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深入宣传激发人民支持新政权，甘肃简史

（一）抗美援朝

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 月4 日，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 年11 月3 日，甘肃省委在兰州召开了省、市两级机关干部参加的抗美援朝大会，动员全省人民抗美援朝。随后，全省各地通过各种形式，向人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各地群众组织起来举行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的游行示威活动。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拥护新政权的政治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各地青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到1951 年6 月底，全省青年报名参军者达9.7 万人，经审查批准入伍者4.55 万人，入朝参战者1.79 万人。甘肃省各地先后建立了抗美援朝分会，并积极开展以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三大号召（捐献武器、推行爱国公约、优待烈军属）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各地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献财物，用来购置飞机、大炮等装备支援前线。兰州市市民和工商界人士捐献10 架战斗机，捐款达160 多亿元（旧币，下同）。仅有5 万人口的天祝藏族自治区在40 天内就捐献了“天祝号”战斗机1 架。到1951 年底，全省捐款总计达1050 亿元，折合战斗机70多架。（二）剿匪肃特

甘肃解放后，国民党潜伏特务与地方上的地主恶霸、惯匪勾结，建立土匪武装，流窜各地，为害乡里。1949 年10 月，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地方民兵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清剿匪特斗争。经过四年的剿匪斗争，先后歼灭土匪、特务和武装叛乱分子3万余人。

重点围剿 新中国成立前夕，马步芳集团在临夏安排了大批潜伏人员，藏匿的枪支达3万余支。西北军区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调集兵力，对临夏地区匪特和军阀残余势力进行军事围剿。1949 年10 月下旬，第四军奉命挺进临夏地区，拉开了剿匪斗争的序幕。与此同时，驻守青海的军队也向临夏地区开进，协同第四军开展剿匪任务。剿匪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化解民族纠纷，获得各族人民积极支持。经过解放军和当地民兵、公安两个多月的奋战，歼灭了马积福、马忠义等大股土匪。

全面围剿 自1950 年初开始，在全省展开全面剿匪工作。临夏地区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先后聚歼了马八娃、马英贵、李彦虎等多股匪徒。到8月底，各部队与土匪武装作战167 次，击毙击伤土匪174 名，俘虏709 名，土匪投降者865名。临夏地区的土匪基本被肃清。驻河西地区的剿匪部队为了清剿流窜股匪，采取了“分片包干”的战术对其予以清剿。长期盘踞在祁连山中段的冶长寿（冶麻子）股匪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剿匪部队通过藏族头人南木卡对其进行争取工作，冶长寿受感召率余部投降，河西地区的其他股匪也陆续被剿灭。在此期间，武都、天水、定西、庆阳、平凉等地的剿匪斗争也陆续取得了胜利。到7 月底，全省投诚和毙伤的土匪达1.3万余名，全面清剿大股土匪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 经过两年多的清剿，到1951 年底，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匪特基本被扫清，零散活动的土匪也大大减少，社会治安得到改善，特别是农业地区的社会秩序已趋于稳定。但在此时，盘踞在甘青川边境地区的马良、马元祥股匪日益猖獗，成为甘肃境内最大的匪患。马良是马步芳的族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临夏县参议会议长。马元祥是马步芳的亲信，曾任马部第82 军少将高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逃窜到甘南地区，网罗流散当地的国民党军官、兵痞、土匪、恶霸地主等共计1500 余人，盘踞于甘青川边境一带，组织了“反共救国委员会”，四处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与台湾国民党集团取得联系，被委任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2路、第103路司令，并获得了台湾国民党集团先后15次的空投救济，实力不断壮大，活动日益猖獗。他们洗劫军车、袭击地方基层政府、暗杀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致使甘青川边境地区社会秩序混乱。1952 年10 月，甘肃省委与甘南工委在夏河召开了甘南各族各界联谊会，号召各族各界人士为早日剿灭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做出贡献，通过各种途径向匪特进行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1953年1月，西北军区在夏河县成立了由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的“甘青剿匪指挥部”。经过大小30余次战斗，歼灭土匪1683人。匪首马良于5月18 日在甘南夏河扎里沟被活捉，马元祥在青海同德县境内被击毙。1956 年3月，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等地的残匪全部肃清。

（三）镇压反革命

1950 年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从7月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省各地逐步展开。甘肃省遵照中央“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广泛宣传动员，举行座谈会、讨论会、群众大会、公审大会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广泛参与。通过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高涨，争相检举揭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全省先后有4600 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省共查出反革命分子4.07万余人，其中土匪8567人、恶霸5456人、特务7043人、反动党团骨干9071 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06 万人。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按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对2000余名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依法判处死刑、死缓；对依法判处徒刑的实施劳改；对判处短期徒刑和管制的交群众监督改造；对其他一些情节较轻的采取登记、集训、管训的办法予以处理。

（四）清债减租和反霸斗争

1950 年12 月起，甘肃在土改条件尚不成熟的53 个县（市）、2600 个乡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农村减租办法》，在新解放区内，凡地主、富农、祠堂、庙宇、教堂、机关、团体和工商资本家在农村所出租的土地，不论定租或活租，一律实行“二五减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民对地主、富农及其他应减租户的欠租，一律免交。至1951 年6 月，全省共完成2430 个乡的减租任务，占全部减租乡的92%，剩余的100 多个乡也在土改前全部完成了减租任务。在进行减租清债的同时，对恶霸地主、匪首和反革命分子给予了严厉打击。据对武威、天水、武都、平凉、定西5 个专区及皋兰县的1416 个乡的统计，共斗争恶霸和不法地主3866名，其中处以死刑的210名，判处徒刑的188名。减租清债和反霸斗争的开展，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涌现出了大量的积极分子。各地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召开了农民（居民）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整顿基层政权组织，清理不纯分子，培养提拔基层干部。据武威、天水、武都、平凉、定西等5 个专区及皋兰县的统计，共发展农会会员68.4 万人；近2.2万名积极分子被选拔为村、街干部；有7万余名青年参加民兵组织，各地的民兵积极参加剿匪斗争，对维持农村乡镇的治安、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基层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五）社会改造(www.xing528.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甘肃在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新《婚姻法》的宣传与贯彻、严厉打击烟毒、禁绝娼妓、改造游民等社会改造运动，社会风气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婚姻法》的宣传与贯彻 新中国成立前，甘肃很多地方存在一夫多妻、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等封建婚姻陋习。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全省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宣传《婚姻法》，1950 年11 月14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要求通过这次检查“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贯彻《婚姻法》的运动”，逐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到1952 年，全省已有74 个县（市）建立了婚姻登记制度，各地履行婚姻登记的人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开始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大胆地追求婚姻自由。一些妇女开始打破世俗偏见，勇敢地改变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突出表现在由妇女一方申请离婚的案件显著增加。在回汉杂居的临夏县，1951年县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计66件，到1952年上半年就增加至131 件，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94%是女方提出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回族妇女。另据统计，全省各地人民法院从1950 年到1952 年7 月受理的婚姻案件中，约80%是妇女一方提出来的。一些寡妇也开始大胆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婚姻自由。据酒泉专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土改运动中，寡妇自由改嫁的就有230 人。随着《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上轻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现象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乡村政权机关中，有了女乡长、女委员；农民协会中有了女农会主任；年轻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青年团。此外，妇女还积极参加春耕、夏收、防旱抗旱、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农业生产劳动，成为生产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禁烟肃毒 1950 年2 月2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通令》。3 月20 日，甘肃省人民政府也发布了《禁烟禁毒布告》，并在烟毒分布较多的地区、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点广为张贴。各地人民政府成立工作组，宣传党的禁烟肃毒政策，发动群众参与禁烟运动。至当年6月，在皋兰等34个县铲除的鸦片烟苗超过11万亩。1951年1月17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同年春，全省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及禁烟小组相继成立。10 月1 日，全省各地统一行动，公开焚毁鸦片7335 两、大烟棒4017 个，依法处决了个别私种大烟的不法分子。至1951年，全省累计铲除烟苗14.8 万亩。经过两年的禁烟工作，有力地遏止了鸦片在省内大规模种植的状况。1952年5月8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公安部的指示，要求西北各省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基础上，有重点、有计划、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肃毒运动，重点打击大量制造、贩卖、销售毒品的毒犯和严重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甘肃省自5月起即以兰州、天水两个城市为重点，开展了肃毒运动。两个城市积极行动，发动3270 余名干部、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加了肃毒宣传工作。兰州市组织了规劝小组，到毒犯集中地方发动家属、亲友做工作，开展妻劝夫、父劝子、哥劝弟的群众性规劝活动。此外还组织少数民族的长老、阿訇座谈，通过他们来规劝少数民族贩毒人员坦白登记、交代问题。肃毒运动期间，两市先后召开居民小组、烟民、毒犯家属等各种群众会议5560 余场（次），参加群众共计32 万多人（次）；群众检举、提供毒品线索8739 条，有3823 名毒犯主动向政府坦白登记；共缴获大烟11692 两，毒具866 件，逮捕重大毒犯682 人。此外，全省各地陆续成立了一批戒烟机构，采取集中施戒、互相劝诫、分散自戒等形式，使5.8万多人戒除了烟瘾。临夏市采取宣传动员、制定戒烟公约、召开吸毒诉苦会等措施，把启发教育、自我戒烟和家庭帮教结合起来，在3个月内使343人戒除了烟瘾。兰州市把吸食毒品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懒汉、二流子组织起来，强制他们从事砸矿石、洗筛沙子、挖土方、打井等生产劳动，帮助其戒除烟瘾，改过自新。

禁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各地开始有步骤地关闭妓院、取缔娼妓。在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各地对妓女分别进行了生产生活的安置，大部分人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但是，也有少数妓女不愿从事正常的生计，重操旧业，沦为游妓暗娼。截至1951 年4 月，兰州市尚有游妓205 名。她们每天黄昏后站街拉客，闹得民众不敢过往。平凉市城区至1951 年仍有109名暗娼活动。各地人民政府对于继续私开妓院、组织妓女卖身的老板给予了严厉打击。截至1952年11月，全省共解救妓女1300余名。卖淫嫖娼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逐渐绝迹。

改造游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开展了以城市小偷、乞丐、流氓、暗娼、毒贩、农村二流子、神官、巫神、阴阳、烟民等为主要对象的游民改造活动。通过改善游民的生活，对游民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组织游民从事生产劳动等工作，让他们改过自新、重新生活，使游民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至1955年，甘肃累计收容教育改造游民1.17万人。

（六）“三反”“五反”运动

从1951 年底开始，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相继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 1951 年12 月14 日，甘肃省节约检查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全省开展“三反”运动。次日，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包括甘肃省、兰州市两级干部参加的干部整风动员大会，“三反”运动在省和专区两级及部分县展开。大部分县的“三反”运动从1952 年2 月初开始，后因土改、春耕暂停，之后以三级干部会的形式进行了“补课”。到7 月底，除个别县因匪乱未开展外，全省各地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三反”运动在全省各地的进行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各单位组织学习文件，向干部、群众说明运动的性质和政策，认真检查本单位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号召贪污分子坦白交代，动员群众检举揭发。通过单位自查、坦白交代和群众检举揭发，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贪污现象以财经、贸易、农林、工业系统最为严重，而且集体贪污现象较为普遍。浪费现象主要包括各种会议费用严重超支、随意挪用公款，以及国营企业内部存在的产品报废率高、资金周转缓慢、机器设备利用率低等问题。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一些干部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肯深入基层；或贪图物质享受等。截至1952 年1 月底，全省共查出贪污分子2858 名，贪污数额共计22.5 亿元（旧币，下同）；浪费数额500 多亿元。第二阶段，运动的重点开始转向捉“老虎”（指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各单位召开大小会议，集中力量揭批大贪污分子。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大贪污分子开始浮出水面。截至1952 年2 月底，全省共捉住“老虎”1559 人，其中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15人。第三阶段，进行定案处理。据统计，“三反”运动中有不同程度贪污行为的2.43万人，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约占贪污分子总数的73%，贪污百万以上千万以下的占21%，贪污千万以上的占5.2%，贪污亿元以上的占0.8%。依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惩治与改造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的方针，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处理。对情节较轻且能够诚心悔过的，进行退赃洗污并给予工作安排，使其在工作中继续接受改造。违法乱纪情节严重的被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接受审判。在“三反”运动中，甘肃地方人民法庭共处理贪污案2805 件，贪污分子中被判处徒刑者223 人，劳动改造178 人，机关管制317 人。在运动的后期，各单位还普遍组织干部群众联系个人的思想状况，大力批判各种“腐朽思想”，交代各种社会关系，最后结合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进行鉴定总结，并制定了今后改进工作的具体规章制度。“三反”运动的开展，清除了一批隐藏在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打击了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现象，使各级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深刻的思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五反”运动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定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根据中央的要求，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兰州、天水等重点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从1952 年2 月起，各重点城市首先分别召开动员会议，自上而下地传达“五反”运动的政策。之后，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私营工厂、商店，大力发动工人、店员，揭发不法私营工商户的“五毒”行为。此外，还对工人、店员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集中培训，使他们成为开展“五反”运动的重要依靠力量。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对“五反”运动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在兰州，有的私营工商业者未经批准自行歇业；有的以停发工资威胁工人；有的为隐瞒问题向店员施以小恩小惠；有的给国家工作人员送礼；有的订立“攻守同盟”等等。针对这些情况，1952年2月5日，兰州市工商界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做出决议，要求“任何行业不经工商联同意和工商局批准，不准宣布歇业和变相歇业，不准解雇和威胁利诱工人、店员、职员，违者以破坏运动论处”。1952 年4 月，各重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入高潮。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甚至包括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家属，都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彻底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户的“五毒”行为。与此同时，还组织人民法庭对不法私营工商户进行审查。在“五反”运动后期，按照政务院的有关规定，将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户据其情节和态度，区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区分的办法是“自报公议，三审定案”。据统计，在参加“五反”运动的1.90 万户私营工商户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为1.67 万户，占87.9%；半守法户半违法户2033户，占10.7%；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270户，占1.4%。根据“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只令其补退1951 年的违法所得而不罚款；对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则给予应有的处罚。这样就使得98%以上的私营工商业者既受到了教育，又能够安心经营。对那些完全违法户，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经过审讯彻底坦白并愿意赎罪的，令其补税、退赃、交罚金，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是极少数态度恶劣的不法分子。全省判处徒刑28 名，劳役改造13 名，群众管制15 名，单科罚金87 名，其余免于刑事处分。1952年7月，甘肃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