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优势：道德规范深入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儒学的许多思想都与道德规范直接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野之分理论、文质统一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我国文献中很早就有“文明”这一词语。“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把“文明”作为美德。在《易传》一书中，认为有文明美德的君子能与时俱进，其事业伟大而美好。

我国很早就有“人禽之辨”理论。《礼记·曲礼上》有这样的话：鹦鹉和猩猩虽能发声，但它们不知道什么是礼仪规则，不能和人相比。人如果不遵守道德规范和礼仪规则，岂不是和鹦鹉一样吗？“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我国古代还有文质统一思想。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的是人的本心、本质，“文”指的是人的文采、外在表现。君子的内心与行为都应当是文明的。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论述了一般人如何才能成为“君子”“仁人”，认为主要标准是具有高尚的品格和理想，做到“以德为先”。孔子提出一个总的道德规范，称之为“仁”。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这种爱心不限于自己的亲属，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泛爱众而亲仁”。怎样才是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诚信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体系的基础是由《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奠定的。中国古人观察自然、人事变迁，认为天是真实的、长久的，只有具备天一样的德性，人才能最终获得自身长久的幸福。因此，人必须追求真实、不欺妄，以“至诚”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人的内在德性，表现为真实、诚恳、表里如一，即“内诚于心”；“信”体现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讲信义、守信用、言行一致，即“外信于人”。“诚”与“信”是分而为二、合而为一的道德规范，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优良传统，无疑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有识之士都是有爱国情怀的。例如，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在此情况下，有人尊本地政权为正宗，但当时的科学家郦道元不是这样，他虽然在北魏做官，但没有局限于此地，在他的心目中，祖国是包括南北朝的完整中国。他的著作《水经注》并不以北魏统治区为限，所涉及的范围是全中国，从而完成了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的大综合。近代以后，为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更是涌现出许许多多民族英雄。

《人民日报》（2019年2月18日）

★ 拓展阅读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可见，增强文化自信，要走入历史纵深，深入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土壤。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子百家，据汉代司马谈的看法，其中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道家）共六家。诸子百家的“家”，就是指形成学派，有理论、宗旨和传承。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划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号称“百家”。“百家争鸣”的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迸发出耀眼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士”这个阶层特别活跃，他们大多积极参与和影响政治，也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士”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解生民于倒悬，重建社会秩序。“士”的政治地位非常高，因为当时各方诸侯都在互相比拼，需要内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来辅助，而士人正是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作为士人代表的诸子百家，于是竞相登场，各展所长。

就哲学思想而言，儒道两家各有侧重。孔子重视“仁”的思想，“仁”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君子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君子的人生价值正在此。老子哲学则不然，“天道”受赞扬，“人道”遭贬损。在他看来，“道”演化为天地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人道”当效法“天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重“人道”，道家重“天道”，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政治主张而言，儒墨两家都倡导贤人政治。在贤人的来源方面，墨子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认为选拔官员要以德能为标准，哪怕地位低微，只要有德有能，就应选拔上来，委以官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正派。在贤人的待遇方面，墨子主张“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也就是给贤良之士丰厚的物质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信任、敬重他们的才能，表彰他们的成绩，营造鼓励贤良之士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贤人就会越来越多，用他们去治国就会显出成效来。这些选人用人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就自然科学而言，先秦诸子中研究最广泛、最深入的是墨家。墨子及其后学的文化贡献，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做了奠基工作。墨家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科学，对时空、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问题，用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概括，体现了科学家和能工巧匠的创新思路，是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的一朵奇葩。

正如庄子所说，诸子百家的观点都体现“道术”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虽然各家各派立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世界的有益探索，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以诸子百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华文化显示出强劲生命力，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各种养分，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形成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

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战乱和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关于这一点，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正是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尤其是在近代，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共同的政治信念，极大地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www.xing528.com)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期，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前，都处于比中原汉族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当他们进入中原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于是提出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

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文化自信

文化多样性成就精彩世界

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凸显。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成就人类生活的丰富性，成就当今世界的多彩和灿烂。在这一大趋势下，中华文化如能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自身特色，必将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人类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在适应不同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不同的地域栖息、繁衍和发展，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影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生活方式既体现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也体现为不同的物质条件、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

在人类的漫长发展史中，不同民族和社会形成自身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和文化对于人们生存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人们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启迪和教诲。正是多样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使得人类形成了多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多样的信仰和思想体系，形成了多样的文化艺术成果。这些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对今天的人类社会持续产生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对诸多后发国家的发展方式构成巨大冲击，也对其文化传统构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在这些国家中引发了关于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持久争论。今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是不同的，其文化发展方式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现代化之路各有不同，其社会体制和文化发展方式也存在诸多差别。

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不会简单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消失。“历史终结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统天下，在今天看来已成笑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带来人们之间更多的交流，商品、资本、人口、技术的流动带来文化上更多的交融，这显然有利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增进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这并不会导致文化之间的差异泯灭消失，反而使文化的本土性、多样性进一步凸显，使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特色有更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利于不同文化在取长补短、共存共融中保持自身的特性。例如，人们曾经以为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汉堡、鸡翅统一了全球的快餐食品，但现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却在适应所在国家的本土口味方面大做文章。肯德基的广告就叫“为中国而改变”，其在中国的餐厅卖起了油条、盖饭和皮蛋粥。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说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文化的本土性和多样性，反而有可能使之得以彰显。

海纳百川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中国人民最近100多年来的奋斗，就是在保持自身文化尊严和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寻求文化开放和变革的历程。鲁迅在1908年写作的《文化偏至论》中认为，中华文化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面对中国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他眼光没有停留在解决危机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层面，而是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高度提出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期许。这是鲁迅留给人们的一笔丰厚思想财富，对于当今发展中华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鲁迅的这段话，一方面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他之所以强调中华文化“固有之血脉”不可失去，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也是基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深刻体认；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高度自觉：他之所以强调中华文化应紧跟“世界之思潮”，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当下，我们应看到鲁迅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目标在过去100多年中尚未完成。今日之中国不仅要在物质层面取得更大发展，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更大改善；而且要在精神层面得到新的提升，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并为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作出新贡献。做到这一点，需要像鲁迅所告诫的那样，将海纳百川和彰显特色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