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史的缺点与隋唐五代文化编纂工作

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正史，大都是由私家来撰述的，褒贬笔削之权，自然操之于执笔的士大夫手里，中央政府多未顾问。到了隋唐，天下一统，王权加强，从隋文帝起，就想把编纂国史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故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高祖纪》）如王劭“在家著《齐志》，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书”（《北史·王慧龙传五世孙劭附传》）。大概隋文帝读了王劭的《齐志》，觉得这部书的内容，没有毁谤隋朝，对皇帝的神圣权力也没有什么大的抵触，就对王劭不再继续追究下去了。但自此国史的修撰，逐渐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了。

晋朝的历史，至唐初尚存18家，然而18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晋为断限，便是仅记东晋之事，而且都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荣绪和萧子云两家之书，纪、录、志、传比较完备。而萧子云之书，原来110卷，到了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已残缺不全，只剩下11卷了。即使硕果仅存的臧荣绪所著《晋书》，也不能够把两晋和十六国这样一个变动极大的时代充分反映出来，所谓“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史通·古今正史篇》）。

陈吏部尚书姚察在陈世撰《梁书》《陈书》，未及完成，其子姚思廉在隋世继其父业。唐贞观三年（629年），始正式命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贞观十年（636年）撰成。

隋代李德林私撰《北齐书》，李德林死后，子李百药继其遗业。唐贞观初，李百药受诏撰《北齐书》，使它成为合法化的史书。可惜自北宋以后，渐见散佚。

贞观初，令狐德棻奉诏撰《周书》，撰成后颁为正史。北宋后，日就散佚，后人或以《北史》补之。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点校《周书》时，对那些是令狐德棻的《周书》原文，那些是后人以《北史》补的，也都有考订。(www.xing528.com)

《隋书》，由魏征领衔监修，秉笔者为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三年（629年）起修，贞观十年（636年）书成。官修正史的缺点，不仅对本朝（唐）的事情，多所讳饰，而且对朝廷贵臣，不得不加以敷衍，为这些贵臣们的父祖编撰佳传。如长孙无忌，贞观时为宰相，又是唐太宗的妻弟，故《隋书》在写长孙无忌父长孙晟传时，把他写成隋代第一流的外交家；房彦谦仕隋，位不过令长、州司马，徒以其子房玄龄贞观时为宰相，故《隋书》为房彦谦立传，且辞多溢美。这些缺点，私修正史时，已经很严重了，到了官修史书，更为突出。

当唐贞观初，官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朝的历史时，同时为《五代史志》，共10志，合为30卷。五史先定稿，五代史志（10志）至高宗显庆中才定稿，来不及分插到五代史里去，所以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后来又把它附在《隋书》之中行世，所以就称之为《隋志》了。参加修撰10志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敬播等人，大都是专家通人，所以《隋志》的编纂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李延寿继承了其父李大师的遗业，编成《南史》和《北史》，他除了参考《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旧史以外，并参考杂史千余卷。当时《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未出，李延寿以参与《五代史志》的编纂工作，在史局留心抄录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撰录。书成，《南史》起宋迄陈亡，合80卷；《北史》起魏迄隋亡，合100卷。《南北史》史事多而文省，阅读起来，又前后贯串，因此书成之后，流布甚速，压倒八史。除《宋志》《南齐志》《魏志》《隋志》外，读八史的人愈来愈少，《北齐书》、《周书》的残缺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都是用手抄写的），后人整理南北八史，反而不得不靠《南北史》来校补它了。

南朝的何法盛著《晋中兴书》，把江东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集中为传，称为《琅邪王录》、《陈郡谢录》；在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里，“《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惟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四库全书总目·北史》），说是国史，实际无异于家传。这个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