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里,为了保存种姓,强调民族大义,就自然会出现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到了隋唐统一全国,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产生了一部出色的关于讨论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专门著述——刘知几的《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住在长安、洛阳两处,这两地政府的藏书和私家的藏书,都非常丰富,他就想法借阅。《史通·自叙篇》称“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他于是“恣情披阅”,“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后来有人知道他在史学方面有专长,就把他推荐到史馆去工作,他从武则天时代预修国史起,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前后做了将近30年的史官。由于他阅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在30年史馆生活中,又看到了大量民间难得看到的宝贵史料。他对编纂史书,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的见解常常不为“监领国史”的大臣们所采纳,他感受到工作不容易展开的痛苦,于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研究结果,对过去的正史作了总结性的分析批判,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01年),写成了《史通》这部名著。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和《二体》里,叙述了我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概貌。当时还没有纪事本末一体的出现,所以只归纳为“二体”。刘知几认为六家、二体,互有胜负得失,应该并存,“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史通·二体》)。(www.xing528.com)
刘知几在《史通》里说明他对编纂正史的理论和主张。他认为要写出一部出色的历史书,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史通·采撰》),广泛地进行史料的收集。无论是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还是地理书、都邑簿、经子之书,都应该在采择之列。他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反对把神话传说和迷信故事收入到正史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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