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区隋唐五代时期宗教多样，有佛教、景教、摩尼教等

隋唐五代时期甘肃地区的宗教几乎囊括了中古中国所有的宗教类型。有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民间宗教等。

（一）佛教

隋及唐前期 甘肃佛教在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仁寿年间（601—604），隋文帝三次诏令分舍利建塔，在全国113州，共修建了相同数目的舍利塔。当时在甘肃起塔三座，分别位于泾州的大兴国寺、秦州的静念寺和瓜州的崇教寺。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西巡河西时，有众多僧尼、道士相随，沿途州县的许多大寺院均受到炀帝的巡视和布施，同时又有僧尼讲经说法，佛事活动极为昌盛。隋炀帝西巡返程时，曾亲往番禾县（今永昌）礼拜石佛瑞像和瑞像寺，厚施财物，并御笔题词，改瑞像寺为感通寺，命天下摹写供奉瑞像。感通寺从此声名大振。唐朝初年，玄奘由印度取经东归，即曾住锡于感通寺。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把感通寺改为圣容寺，香火有增无减。敦煌莫高窟绘有该寺的石瑞像。贞观三年至十八年（629—644），西去取经的高僧玄奘来回途次甘肃，对当地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奘西行，受到了当时在京修习《涅槃经》的秦州僧孝达的支持，并由孝达陪同至秦州，再由秦州人送至凉州。因西行受阻，居凉州一月，在各寺庙拜佛讲经，声名很高。后由慧成法师遣弟子慧琳、道整二人送玄奘出凉州。玄奘到达瓜州后，刺史独孤达对他十分优待，一起谈论经典，极为投机。当凉州都督行文瓜州要求拘留玄奘时，独孤达派州吏李昌护送出境。贞观十八年（644），玄奘由印度取经返回，唐太宗令敦煌官员于流沙迎接。沙州、凉州举行了大规模的欢迎活动，并请玄奘在一些大寺讲经。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100 卷后，唐太宗敕令秘书省缮写9 部，分颁凉州等9 州。689 年，武则天敕令赐沙州、凉州《大云经》各一部，并敕令于敦煌修建大云寺。凉州建于北凉张天锡时期的宏藏寺，也被改名为大云寺，用于存放《大云经》。此外，在泾州等地亦建有大云寺。开元末年，仅陇右道有23 寺，除了秦州有8 寺、兰州有3 寺外，其他各州都有1 至2 寺。中国佛教派别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贤首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甘肃都有所传播。华严宗的形成，与天水高僧智俨（602—668）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人称他为云华尊者，或称为至相大师，后世称他为华严宗二祖。

吐蕃统治时期 在吐蕃统治时期，甘肃境内的佛教继续发展，除了原有的石窟、佛寺外，还兴建了一大批新寺院，如天祝县天堂寺就是在唐宪宗（806—820）时修建的，河州北寺也是此时建成的。吐蕃对河西佛教给予了不少支持，不仅将大批的俘囚赐给寺院当寺户，而且大量布施财物。在吐蕃当局与河西佛教界的互相扶持、互相利用下，敦煌的佛教迅速兴盛起来。吐蕃占领之初，敦煌有13 所寺院，共有僧尼310 人。吐蕃统治稳固后，敦煌新增寺院9 所，其中僧寺7 所、尼寺2 所。僧尼的数目估计约有六七百人，比初期增长了一倍以上。这时最奇特的一种现象就是大部分僧尼并不离“家”，他们过着与俗人相同的生活，拥有俗人拥有的一切。吐蕃统治者将他们编入原来家庭的户籍，给他们一份土地，照常人一样纳“突”税；又把他们编成僧尼部落，免除徭役和兵役，允许寺院役使他们，并由寺院进行管理，从事必要的宗教活动。这一时期，敦煌涌现出许多高僧大德，如昙旷、摩诃衍、法成等。

昙旷，约于700 年前后生于建康（今高台县骆驼城）。早年出家后云游长安，大致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先到凉州和甘州，在这里先后完成了《大乘起信论广释》和《大乘起信论略述》，宝应二年（763）之前住锡于沙州龙兴寺。作为唯识学的泰斗，昙旷著述十分丰富，其在河西地区完成的著述有《金刚般若经旨赞》《大乘起信论广释》《大乘起信论略述》《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这些著作，长期充当着敦煌僧尼们学习的读物，一直流传到10 世纪，敦煌因而也成为河西义理佛教的中心。

摩诃衍，大约在沙州陷蕃后不久奉吐蕃赞普之命，由敦煌进入了吐蕃的首都拉萨，宣讲自己的“顿悟”学说，连赞普的姨母、王妃及诸大臣的夫人等30 余人都出家为尼。摩诃衍的影响日益扩大，加剧了与吐蕃僧人之间的矛盾，其“顿悟”学说与寂护所传的“渐修成佛”法门形成尖锐的对立。于是，赤松德赞遂迎请寂护的弟子莲花戒来拉萨和摩诃衍进行辩论，这场宗教辩论又被称为吐蕃僧诤会。在辩论中摩诃衍一方曾一度获得优势，但最终在赤松德赞的偏袒下，摩诃衍被判负。接着，赤松德赞下令在吐蕃禁止传播、修学摩诃衍所传的禅宗顿悟教法，并将摩诃衍遣送回汉地。禅僧摩诃衍在吐蕃的失败，从而也影响了禅宗在河西的势力。禅宗在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并不像在中原其他地方在佛教社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法成，是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一位佛教名僧。法成学识高深，在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已负有盛名，译经众多，著述丰富。既有从汉文译为藏文的经，也有从藏文译成汉文的经，还有从梵文译成汉文的经。直到归义军初期，法成仍是河西地区最具权威的义学高僧，至迟于大中十一年（857）六月开始，在沙州开元寺进行讲经，约以每月2卷的速度进行，直到大中十三年（859）不见于史料记载为止，共讲《瑜伽师地论》61卷。

归义军时期 佛教僧团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河西诸州的收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而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佛教备受重视，发展较快。但僧团的急剧扩大，需要庞大的寺院经济来支撑，而且会直接影响归义军的施政。故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不久，张议潮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河西佛教进行整顿。他确立了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通过对都僧统的任免、施令等将庞大的教团纳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对佛教教团进行清理调查，以便管理。咸通八年（867），张淮深继掌归义军政权后，重修了莫高窟北大像，还对河西都僧统的官寺龙兴寺进行了修复。张氏归义军初期继承了吐蕃统治时期的余绪，佛教昌盛，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洪辩、悟真与道真等。

洪辩，又称吴和尚，精通藏语而传译佛书，也精通唯识之学，在吐蕃统治时期任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都教授十数年，讲授禅宗教义，同时亦讲授唯识学，强调中国禅宗南宗顿悟学说与印度中观派学说的结合。大中二年（848），力助张议潮起事，当张议潮遣使入唐奉表时，洪辩也派遣弟子悟真从行。大中五年（851），唐宣宗敕授洪辩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这是对河西佛教教团势力的认可。(www.xing528.com)

悟真，俗姓唐，为沙州灵图寺僧，曾参与张议潮起义。大中五年（851），被授予京城临坛大德、赐紫、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咸通十年（869），悟真继任河西都僧统，在任26年，是归义军时期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悟真一生著作丰富，包括为当时名人高僧写邈真赞、功德记、造窟碑铭、《百岁书》、与京城两街大德互赠酬答诗、《四兽因缘》以及一些进行佛教活动作法事应用文等。

道真，俗姓张，三界寺僧。当他看到归义军辖区内经典多有缺损时，发起了一场搜集修补损坏佛经、整理经藏的活动。从敦煌出土文献看，有不少佛经或宗教作品都是由道真搜集或写记的，这种认真的态度，虔诚的信仰，使得道真威望大大提高，得到了信徒们的尊重及教团领导和归义军政权的重视。

（二）道教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笃信道教，好神仙方术。到唐太宗李世民时，大肆宣扬皇权神授思想，自认为是老子后裔，提高道教地位，于是，道教在唐代获得了很大发展。有唐一代，甘肃道教最盛的地方，东部为平凉、泾川，中部为陇西。另外，西和真武庙、正宁承天观、文县慈霈庙、天水玉泉观等，也都为唐代所建。这一时期，甘肃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道士，如陇西人李筌和李抱祖、岷县人李渤、天水人尹文藻、平凉人员半天等，都名噪一时。在“安史之乱”前，敦煌道教相当繁荣。从出土文献看，敦煌最早的道观为乾封元年（666）建成的灵图观。其后又建成男女道观5 所，分别为神泉观、开元观、龙兴观、紫极宫、冲虚观。其中，紫极宫是祭祀唐朝圣祖玄元皇帝的官方道教宫观。冲虚观为当地女冠庙，观中女道士抄经与授经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吐蕃占领陇右、河西后，对唐室一贯崇奉且有“亲缘”关系的道教给予了打击和压制，致使道教式微，仅在民间信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逐蕃归唐，道教有重新抬头之势。

（三）三夷教

祆教 又称拜火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和中亚。随着九姓胡的东来，祆教也随之传到了中国。到了隋唐时代，甘肃境内的祆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河西地区，火祆祠明显增多，由祆神崇拜而形成的赛祆活动成为当地一种民俗。所谓赛祆，是一种祭祀活动，有祈福、酒宴、歌舞、幻术、化装游行等盛大场面，类似庙会。敦煌文书对此有丰富的记载。

景教 所谓景教，即基督教之聂斯托里派，该派以其创始人聂斯托里而得名。唐初，景教开始传播。建中二年（781），景教僧徒在长安附近建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碑文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146年的历史。甘肃是景教东行必经之地，敦煌出土的景教艺术品与景教文献印证了景教在甘肃境内的流传。

摩尼教 又称明教，是公元3 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约216—277）所创。延载元年（694）为摩尼教入华之始。回鹘自牟羽可汗时期开始，以摩尼教为国教，9 世纪中叶随回鹘的南下在河西地区流行。应顺元年（934）正月，后唐闵帝曾赏赐回鹘入朝的摩尼教徒8 人。广顺元年（951）二月，甘州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广顺二年（952）二月，甘州回鹘又遣摩尼为使来朝贡。说明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仍是流行摩尼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