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甘肃边患与军事斗争的成果

（一）甘肃镇

明初，为防止北元军队南下，朝廷设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又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在九边中，甘肃镇既有防御蒙古的作用，又有扼制西域、阻隔蒙古与青藏高原的藏族联系的作用，这是其他边镇所不具备的，故有“各边只知防秋，而甘肃四时皆防；各边只知防虏，而甘肃则又防蕃、防回，兵马奔驰殆无虚日”之说。明中期以来，围绕甘肃镇为中心，以河西12 卫为依托，逐渐形成了以河西走廊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明朝陕西行都司境内驻有重兵，其中仅甘州、肃州两地卫所就有军队近8万人，而在今甘肃境内大约有兵员13 万余人。甘肃镇作为明朝北边防务链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洪武、永乐时期就受到故元宗室势力的侵扰，直到明朝灭亡，甘肃镇所经历的边患大约为四个时期。

洪武、永乐时期 这一时期甘肃镇所面临的边患主要是哈密残元势力、本雅失里及凉州叛乱土军。明初，西域哈密王一方面慑于明朝强大的武力，多次遣使纳款，示好明朝，但同时又劫杀西域回鹘的朝贡使者，丝绸之路为其所阻。为此朱元璋遣都督佥事刘真偕宋晟督兵征讨哈密。建文四年（1402），鬼力赤被拥立为蒙古大汗，去元国号，蒙古明显分裂为两大部分，即西部蒙古的瓦剌和东部蒙古的蒙古本部。永乐六年（1408），鬼力赤因被传非元裔（有说为伊朗裔），引起部下不满，被知院阿鲁台刺杀，拥立本雅失里为蒙古大汗，阿鲁台为太师，并与瓦剌部攻战不已，被马哈木等击败。阿鲁台虽兵败，但仍与明王朝为敌，不断南下入寇甘肃镇。永乐七年（1409），阿鲁台杀明朝使者郭骥，明成祖派何福率10 万骑征阿鲁台和本雅失里。何福孤军轻进，被阿鲁台和本雅失里打败，全军覆没。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朱棣率50 万大军征讨阿鲁台和本雅失里。明军首战本雅失里，蒙古军大败，本雅失里仅以7 骑逃入瓦剌。不久，蒙古诸部遣使贡马，要求内附，何福亲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镇抚之。永乐十年（1412），投降明廷的凉州土军首领老的罕起兵反明，都指挥何铭战死，土官李英追击之，老的罕逃至赤金蒙古。翌年，赤金蒙古缚老的罕以献。明王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宣德、正统年间 这一时期甘肃镇的边患主要来自阿台、朵儿只伯和瓦剌也先势力。宣德元年（1426），阿鲁台拥立阿台王子即汗位（阿岱可汗），但此时的大汗已经无权与明王朝交往，完全成为傀儡。宣德三年（1428）以后，阿鲁台西迫于瓦剌部的威胁，东受兀良哈三卫的压迫，不得不南迁至明宣府以西的大同、宁夏、甘肃边外一带驻牧，并零零星星地寇扰明边。宣德九年（1434），瓦剌脱欢所立脱脱不花可汗率众袭击阿鲁台，杀掠他的妻子部落，阿鲁台逃窜至亦集乃，屡为甘、凉边患。从宣德九年（1434）至正统三年（1438），阿台、朵儿只伯等先后六次入境甘、凉、山丹为患，杀死山丹卫指挥陈玘等。正统二年（1437），明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往陕西经理甘肃边务。王骥会同蒋贵、任礼等先后败阿台、朵儿只伯于石城、兀鲁乃等地，自此明之西陲稍有安宁。在阿台、朵儿只伯为患之时，西蒙古瓦剌部迅速崛起，正统四年（1439） 也先嗣位，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别将攻肃州。甘肃镇守总兵官任礼遣将御敌，再战再败，损失兵士、牲畜数以万计，甘肃镇遭受置镇以来最大的重创。

景泰、天顺年间 这一时期边患主要为蒙古“小王子”及其部属。天顺年间，鞑靼部首领孛来数度大举入侵甘州、凉州、永昌、山丹、古浪、庄浪、西宁、兰县（州）等地，杀略军民数千人，明军无力抵抗，每每以小胜掩盖失败。天顺五年（1461）后，蒙古内部陷入混乱，势力稍衰，但毛里孩、满都鲁汗等仍不断南下侵扰，尤其是蒙古势力入驻河套后，明朝北边防线更遭遇严峻考验，只是此时期蒙古骑兵对宁夏、延绥的扰略较多，甘肃镇则相对安宁一些。(www.xing528.com)

成化至万历年间 这一时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达延汗、河套蒙古势力和蒙古右翼三万户。成化十五年（1479）达延汗继位后，对明代北部边境的扰掠也更加频繁起来。从成化二十一年（1485） 到正德年间（1506—1521），仅《明实录》记载的达延汗部大规模入寇甘、凉、永昌、古浪、庄浪等地就达30 余次。天顺年间，蒙古各部开始出入河套地区，汉文史籍称之为“套虏”。正德、万历年间，庄浪、凉州、甘州、永昌、山丹等地不断有蒙古军队入边的奏报，如嘉靖十年（1531）三月丙申，甘肃镇巡等官奏报：“套贼二万、西海贼数千一时并犯，自庄浪至甘州无处非寇。”明代游徙于蒙古本部与青海之间的蒙古诸部十分复杂，正德初，达延汗为加强对蒙古右翼的控制，任命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地位仅次于大汗），前往统治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永谢布和蒙郭勒津），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这激起右翼领主的强烈反抗。他们共同设计刺杀了乌鲁斯博罗特济农。达延汗闻知极为气愤，立即兴师讨伐。亦不剌、阿尔秃厮战败后于正德五年（1510）率众到河西走廊一带驻牧，从此拉开蒙古军队进入青海的序幕。蒙古军队进入青海后，河州、洮州等地完全暴露在蒙古军队面前，而蒙古军队的不断南下更成为明中期以来河、湟、岷、洮一带最为棘手的边患。蒙古军队进入青海后很快与当地藏族联合起来，侵犯甘、凉、河州等地，明廷为此派郑洛前往甘肃、青海一带，经略七镇。郑洛用强硬的军事手段迫使蒙古势力大规模退出青海地区，并焚毁仰华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蒙古势力，巩固了明朝西北边防。

（二）固原、平凉、庆阳的军事防务

固原镇 宣德时期，明廷在陕西设镇守，全面负责除宁夏外陕西军务。成化以后，鞑靼诸部入据河套，环州（今甘肃环县）、庆阳一带屡有边警。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开始认识到固原一带在边防中的重要性，弘治十五年（1502），明廷命秦纮为陕西三边总制，设总制府于固原。至此，一个新的防区开始形成。但总制时设时废，固原建制并未因总制之设而固定下来。弘治十八年（1505），陕西镇移驻固原，以固原为中心，“合环、庆、兰、靖为一镇”实施防守。嘉靖时，正式设陕西总兵官，亦称固原镇。

固原、平凉、庆阳一带的边患与军事防务 明朝固原、平凉、庆阳一带的边患主要是“松虏”。明代史籍中的“松虏”是明人对进入庄浪以东、以北、以西的大、小松山地区蒙古族歧视性的称呼。嘉靖三十九年（1560），俺答汗在从青海返回土默特本部途中，将他的侄儿鄂尔多斯部的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及其部众留驻于大、小松山。“套虏”“海虏”“松虏”共同构成明中叶以来困扰陕西边防的三大边患。蒙古军队进入大、小松山后，宁夏西部、庆阳北部以及固原、靖虏、兰州、庄浪一带的防御压力骤然抬升，如明中叶，蒙古鞑靼、瓦剌“交相雄长”，迭为庆阳等地边患。明廷为抵御鞑靼入侵，集官军役夫“筑陕西延绥至甘肃一带墩堡、沟墙”，其中自安边营接庆阳，自定边营至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个，计凡三十有四。边墙内之地“悉分屯垦”，戍守将士耕战兼行，足食强兵。为了增强防御能力，正德十六年（1521），明廷令兵部尚书彭泽组织修筑宁夏花马池到灵川，以及蓟州、辽东、宣府、大同、甘肃等地的边墙。嘉靖即位之初也把防御蒙古的重点放在甘肃、宁夏一带。当时主政的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我国家边守之务，西北为重，而陕西居其半。”嘉靖四年（1525），三边总制杨一清接任为内阁首辅后，采取了积极筹措边储、整顿马政、广修边墙等加强北部边防的措施，最后是调整军事部署，将陕西镇守将官移到战略要地固原、平凉一带驻扎，以统一协调指挥各处军马，同时又将新式武器“大将军”炮布置在西北沿边城堡。这些措施对有效防范蒙古骑兵的南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