。再三追问，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此话是臣到京师之后，在长寿街上听说，觉得有趣，便随手写在简上。”刘秀反问道：“难道你来京之前，就知道要听说此话，所以多带一条简不成？你可知欺君之罪？”那陈留吏只是连连叩头，不敢回话。
这时，屏风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请父皇息怒，儿臣能解此牍。”说话的，原来是年仅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他请陈留吏退下，然后说：“此话必是陈留太守告诫他的话，说的当是度田之事。”刘秀回身问道：“为何要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说：“河南尹乃帝都所在，近臣甚多；南阳郡是陛下故乡，近亲甚多。近臣也好，近亲也好，田宅户口多超过规定，难以度准。”刘秀让一个宦官去盘问陈留吏，结果与刘阳说的完全一致。刘秀心情很复杂，看来，度田不实，与自己的近亲近臣有着直接的关系，与自己也能拉上间接的关系。看来，度田也实在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但既然已有成命，就得进行下去，哪怕只是做做样子。只是，对这些度田不实的地方官吏该如何处置呢？治他们的罪，也确是有点冤枉他们了。
就在刘秀犹豫不决的时候，青、徐、幽、冀四州（青州在今山东省北部，徐州在今江苏省北部，幽州在今河北省北部，冀州在今河南省南部）也纷纷来报：盗贼蜂起，杀掠郡县，州郡镇压不住。细究原因。皆因度田不实。因为度田不实的实质是富豪大户把自己应该负担的赋税转嫁到中下户身上，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受到刻剥太深，无法容忍，便聚众造反。所以，这次的事件，不但有无地的农民参加，也还有中小地主参加。想到这些，刘秀也就顾不得冤枉不冤枉了，下令逮捕河南尹张伋及青、徐、幽、冀等州刺史、郡守等十余人下狱，以度田不实、欺君罔上、刻剥民众的罪名处死了。可怜张伋，一心为了讨好朝廷中的权贵，却不想被他们要了脑袋。
刘秀杀了这十几个替罪羊，先平息一下民愤。然后用分化瓦解造反农民的阴险手段，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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