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史：纠正损失，调整国民经济

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失，1961 年中央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同时，对甘肃出现的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一）西北局兰州会议

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因为粮食匮乏，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省委领导霍维德等人及时向中央反映了甘肃的情况，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做出指示：“甘肃的问题西北局要早日解决。”1960年11 月，中央派监委副书记钱瑛、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等人组成中央工作组赶赴甘肃，就粮食问题展开重点调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于1960 年12 月2 日至5 日在兰州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简称“西兰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在甘肃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西北局与西北诸省区的领导、中央工作组成员和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甘肃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几百万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浮肿病、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农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这种局面，主要是近三年来，省委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犯了严重错误的结果。甘肃省委的严重错误，主要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为了加强甘肃省生产救灾工作，由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在甘肃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分片负责，切实安排好群众工作，深入生产小队和食堂进行工作。在工作中，要把安排好生活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组织措施密切结合起来。会议做出决定：在全国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中央调给甘肃5亿斤（实际调拨增加到8 亿斤）。灾区先按每人每天6 两安排，到第二年春天再逐步增加一点。调派最优秀的干部担任管理工作，办好食堂。继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搞代食品，防止依赖思想，不开空头支票。在灾情严重的地区，要首先集中力量安排好生活，改进作风，把群众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西兰会议”结束的次日，即12月6日，在兰州召开了甘肃省、兰州市机关党员处（科）长和军队校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向与会的1700 余人传达了西北局“西兰会议”精神。之后，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对甘肃省委的主要领导进行了人事调整，由汪锋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高健君任第二书记，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随后，由中央、西北局和省委常委组成8个工作组分赴全省各地督促检查救灾工作，甘肃省委还紧急抽调派出大批干部和医务人员下乡，帮助群众安排生活，治疗疾病，增加供应标准，办营养灶，增划自留地，给社员借种夏茬地和生产队种不完的地，允许社员开耕荒地，饲养鸡猪羊等家禽家畜。“西兰会议”的召开，对于甘肃省乃至西北地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危害，指导甘肃及西北人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调整农业(www.xing528.com)

“西兰会议”和甘肃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甘肃省委领导在深入各地、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认真调研，总结出一批抵制“左”的错误、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典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61 年2 月批转了甘肃省武山县新城、民山两个生产队粮食生产不断增产的经验，通渭县长河人民公社南山生产队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事迹，对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克服“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起了很好的示范和鼓舞作用。甘肃省对农业生产根据实际做出调整主要是：第一，坚决纠正“一平二调”，开展经济退赔工作。1961 年3 月，中共甘肃省委制定《关于纠正平调、坚决退赔的具体规定》，4月，发布《关于退赔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批复》，对纠正“一平二调”，开展经济退赔的有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规定省、专区、县必须首先用自己的财物、资金等“家当”退赔，同时国家拨给甘肃退赔资金6000万元，省政府又从地方结余中拿出了1亿元，共1.6亿元作为退赔补助资金。1961年退赔的实物和现金总额达到2.7亿元，这次退赔使群众增强了对党的政策的信赖。第二，停办公共食堂。1961 年4 月，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工作组到临夏回族自治州对公共食堂进行调查，后经过省委常委讨论通过，于5月9日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持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问题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迫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5 月26 日，省委转发了《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之后，全省各地的食堂相继停办。第三，划小基本核算单位。甘肃省于1961年12月16日召开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产生了纪要。纪要认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继续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更好调动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的关键，生产队的规模一般是一村一队或一村数队，以30 户左右为宜。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工作随之展开。第四，适当放宽“小自由”。1962 年5 月，中共甘肃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上报了《关于加强农业集体生产领导和适当放宽小自由的报告》。该报告针对困难，提出应当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千方百计地把集体生产搞好，逐渐启发和引导农民认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和必须正视农民的反映和实际困难，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处理农民的合理要求。第五，整风整社，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农村的整风整社，主要是解决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问题，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在张掖、临夏、陇西、武山、清水、武威、山丹、临潭、秦安、庆阳、静宁等11 个县，解决三类社、队的领导权问题，算账退赔，纠正“五风”，贯彻中央“十二条”。其他多数县、市，除整顿干部队伍、纠正“五风”、抓紧解决三类社队的问题外，普遍要求做好1960 年收益分配，退还平调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农具等实物，做好生产小队的“四固定”（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为生产队使用）。同时，对农业生产提出要求，量力耕种，种足管好，提高单产；粮食第一，兼顾各种经济作物，争取获得较好收成。

（三）调整工业

1958 年后，由于工业战线过长，职工发展过快，城市人口增加过猛，粮食供应逐年增加，对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减少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压缩城镇粮食销量，成为渡过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为此，在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对工业也进行调整。一是压缩投资规模和基本建设项目。通过压缩基建投资规模，缓解了对粮食、劳力供应不足的矛盾。基本建设方面，国家将1962 年甘肃投资总额下调，资金主要用于一些重点工程的填平补齐。截至1961 年底，全省县以上地方工业企业共503个，从业人员为12.5万人，撤销、停办、裁并124个；转为非工业系统74 个；保留305 个，比1961 年年底减少43%；精简职工4.27 万人，减少34%。二是降低部分重工业生产指标，调整投资比例。钢产量由原计划生产7000吨调整为3000吨，硫铁矿的运出量由100万吨调整为65万吨。取消地方生铁、焦炭、石油、水泥、铜精矿的生产任务，降低煤炭、木材、砖瓦的生产指标。民用机械制造压缩40%的任务，主要是搞维修，进一步落实轻工业和支援农业的生产指标。指标调整之后，重点放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整顿好生产秩序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