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后,甘肃派性斗争日趋激烈。为了解决甘肃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央下发了“三个文件”。1967 年8 月1 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传达的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精神(《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的批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8 月4 日下午,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召开“红三司”“红联”“革联”三大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8 月5 日,“红三司”在东方红广场等三个地方召开大会、“红联”在兰州铁路局门前召开大会,向各自所属的群众组织进行传达。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也分别召开会议向机关和部队干部做了传达。根据“三个文件”精神,决定成立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兰州军区党委对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的具体人选同三大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多次协商。10 月30 日,兰州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并于当天上报中央。11 月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复该报告,同意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等人及9 名群众组织代表共17 人组成,冼恒汉为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为副组长。11 月9 日上午,在兰州西关什字召开“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暨庆祝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定》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一号公告》,宣布“从今天起,甘肃省的党、政、财、文一切权力,统统归于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成立后,在抓三大派别群众组织大联合和成立“五代会”的同时,主要是做好基层革委会的成立工作。
1967年10月14日,甘肃省第一个基层革委会——兰州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11 月,省内高等学校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兰州铁道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12 月5 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 年1 月12 日,甘肃省第一个地区级的革命委员会——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全省各市州、县、厂矿企事业单位,大、中学校等基层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至1967年底,全省已有4500 个基层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基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基础上,1967年12月7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12 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三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省革筹小组”提出的《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方案(草案)》,要求三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向所属的组织传达。此后,“省革筹小组”多次召开三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协商《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方案(草案)》。1968年1月9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最后审定了《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决定于当夜电报中央。23日,中央批准了兰州军区党委和“省革筹小组”《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1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05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24人。冼恒汉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任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包揽了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1月2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祝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9 月2 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105 人增加到125 人,常委由24 人增加到35 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截至9月底,全省11个专区(州、市)和82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省一片红”。(www.xing528.com)
(二)“斗、批、改”运动
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全省掀起了“斗、批、改”运动,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当地的代理人”,批判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所谓的“生产第一”“物质刺激”,狠抓“阶级斗争”“斗私批修”。作为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汪锋,首当其冲遭受错误批判。此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批斗所谓“汪锋一小撮”(又被诬称为“汪锋为首的反革命政变第一套班子”)运动,与汪锋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人高健君、葛士英、王耀华、丁乃光、蒙定军、韦明、郭坦等同志受到株连。同时,还揪出了所谓的以裴孟飞为首的“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4 月20 日,《甘肃日报》发表了题为“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的第二套班子”的社论。4 月23 日,省革委会在《关于当前兰州地区阶级斗争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各单位“集中目的、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造成裴孟飞等大批干部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发展导致“清理阶级队伍”,建立一支所谓“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在“斗、批、改”中,甘肃省革委会要求各地、各部门、各系统把揭批所谓“二套班子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把“革命大批判”与本系统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出现了挂黑牌、游街、戴高帽、搞“喷气式”、武斗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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