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 克
三月初的北京,在中国美术馆的东大厅里,江西已故画家黄秋园的画展行将结束时仍挤满了观众,人们的经验是:在美术馆个人画展很难完全成功,而黄秋园这样一位从来默默无闻的画家,却引起空前的轰动,确是罕见的。
黄秋园画展的成功,发生在美术界正在为中国画的所谓“危机”“穷途末路”的说法而议论纷纷的时候,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传统的、地道的中国画艺术没有失去生命力,只要画家得其神髓,艺术精妙,仍然会在广大观众中产生热烈反响。另一启示是:黄秋园以及四川画家陈子庄(石壶)的艺术相继被承认,说明文艺界在挣脱多年极“左”思想的束缚后,人们的审美观念在逐渐扩展,审美价值观在改变。而这,才是秋园艺术从被埋没、受冷落、变为被承认、受欢迎的决定性客观条件。
三十年来,也许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在审美领域里,我们为自己划定了范围,规定了标尺,不得越雷池一步。不但对外国的现代艺术(有一时期竟扩及古典艺术)开红灯,就是对传统艺术中的某些部分,也是不准通行的,甚至形成怪异现象:同是古人,在研究与宣传上,有人受宠,有人受贬。比如文人画家一直受到冷落,但石涛只因讲过一句“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此论实际所指尚待研究),便三十年来大为吃香。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只是装了一个个框子而已。
随着思想上的框框被打破、人们对传统艺术领域中没有认真领略过的许多美的境界,开始有了认识。其结果便是许多画家(尤其是中国青年画家)画风上直接借鉴古人,以增加新的审美趣味,如黄秋园、陈子庄这样认真学习继承传统、发展个人风格而卓然有成的艺术家的发现,无疑都是人们审美视野逐步扩宽却是不那么为人所注意的。
黄秋园的画,在境界的雄浑博大,积墨法的高难度追求及造型的总体表现上,都自成家数,其成就不让古人。他的艺术启发我们思索许多问题,寻求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答案。比如,“时代感”便是多年来不离口的一句话,但是什么样才算有“时代感”?比如黄秋园作品中许多“隐居图”“幽居图”,照三十年来的习惯看法,自然不足取,因为“隐居”便有逃避“斗争”、脱离时代之嫌,画面上如果出现工人疗养院或拖拉机,似乎不但有了“时代感”而且可以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了。而现在,在一些激进青年画家中,“时代”又标志着“信息社会”“超时空”等内涵,“隐居”同样不可取,画面上出现的应该是经过变形的怪模样的“现代感”的人形。但是,他们都忘记了,民族艺术可贵的精神,在于画家寄托在艺术里的高尚情操,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画“隐居图”正是不肯同流合污的内心潜词。而且,中国人对山水的寄托是人与自然而然相和谐的理想,是静观的理想世界,无论作画者与观画者,都在宁静的心态下使自我与自然化为浑然一体,然后使这艺术趋于永恒与完美,因此,可以断言,不论是艺术作为政治的图解,抑或以“现代化”为借口,企图用现代主义的抽象艺术、“后现代”艺术来替代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的种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www.xing528.com)
在美术界便出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开放使得人们对外视野的拓宽(可以说这是横向的),另一方面,是人们通过反思,对民族传统的精华在加深理解,进而发现了许多过去忽略的深邃的美境,这同样是审美视野的拓宽(可以说这是纵向的)。这不仅在中老年艺术家中,而且是在许多青年画家中出现的前所未见的新情况。在对传统艺术的反思和探索中,有一种观点,是把民族遗产、民族传统视为前进中的“沉重包袱”,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发出中国画“危机”论、“穷途末路”论、“送进博物馆”论,并认为人们对民族艺术的深入发掘,是出于“对外来文化的恐惧与抗拒心理”的一种“愚昧”“落后”现象。对此,我不这样认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长江大河,滔滔数千年从未断绝,其伟大处在于不拒绝而且敢于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艺术,更远的不讲,自东汉以后对佛教文化艺术的吸收,隋唐时期对西域文化艺术的全面引进,明代以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尤其是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大量涌入,种种一切,都汇合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中,但更可贵的是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是如此强大,她的文化艺术从未被外来的浪潮吞没过,这在世界上也罕有其俦。这不是坏事,是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更应该看到,每当外国文化大量引进的同时,便会出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艺术的太兴奋和大迈进。我们的人民群众在外来文化面前,是会思索和鉴别的,他们会吸取其精华营养,变成自身血液的一部分,唾弃不适于己的糟粕,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与价值。李可染先生最近在谈到黄秋园的艺术时说:“我们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有过光明的时代,当前西方文化有席卷世界之势,我可以预言,和西方文化抗衡,并能和它们并驾齐驱的就是东方文化。”
民族艺术传统是数千年文化积累的瑰宝,是我们足资继承和驰骋世界的财富。那种把外国文化艺术的演变,当作中国文化艺术今后必由之路的“外国文化参照系”之说,其实际可行性姑且不论,就是从民族尊严讲,我们不是精神文明的乞丐,又何必去当外国艺术的二等国民呢?
(原刊于《文艺报》,1986年4月19日第二版)
《层喦古木》 108cm×82cm 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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