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李从荣与潞王李从珂的对决

后唐明宗李嗣源抢得帝座后（公元926年），以皇子李从荣为天雄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公元927年，以其同母弟李从厚为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李从荣对于其弟的判六军诸卫事，心中委实不舒服。

李嗣源担忧李从荣年少骄奢，不懂得如何处理政务。依理，当让他接近一些懂得“治术”的人物才是，然而李嗣源却严禁他接近儒生，生怕他一旦染上了儒生的那一股特殊气质，从此会萎靡文弱下去，失去了先人以武力夺得政权的勇武遗风。然而，李嗣源又很矛盾地特地挑选一些名儒—那些过去曾跟他谈得来的要好人物，和李从荣一同生活起居，使其在言行上能懂得为人处世和勤政爱民的道理。于是，跟随李从荣的儒生私下对他说：“令弟李从厚，现为河南相公，恭谨好善，亲礼端士，大有少年老成的风范，阁下的年龄大了些，应当格外自我勉励，免得声望反落在令弟之下。”

未能懂得这一番好意的李从荣，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私下对着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道：“在朝廷的那批家伙，都在推崇从厚，而尽说我的坏话，看来我的‘皇储’位置相当危险吧！”

“不怕，你手里有的是重兵，再说还有我杨思权做你的后盾，还怕啥？”杨思权用这一套来撑他的胆子，接着劝告他要多多募集部队并整顿训练，以培植自己的党羽和巩固自己的势力。

李从荣的这种做法和行动，都有人详细地向李嗣源报告。

三年后，李嗣源对于此项职务重新予以调整，以皇子李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李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翌年，前者擢升为秦王，后者升为宋王。

秦王李从荣入都拜见父皇时，李嗣源很当一回事地教训他道：“我是大老粗一个，是从刀枪战阵中爬出来的，书籍上说些什么，我统统不晓得！但我很喜欢听儒生讲演的‘经义’，似乎也能使人增加一些智识。我曾亲眼目睹养父庄宗（李存勖）努力学作诗，摸枪杆的将门弟子耍起笔杆子的把戏来，恐怕只是增加人家的窃笑罢了！你最好还是不要搞这一套。”

这虽是皇帝对太子的家常谈话，但却话中有话，因为李嗣源的耳朵里，早已充满了李从荣的行动报告，诸如：“李从荣想做诗人，天天在平平仄仄、一东二冬地把一些浮华的文人，如高辇等全收罗在幕府内，相与唱和，自以为也是了不起的诗人。每次有盛会佳节时，即置酒相待，命令僚属赋诗，文意如不顺遂其意的，立行撕毁斥责！”首先，儒家是中国“面子哲学”的创立者，让人尤其是“文人”无面子，那可怕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其次，弃武就文不适合当时社会的特殊环境，何况还违背祖先的遗训与家风。李嗣源的这一席话，说得蛮有道理。

但李从荣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他性轻佻而峻急，既担任判六军诸卫事，复参与朝政，遂不知天高地厚，包庇下人，骄纵不法，以为法律也可由心头的爱憎来决定。在安重诲时代，他和李从厚对安重诲总存有若干敬畏与忌讳，故后来虽然典兵权，依旧怕“老安”几分。于今，安重诲已被“挝杀”了，克星既除，他的骄纵遂无法无天。安重诲死后，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李从荣越发瞧不起这二位仁兄。范、赵非常清楚，因此屡次请辞，最后甚至提出由大臣轮番来担任枢密使，李从荣的威势可见一斑。

石敬瑭遵时养晦，善观风云变化，当时担任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六军诸卫副使。按理，他不可能也不敢与李从荣发生正面冲突，但石的老婆是李从荣的“异母妹”，兄妹之间的情感因母亲间争宠的缘故，一向未能融洽。现在李从荣既兵权在握，平素的恶感就移恨到这位“异母妹夫”的身上去。石敬瑭也明了个中过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解决的，所以最适当的选择就是要求外放。刚巧，契丹常常入寇，李嗣源问枢密使谁是守河东的最理想人物，范延光、赵延寿二人乃共同推荐石敬瑭与康义诚，于是一切就照着办。

石敬瑭跨出洛阳的城门，以后，他将成为人人皆知的“儿皇帝”！李嗣源在位的第八年（公元933年）也是其在位的最后一年，因年老体弱，老爱闹病，政务疏怠了些，几项重大的事件就在这紧要关头发生了。

五月，李从珂终于也挤上潞王的宝座。

八月，皇帝的身体衰弱不堪，已致仕的太仆少卿何泽看出老皇帝已经不行了，而秦王李从荣的权势如日中天，最好是能趁机有所表现，作为政治资本。主意既定，何泽上表请立从荣为太子！

李嗣源看后，不胜唏嘘地对着左右道：“大家都请立太子，看来我只好回到太原老家去了。”

随后，他认真地着令宰相、枢密使等讨论这个题目。

得到讨论“皇位继承人选”的讯息后，李从荣颇不乐意，他对父皇说：“听说有奸臣要立我为太子，我的年龄太小了！但愿让我多多学习统治和治军的方法与技巧，我委实不愿当此‘空衔’。”

“不错！那是百官的意见。”皇帝老实地告诉儿子。

李从荣退出寝宫后，碰到范延光、赵延寿两位枢密使，他带着不屑的口吻道：“大臣们建议要把我立作太子，哪是为皇位挑候选人，分明是欲攘夺我的兵柄，把我囚禁在东宫罢了！”

范、赵即把此话转告给皇帝，皇帝为了使他安心，发表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秦王李从荣，又擅自设立了“牙兵”（田承嗣所建立的亲卫兵，而为朱温、罗绍威所扑灭的牙兵制，至此又告复活）。但李从荣的这些牙兵似乎是专供排场之用。每当入朝时，李从荣从骑百数，张弓挟矢，驰骋于通衢，以资炫耀。而且，他肚内是藏不住半句话的，看范、赵两人不顺眼，还偏要说出来，仿佛是“等我一旦做了天子，一定要族诛范、赵二人”。

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话既出自李从荣之口，迟早总会溜进范、赵的耳朵。范、赵两枢密使怕了，请求外放，借以避祸，李嗣源则误以为是看到他病了，才打算开溜的，大怒道：“欲去尽管去，何必上表来申请。”

范、赵看到出走无望，改走内线。赵延寿托齐国公主替他说情，证明自己的确有病。皇帝这才答应。

范延光则拜托孟汉琼、王淑妃以求放，也蒙答应。

大家忖测着“秦王之祸”迟早要发生，无不先后请求他调。

十一月，皇帝为新任成德节度使范延光饯行，酒罢问道：“你今远去了，有关国家的政事，可放心说出。”

“朝廷大事，希望陛下与内外辅臣共同参决，切勿听群小之言！”范延光所说的群小是指孟汉琼、王淑妃等人。

皇帝的旧病复发，秦王李从荣入宫问疾时，李嗣源老是低垂着头，连抬都抬不起来。

王淑妃一再提醒皇帝：“从荣在此。”

李嗣源不吭气。有一回，李从荣于问疾后退出，骤闻皇宫中有哭声，他暗想“老头子大概完蛋了”！第二天起，他即不入朝问疾，不料皇帝的病倒是好了些，而李从荣反而不清楚，于是跟其党众商议，想以武力入侍皇宫，并制服权臣，这样皇位才是他的囊中之物。于是，李从荣遣其押衙马处钧去问枢密使冯赟及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按：此两位是顶范、赵二者的缺）：“李从荣准备率‘牙兵’入宫侍疾，且预防特别事故，请问二位，当驻于何处最为适当？”

“秦王自己做主就行！”两位枢密使不愿替人安排这种事，既而私下对马处钧道：“皇帝的身体很健朗，秦王宜竭忠尽孝才是，千万不可听信谗人的浮言。”

马处钧把话原原本本转告，李从荣大怒，叫老马再度回去，改成警告的口吻：“你们不爱家族吗？为什么胆敢拒绝我的要求呢？”

朱、冯二枢密使把情况向孟汉琼、王淑妃报告。

大家（朱、冯等）都认为一定要与河阳节度使康义诚合作，大事方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他们把康义诚叫来。

康义诚不愿表示意见，只说：“我是一名将校，不敢参与会议，一切听候你们的差使好了。”

朱、冯疑心他不愿在大庭广众中表明态度，乃于夜晚请其至私第，再加以探询，哪晓得“老康”始终是这么两句话。

这是朝廷方面的动态。

至于李从荣呢？他从河南府率领千余骑兵，列阵于天津桥，黎明的时候又派马处钧先往冯府对冯赟道：“秦王决定今日入居兴圣宫，你们都有宗族，处事要周详公允，祸福也在须臾决定。”马又往康义诚处报告，康曰：“王来，我决定奉迎。”

得到警告后的冯赟疾驰入右掖门，碰到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等，正共同开紧急会议于中兴殿门外，冯赟先把马处钧所说的陈述了一遍，接着责备康义诚的投机态度：“秦王声明祸福决定于须臾，其意图可想而知，你不要以为你的儿子在他那里而左右顾望，要明白皇帝提拔我们，自布衣起以至将相，倘使秦王一旦以兵进入此门，则将置皇上于何地，而你我还会有‘遗种’吗？”

康义诚还未把态度表明，就有人报告，秦王已带兵来到端门外。

孟汉琼拂衣而起：“今日之事，已危及君父，你还要瞻顾等望，投机取巧吗？我不敢爱此余生，自当率兵以抗拒。”即行入殿，朱、冯、康等尾随入内。孟向皇帝口头报告：“李从荣造反，兵已来到端门外，一旦他入宫，宫中一定大乱。”

当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皇宫中立即涌起一片啼哭声。

“李从荣为啥要采取这一步呢？”李嗣源无法弄明白李从荣究竟为啥会以兵逼宫，他复问朱弘昭道：“真的有这回事吗？”

“一点也不假，已通令守门的关门了。”

皇帝指着天垂泪，对康义诚道：“你去处置吧，千万不要惊扰老百姓。”

这时，潞王李从珂之子李重吉（封控鹤指挥使）随侍在侧，嗣源对他道：“我与你父，亲冒矢石而定有天下，你父曾数次使我免于遭难，李从荣有个啥功劳？不料现今为人教唆，而有了这样悖逆的行为，我早就晓得这些角色不配担任大事，当叫你父来，交给他兵权。你替我把守各重宫门。”

李重吉即率领控鹤军守住各道宫门。

另外，孟汉琼已披甲上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率五百名骑兵出讨李从荣。

当此时也，李从荣方据胡床，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报告说是端门已紧闭，从门隙中窥探，只见朱洪实带着骑兵冲出来。李从荣大惊，命先取铁掩心来穿上，坐调弓矢，不一会儿骑兵像潮水般涌来了。李从荣逃归，与妃刘氏俱匿藏于床底下，可惜床底下并非地下堡垒，终于被拉出斩首，首级被传去做证。

李嗣源听说李从荣被斩，悲骇得几乎昏倒。数度昏醒后，他的精神更为不济，老病乃告复发，且比以前更厉害。

以后就由以孟汉琼为主的大臣处理一批从逆分子，因事过琐屑，此处可以不论。

处理了李从荣叛乱的案子后，翌月（公元933年十二月）李嗣源便辞别了人间。在五代的纷扰时局中，李嗣源作为帝王能保全首级得以善终，值得大书特书。史书上说，李嗣源虽目不知书，但性情尚平和，与物无竞，他被逼登上了“天下宝座”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据说，每个夜晚他总在宫中焚香祈祷，祝词很坦白诚恳：“我李嗣源是胡人，因遭逢动乱，被亲爱的众位弟兄推戴，而得到不应有的皇位。今竭诚希望上苍，早些诞生贤明的圣人，可使万民安泰。”

一般来说，在五代中，李嗣源是很难得的一个帝王，史家都同意把他统治下的世风称为“粗为小康”。

同一个月，宋王李从厚即皇帝位，是为后唐闵帝。闵帝在位仅一年，已有重大的事件要他处理，那又是谁呢？潞王李从珂也被“逼上梁山”是也！

李从厚即位，即循着帝王的那一套手续做去，改元易朔，大赦天下。他论功行赏，尤其是对讨平“秦王之祸”的人员都赏赐有加，如擢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又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朱弘昭出任枢密使、同平章事，冯赟为同中书二品，其他各有加封。

于今，朝政全落在朱、冯二人的手里。这两个角色最嫉妒潞王李从珂和石敬瑭，一来，顾忌他二人跟随李嗣源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二来，李、石二人的名望比朱、冯要高得多。于是朱、冯这两个得志的小人，现专找李、石二人的麻烦。

当李嗣源抱病时，李从珂遣其夫人入朝省侍，自己不来。等到嗣源驾崩，潞王托疾不入朝，怕的是一旦离开根据地，恐有不测之祸。有人从凤翔府来，就无中生有地收集了潞王不少“阴谋”向上报告，朱、冯的初步动作是先放逐其子—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不许其重典禁兵，派其为亳州团练使。其子既出，复召其女入宫禁，因李从珂有一女名为惠明，在洛阳出家为尼，朱、冯把她召入加以监视，朱、冯与李从珂的嫌隙从此而生。

二月，朝廷调整了不少方面大员的职位。实际上，正式冲突的序幕已经揭开了。朝廷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潞王为河东节度使，接着又命令洋王李从璋权知凤翔。李从珂心里很是苦恼，拒绝朝命吧，然而兵弱、粮少、城池不固。怎么办呢？于是，他召参谋人员问策，有人说：“李从厚（闵帝）年纪太轻，懂得个鸟，一切政务全操纵在朱、冯二人手里，阁下功高震主，千万不可离开自己的地盘，一旦离开，绝无活命的道理。”

有的说：“君王有命，应当遵从，现因旧君新丧，新君初立，徙迁藩镇，似不必多疑。”(www.xing528.com)

在那个多疑忌、多诡诈的社会里，“不必多疑”是注定“要讨死”的。李从珂采取了前者的建议，采用联合各藩镇共同行动的步骤，先派人去联络长安的西都留守王思同，先说以利害，继饵以美姬，如果此二者失效，则以最可行的办法对付。王思同颇有见解，硬是不吃这一套，理由是：“我受明宗大恩，今若与凤翔同反，假使侥幸成功，犹被人称为‘一时叛臣’，要是事情失败了，不是遗臭万年吗？”

主意既定，王思同即把李从珂派来的使者逮起来往上报。是时，李从珂的联络使多数遭受这样的后果。朝廷火了，认真地派王思同为西南部行营马步都虞侯并部署征讨，率诸路大军集于凤翔城下进攻，攻克东西关城，城中死伤甚众，王思同猛攻，务在必克。

凤翔的沟堑既卑又浅，防守的工具又很缺乏，大家都感到很危急。李从珂亲自登城对着城外的军士涕泗涟涟地道：“我从年轻时起，一直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浑身都是伤痕，才建立了今天的朝廷，诸位将士是我的同事，都是亲眼所见的，难道有半点违背事实吗？现今朝廷信任奸臣，猜忌自己的骨肉，请问我将受到何种罪责呢？”接着放声痛哭起来，城外的将士们都很同情他。

一个生性偏激的将领张虔钊不理会这一套。他主张快点攻其西南面，以白刃驱士卒快登，士兵冒火了，大声诟骂，反过来攻击他，张虔钊跃上马背，一溜烟跑了！

另外一个将领杨思权乘机大喊道：“李从珂是我们的首领，请大家放下武器！”这一路军队就这么轻易地完全投降，自城的西门入。接着，杨思权摸出一张纸来给李从珂：“希望你在克复京城的时候，派我做节度使，勿以为防、团。”李从珂很慷慨，立即开出委任状的“政治支票”，派他做“邠宁节度使”。

由于李从珂的“阵前喊话”成功，前线已发生了这两件离奇的事，而身为统帅的王思同却完全蒙在鼓里，还在督促士兵攻城。有人大喊道：“西路军已入城受赏了，我们还打个屁？”此声一出，士兵们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武器落地的声响像地震一般。放下武器的意义不是等于正式投降吗？身为将帅的王思同只得偕同其他六个节度使一起溜之大吉。

胜利属于李从珂。潞王大喜，收敛城中将士吏民的资财以劳军，甚至把鼎釜等物拿来作为赏赐，因他实在也没有别的贵重的东西可赏赐呀！

李从珂掌握了胜利的契机，接着，自然是乘机反攻。他很担心西京副留守刘遂雍会与王思同合力据守，哪晓得行军至岐山时，已听说刘遂雍拒绝失败的王思同入城，这一喜非同小可，他立即派人去慰问。倾心于事新主的刘遂雍，尽数搬出府库的财富摆于城外，军士们先到者先赏，等到潞王到达时，前军全犒赏过了，于是全军都不入城骚扰，刘遂雍迎谒，李从珂慰问有加，一同入城。

在东都洛阳方面呢？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中外大骇，闵帝不知所为，开诚布公地把肺腑之言说出，对康义诚等道：“明宗死时，我不过是名藩属，诸位要挑哪个来继位就哪个，我根本无心与人争国，现既承担大业，年纪又轻，什么都不懂，一切军国大事，全操纵在你们手里！我和兄弟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龃龉，你们说这是国家大事，我能违背吗？这次兴军讨伐之初，都互相夸大，认为很容易就可平定，现今事已至此，该怎么办才能转祸为福，我自己打算去迎潞王，以大位相让，即使仍免不了要挨一刀，也是甘心情愿。”

朱弘昭、冯赟等像嘴巴生了疥疮般吭不出气，投机家康义诚打算以宿卫兵迎降。于是，他用一套美丽的辞藻来掩饰卑劣的动机：“西路军的惊溃逃回，是主将的大失策，今侍卫诸军尚多，我自己前往扼其要道，召集离散，徐图后效，希望陛下不必过分忧虑。”

闵帝仍想召石敬瑭率兵抵抗，但康义诚固请自行，皇帝李从厚乃召将士亲自慰谕，把府库所有，尽数搬出来犒赏，更答应“平定凤翔府之日，每人赏二百缗，如府库不足，当以宫中古玩折算抵偿”。

士兵们高兴得忘了自己姓什么，骄横跋扈、无所畏惧地身上背着物品，一路扬言“到了凤翔府，更请增加一份”。

试想另有打算的康义诚，带着这样的骄兵悍卒，怎么能求胜？何况此时他还在计划诛杀“固守洛阳论”的朱洪实，军士更是愤愤。

反过来，循西路东来的潞王李从珂已到了昭应，听说前军俘虏了王思同，李从珂蛮有容量道：“王思同虽然失策，但能尽心地忠于其职，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车驾来到灵口，前军已把王思同解回来了。

李从珂先责备他。

王思同振振有词道：“我起自行伍，先帝提拔我，升我做将军，常常自愧无功以报明主，并非不晓得依附大王以图取富贵，而帮助朝廷总会遭到祸殃的！我只是深深愧疚，死后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现今败了，要杀要戮，悉听尊便。”

“哦！”李从珂想赦免他一死。

但那些在阵前被李从珂喊话过去的将士们偏不答应，因有人已强娶其妻妾，没收其家产了！于是，他们选了一个李从珂在“醉乡漫游”的时候，连报告也不说一声，擅自把王思同宰了，等到李从珂晓得真相后，只有“嗟惜累日”而已。

潞王的步伐逐渐向东都逼近，来到灵宝，一路唯见降旌。来到陕县，参谋人员认为京畿已近，宜做些宣传工作，借以收拾民心。李从珂遂驻扎于此，以传单向洛阳民众宣传—除朱弘昭、冯赟两族罪在不赦外，其余的一概无罪。这种宣传收效最为惊人。

那些被康义诚带来抵抗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愿战，来到新安，将士都百十成群地丢弃武器，自动地跑到陕县去投降新主。康义诚到达乾壕时，麾下剩了数十名，凑巧碰到潞王的斥候，康义诚索性解除所佩的弓剑以为印信，请他们向潞王说明，一定投降。

在洛阳的闵帝听到，潞王已在陕县驻扎，康义诚兵溃，忧骇得不知如何是好，急派人去请朱弘昭。弘昭想了一想，道：“在紧急的时候叫我，那不是要了我的命吗，算了吧！”自动跳井而死。

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听到“老朱”跳井后，立马到冯府去，于其府内把冯赟宰了，并族灭其家，遂把朱、石二人的首级，专程送到潞王那里去求赏。

闵帝在无能为力之下，拟选取三十六计的上策而出奔。一个夜幕初垂的晚上，他带了五十骑出玄武门，径奔魏州，来到魏州东数里，碰到石敬瑭，帝大喜，以为是遇到了救星。

“听说康义诚往西讨，陛下为什么奔到这儿来？”军情不大明了的石敬瑭淡淡地反问。

“康义诚早已叛变了！”皇帝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这一托出，无异于“托出”自己及一行人的生命。

“唉……”石敬瑭俯首长叹了好几声。

现在闵帝不是把自己托付给石敬瑭，而是给石敬瑭带来了“苦恼的难题”。一个会动脑筋的人对石敬瑭说：“前代的‘逃难天子’虽说邪气，但逃难时总有充充场面的将相侍卫，以及府库、法物、使作下属的人，现在皇帝仅一个人带了五十名骑兵，你想能干些啥事好呢？”

石敬瑭老实不客气地拿这些话去质问闵帝，闵帝还能有更好的借口来作答词吗？

两个尚明大义的军使沙守荣、洪进愤而责备石敬瑭：“你是明宗的女婿，富贵与共，忧患也然，现在天子逃难，寄身于你，目的当在图谋复兴，而你偏好意思以这些将相、侍卫、府库、法物去相责问，分明是想出卖天子去附贼？”沙守荣抽起刀来，准备干掉石敬瑭，其卫队长慌忙保卫，沙守荣和他格斗，败死，洪进自刎。石敬瑭的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即后汉的开国者，气得像一头跳跃着的老虎，遽尔带领部队径直入内府，把闵帝李从厚的左右及从骑，一人一刀，杀个精光。石敬瑭的苦恼问题解决了，在把闵帝像扔垃圾般遗弃后，他优哉游哉、若无其事地到京都洛阳去报到了！

洛阳方面呢？李愚、卢导、冯道等正认真地讨论着如何速具“劝进文书”，然后怎样安排率领百官去郊迎新君的大问题。

潞王至蒋桥，百官班迎于路。太后命令在未拜见皇帝（明宗）的梓宫之前，未可相见，而冯道等皆上笺劝早日登基，李从珂入谒太后、太妃，再到西宫伏梓宫恸哭，对着灵柩说明要打回来的理由。冯道已率领百官来朝见了，又复上笺劝进，太后复有令，潞王李从珂宜即皇帝位。

四月，李从珂循着李嗣源的老办法，在其灵柩前即位（公元934年），即后唐末帝，是后唐最后一位正统皇帝。李从珂连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做到了皇帝。他即位后，有几件要事待处理。

在报复方面：

派王峦至卫州，鸩杀闵帝李从厚。王峦到时，李从厚已被王弘贽（王峦之父）半幽禁于州廨中，当即派设酒食招待李从厚，这是诀别宴，弘贽的态度比以前要客气得多，数度进酒。从厚知道酒中有毒，不饮，王峦等得不耐烦，假面具骤撕下来，跃起而将其缢杀。

为其子李重吉、女尼惠明报仇（此二人于康义诚出都时，被闵帝派人绞杀），诛杀闵帝之妃孔氏及其四子。

斩康义诚，诛灭其族。

在犒赏酬谢方面：

这是李从珂最伤脑筋的问题。当部队在凤翔出发时，李从珂答应到达洛阳后，每人赏钱二百缗，现在人马全部到齐，从珂问三司使，府库还存有多少钱？

“数百万！”三司使王玫虚报一通，以为一个虚伪的数字可博得皇帝的欢喜。

“全搬出来！”

王玫正式核验了一下，才不过金帛各三万而已。这怎么办呢？犒赏费起码非五十万缗不可，皇帝冒火了，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

王玫请稽征全京城的民间财赋来凑足数目，但也不过数万而已。

李从珂对执政的要员道：“军不可不赏，但人民又不得不恤，该怎么办好呢？”

执政者请以房屋做征收税率标准，不管是自家或租赁，一律先付五个月税金给皇家。

这么一来，李从珂的苛政正式推行了，税吏、有司千方百计地去聚敛民财，结果也不过只有六万左右。李从珂很不满意，把输财迟违的人关进军巡使的狱中，而税吏昼夜督责，囚犯满狱，贫穷者受不了催缴、敲逼，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多上吊或跳河，死者日有所闻，而战胜的军士们皆有骄色，日游于市，市民们一看到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咒骂：

“你们为新王出力死战，立功很不易，倒使我们鞭胸杖背，出钱来犒赏，你们还洋洋自得，一点也不难为情吗？”

民间的情况是如此。

在朝廷方面，皇帝已把左藏旧物，诸道的贡献、物资，以及太后太妃的器服簪珥，全部出笼，勉强才凑足二十万之数，李从珂伤透了脑筋。

某一个夜晚，轮到李专美值夜，李从珂带着责备的口气道：“人家都说你有‘才’，有‘才’而不能替我解决这个让人伤透了脑筋的问题，试问‘才’又有啥用处呢？”

“我很驽劣，因你过分的擢任才担任了现职，但‘军赏’问题，似乎不在我的职分之内吧！再则，自明宗晚期以来，赏赐太多，以致养成士卒的骄奢，等到一旦有事出征，整个府库早弄得精光。纵有无穷无尽的财源，终究无法满足骄兵悍卒无穷无尽的欲望。陛下在危困之中得天下，自然是要对所部尽量加以赏赐。但要明白，国家的存亡不在赏赐的厚薄，而在于修法度、立纲纪，要是你不改变明宗和闵帝覆车的老路，我担心老是困扰老百姓，存亡可就很难说了！现今所有财力全集中于此，二十万就是二十万，只要很平均地摊分给他们，何必一定要遵守在凤翔府的‘诺言’？”

李从珂认为大有道理，诏禁军在凤翔归命的，自杨思权以下，各赐二马一骆驼，钱七十缗，按级递减，至一人二十缗，那些在京师起义的每人各给十缗。

士兵们怎么会满足呢？随后有谣言风传：“除去菩萨，扶立生铁。”

“菩萨”指闵帝的柔弱，“生铁”指李从珂的刚严，悔意由此而生。

五代的士兵原就是“暴兵”，他们与古罗马时代的皇帝由军中选出，复由元老院追认，统统成为惯例，如出一辙。建立在“暴兵”枪杆上的政权，如不能满足其欲望，随即有覆亡的危险。李从珂无法逃出这一自晚唐以来恶性循环的老例，是值得同情的。此一恶劣无比的坏作风，一直等到公元961年，有相当气魄的宋太祖赵匡胤借“杯酒释兵权”，把石守信、高怀德的禁兵军权收回，才告一段落。

李从珂向“暴兵们”开“定期支票”，替以后的“后晋、后汉、后周”那些想拥兵反抗朝廷的“大军阀们”，出了一个最伤脑筋的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