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成果

1962 年，全省社会经济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逐渐走向复苏，国民经济出现了上升向好的趋势，但国民经济若干痼疾尚未得到根治，困难时期尚未完全结束。从1963年起，甘肃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963 年4 月，召开中共甘肃省委二届四次会议，着重讨论争取农牧业丰收问题，提出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注重经济作物、副业的生产和发展，贯彻“林业十八条”，初步清理林权。1963 年10 月，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林业建设宣传教育运动的联合通知》，动员全省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甘肃。为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1964 年3 月，甘肃省委在玉门召开现场会议，推广玉门市“奋斗三年，改变农业面貌”的经验。玉门市在严重困难面前，动员群众，生产自救，经过三年艰苦奋斗，1963年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全省人民的努力下，1963 年，农村劳动力迅速回升，主要农机具超过1957 年的数量，农业用电和化肥、农药的使用，比1949 年增长了几百倍，农作物茬口基本倒顺，水地保灌面积增加了126万亩，大、中、小水库由1949年的2座增加到243座。武威黄羊河水库、金塔河西干渠、杂木河一干渠3 项大型水利基建工程全部完工。1964 年冬季，组织河西水利会战，先后完成了12 项重要建设工程、215 项小型水利工程和农田配套工程，中部干旱地区铺砂田10 万余亩。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965 年，全省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条件进一步改善。

（二）工业建设的恢复和国防工业的起步

在1961 年至1965 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甘肃工业开始稳步发展，1965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0.14 亿元，比1957 年增长2.17 倍，平均每年增长15.5%。

冶金工业 有色金属工业是甘肃的四大经济支柱之一，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起步于建立白银有色金属工业公司。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白银公司在投产半年后又被迫停产。在极度困难情况下，白银公司建设者们克服种种困难，于1963 年恢复生产，当年生产电解铜9000 余吨，1964 年又通过以反射炉为中心的一系列技术改造，使生产逐步实现均衡和稳定。1966年生产电解铜3.3万余吨，突破了设计水平。甘肃兴建的第二个大型有色金属企业是金川有色金属公司。1958 年驻扎在祁连山区的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宣告在永昌县的白家嘴地区发现一个仅次于加拿大萨特伯里镍矿的特大型硫化镍多金属共生矿床。1960 年5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金川镍矿，成立第一个工作机构——807矿，是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的前身。1960 年8 月30 日，冶金部决定成立甘肃有色金属公司。1961 年1 月23 日，正式批准将“甘肃有色金属公司”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1961 年3 月，国家为集中力量加快金川镍矿开发步伐，将西北冶金建设总公司并入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组建了集采矿、选矿、冶炼为一体的镍钴大型企业。1964 年3 月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陪同下视察金川公司，亲切接见建设者们，邓小平称赞这里是难得的“金娃娃”。冶金工业中，除了有色金属外，在钢铁工业方面，酒泉钢铁公司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重新上马，在嘉峪关的戈壁滩上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钢城。

石化工业 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重新恢复生机，新发现的长庆油田为甘肃石油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兰州炼油厂产品质量接近国际水平。化学工业和煤炭能源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国防工业 甘肃国防工业发展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被国家列为经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加之甘肃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国防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53年开始，国家一些重点国防工业在甘肃布局。1958 年至1966 年，国防工业发展更快，奠定了西北军工基地的基础。全国最大的炸药厂——国营805厂生产的高性能炸药为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504厂、404厂为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技术。135厂（万里机电厂）、242厂（新兰仪表厂）是我国航空航天工业的重要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甘肃国防工业发展中最辉煌灿烂的明星，在这里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次导弹携带核弹头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

交通邮电 甘肃铁路建设在1960 年后加快速度，1961 年建成兰青线，1962 年建成兰新和甘武线，同时建成玉门南、窑街、红会、王家山、镜铁山、刘家峡等支线，甘肃境内的路网骨架初步形成。陇海铁路天兰段、包兰铁路、兰青线等甘肃省境内的主要铁路干线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基本建成。在此基础上，为配合各重点企业建设，陆续修建了玉门南（玉门—玉门南）支线、铁山（嘉峪关北—镜铁山）支线。1958 年10 月，中国民用航空乌鲁木齐管理处搬迁到兰州，并改称为中国民用航空兰州管理局，主管甘肃和西北的民航事业，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民用航空网络，加强了西北与全国大中城市的空中联系。

（三）“三线”建设的起步

“三线”建设，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由沿海向内地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甘肃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6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美越战争步步升级，中苏关系恶化。“三线”建设的布局是按照中央对西北地区的总体布局展开的。1964 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西北地区迁厂工作和“三五”规划会议，要求西北地区在1964 年后的若干年内，建立起一个“以酒钢为中心，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具有相应原材料和必要机械制造能力的工业基地”。在该布局方针的指导下，1964 年10 月16 日至11 月20 日，甘肃省派出了三个建设选点勘查组，赴甘肃各地进行实地勘探，1964 年底，初步确定了甘肃“三线”建设的大致布局，以兰州为中心的地区主要以发展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铁路建设、石油化工和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石油工业等建设项目为主。其他新建厂分布在6 个专区，形成了“九点一线”布局。“九点”是兰州、酒泉、张掖、永登、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一线”是指白银—靖远—宝鸡的铁路线。自1965年起，“三线”建设正式展开，国家有计划地进行投资，开展重点项目的建设，从其他省市和地方迁移重点骨干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所）入甘。这些单位先后从上海、哈尔滨、北京、湘潭、沈阳、天津、南京、西安、长春、洛阳、丹东、大连、烟台等13 个大中城市搬来，从一线沿海各省、市迁到甘肃的项目共有33个，其中有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学研究单位11个，迁入设备9000台。(www.xing528.com)

（四）科学技术

1956年1月4日，甘肃省委成立了甘肃省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1958年更名为甘肃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用于加强对科学技术事业的管理。省科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指示，拟定了全省十二年科技规划，对甘肃科学技术事业长远发展提供了必要指导，科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兰州大学朱子清等人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贝母植物碱的研究，首先确定了该类植物碱的基本骨架为变形甾体，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化学界的重视，并获得1956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地质勘探方面，科技工作者采用先进的勘探技术发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为甘肃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打下了基础。在石油勘探方面，由于地球物理探矿技术、横向测井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科学勘探和石油钻采水平。在工业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兰炼、兰化等一批采用先进技术的国家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在农业方面，采用了羊人工授精技术、棉花药浴技术等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产量和质量。“大跃进”中，甘肃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这一时期共拟定了26 项重大科研项目，340个中心课题。截至1960 年底，全省县以上自然科学研究单位已达105 个，科技人员达4413 人。虽不乏专业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但也出现了大量的虚假“科技成果”，如土法大炼钢铁，用超声波、放射性同位素、夜晚加光等技术来“提高”小麦产量等，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62 年以后，随着科技调整政策的落实，甘肃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科研机构的增加，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冰川沙漠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先后在兰州成立，甘肃的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取得的科技成果较多，其中许多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甘肃乃至西北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科技人员分别完成了我国西北地区陆相油气田的形成分布规律研究、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天山乌鲁木齐河冰川与水文研究、中国现代冰川的基本特征、青藏公路沿线多年冻土考察、塔尔沟大型钨矿的发现并勘探等项目。农业科技在选育、引进、推广方面，为甘肃不同地区的作物良种、绵羊、黄牛杂交改良等做出了贡献。兰州化学品工业公司、兰州炼油厂、兰石厂进行了多项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在军事工业方面，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504厂）首次获得了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提供了合格的核燃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

（五）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在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学习苏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在大中专学校，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影响深远。为了摆脱苏联的教育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从1958 年起，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展开教育“大革命”。主要内容是开展勤工俭学，改革学制、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下放教育管理权限等。教育“大革命”虽然针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受到“大跃进”影响，很多做法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干扰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如1958 年，全省的幼儿园发展到了2.92万所，小学增加到了1.67 万所，各级各类中学增加到了近900 所，高校在1960 年发展到了43 所，甚至很多县都办起了“县办大学”。虽然学校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教育发展速度过快，导致了师资力量无法跟上，很多学校生源严重不足。从1961 年开始，全省的教育事业采取了缩短教育战线、压缩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的调整。在缩短教育战线方面，主要是调整教育与农业的关系，采取了调整学校、减少学生、适当改变学校的学习制度和劳动制度等措施。在调整学校方面，对于一些初级技术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技工学校基本停办；对于高等学校和中专，则依据学校基础的好坏、学校性质、需求程度等标准，分别采取续办、合并、降级、停办等不同的政策。经过调整，将高校由原来的43所减少到13所，中等技术学校由108 所减少为30 所。在减少学生方面，主要是减少城镇全日制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学生，通过压缩学校数量、学校规模、控制招生指标等措施来进行。为了使教育能够适应农业的发展，适当调整了学校的学习制度和劳动制度，在农忙时节，从农村中小学挤出劳动力参加农业劳动。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主要采取了保障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校秩序，统筹安排课内外活动，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师生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提高师资水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还集中力量办好了一批重点学校。

60 年代我国教育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全日制学校难以普及教育，同时大批无法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也因缺乏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出现就业困难，全省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创办了半工半读学校。1964 年9 至10 月，甘肃办起耕读小学2025 所，学生7 万余人。半工半读农业中学13 所，在校学生405 人。还兴办了半工半读职业学校5 所，半工半读技工学校4 所。1965 年，半工半读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全日制的学校也改为半工半读。同年10月，全省共有耕读小学1.17万所，在校学生32.77万人。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40所。

（六）文化事业

20 世纪50 年代，随着甘肃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的成立以及文艺政策的调整，甘肃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创作。著名诗人李季和闻捷在甘肃生活期间，分别创作出《玉门诗抄》《杨高传》《复仇的火焰》和《河西走廊行》等一批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藏族诗人丹真贡布的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错》，以藏族民间故事为素材，讲述了拉伊勒和隆木错两位青年之间美丽凄婉的爱情悲剧。这部作品不仅用藏语创作，人物和故事都植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中，而且意象的选用和语言的组织都富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十年建设期间，甘肃的广播电视事业得到发展。1958 年，兰州市和张掖、平凉、天水、玉门、白银等地都相继建立广播电台；兰州电视台开始筹办。成立了甘肃省广播学校，培养专门的人才。三年困难时期，广播事业进行收缩和调整。1960 年9 月7 日，兰州电视台用自制的50 瓦黑白电视发射机和用工业电视改装的中心设备首次进行了电视试播。1965 年，恢复了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开始筹建靖远5318 广播发射台和兰州龙尾山调频发射台。全省县（市）区广播站总数达到79 个，公社广播放大站总数293 个，农村广播喇叭7 万余只，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丰富。郑文的《王充哲学初探》是国内较有影响的研究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民族史研究中，甘肃学者经过深入调查，编写了《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保安族简史简志合编》《裕固族简史简志合编》等重要著作。语言文字研究中，赵荫棠的《等韵源流》是等韵学界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在国内业界享受盛誉。史学界中，甘肃师范大学组织编写了《甘肃史稿》，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研究甘肃地方史的著作。

20 世纪50 年代的戏剧，主要立足于甘肃，面向生活，经过戏剧工作者的努力，创作演出了一批优秀戏剧作品，它们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1958 年，甘肃戏剧工作者经过反复实践和不断探索，对以皮影戏形式流传的陇东道情音乐进行了整理，创造性地形成了甘肃特有的地方剧种——陇剧。1958年推出了陇剧的奠基之作《枫洛池》，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先后在北京演出22场，受到梅兰芳等艺术家的高度评价。进入60 年代，甘肃的戏剧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涌现出了一批在戏剧界和广大群众中反应强烈的优秀作品，如话剧《“8·26”前夜》《远方青年》《岳飞》《教育新篇》，歌剧《向阳川》《老保管》《新媳妇来了》《一串项链》，戏曲现代戏《草原初春》《说书阵地》等。周恩来总理两次观看了《向阳川》，认为是“有吸引力、有生命力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