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优势：在生活实践中传承

楼宇烈

这些年，我常呼吁要重新看待“东方智慧”。东方智慧同时涵盖了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等。而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在东北亚地区影响是很大的，值得重视。

东方智慧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重视直觉思维。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理性思维比直觉思维高级。人类生来有两个方面能力，一是通过感觉感知世界，一是通过理性认识世界，两者互补，缺一不可。理性思维是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部和局部进行研究，然后经过逻辑推演，来建构科学体系和理论。直觉思维较为笼统，不大去深入内部，聚焦局部问题。直觉思维的优势在于，可以从整体上得出一个总的道理，有了这个道理以后，可以把它运用到不同事物的不同方面。这两种人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同等有效和准确的，需予以同等尊重，不应该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总体而言，西方文化智慧中也有直觉思维，但更侧重于理性思维；中国文化也有理性思维，但更侧重于直觉思维。

东方智慧的贡献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人的总体性的认同，在世界文化中非常突出。它能在人的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的匮乏方面，有所增益和修正，对人类文化作出了极大贡献。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切围绕人来展开——人应该怎样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所谓文明，文是“纹饰”；明即“显示、昭明”，文明就是“以文来明”。人类之所以走上文明的道路，是通过自我内在和外在的“纹饰”达到的。人与人的关系，用儒家观点来说，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通过这个来纹饰自己，就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从野蛮进入文明。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有这样一种纹饰，才算是万物之灵。

中国文化善于以人为本来思考问题。人要保持主体性，一旦失去主体性，人就失去尊严。同样，人也不能自我异化为物的奴隶。所以，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主体自我提升。从自觉到自立，不光是个体，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人在宇宙中处于什么地位？《礼记》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在万物中间，所处的位置很重要，一言一行都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指的是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中心，并不是夸大和放任自己，恰恰呼唤自我认识，要求人要自我约束。这可能是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精神。

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推崇人本的力量，让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在这之后，西方文化高举人本主义大旗，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口号。而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并没有发展成“人为世界万物的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人认识自己的渺小，在自我提升的同时也自我约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科学家和思想家意识到不能无穷放大人的力量，才提出要尊重自然。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正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

自20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感觉到，人的自我主体性在慢慢丢失，人的自尊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所以，重新认识东方智慧的时代意义在于，越是人在主体性丧失的时候，越是要重视人文主义，维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尊严。如果感觉到人的自我失落了，我想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来寻找，才可以达到一种恢复的状态。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蕴藏在很多地方，它并未消失。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来自于丰厚的历史以及其中的文化资源。我们的典籍，就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记录的工具不是语言，而是文字。中国汉字是了不起的文化传承载体，它让我们的文化从未中断。除了物质文化、文字典籍，还有民俗风情和民间精神的传承。例如，孝道不是口头上讲讲，家教、家风、家训都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并且代代相传。当下我们个体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我认为，就要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日常生活的很多细节，都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能。

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最好让它保持“某种天性”。学传统文化，就要学其精神。例如，一个人做人，要讲“敬”和“诚”。敬，就是要有敬畏心，对自己尊敬、对他人尊敬；诚，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心、诚信。我觉得，哪怕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但如果做到了“敬”与“诚”，你仍然是一个大写的“人”。人人都能敬能诚，社会风气就会变好，这是很简单易行的道理。当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要经过历史的淘汰。而且，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要轰轰烈烈，而要不绝如缕。轰轰烈烈，就像赶潮流一样，会泥沙聚下、鱼龙混杂。我们的文化传统，最好是在“日用而不觉”的情况下薪火相传，如古人所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人民日报》（2018年5月30日）

★ 拓展阅读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www.xing528.com)

注重整体关联。中医药学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注重整体关联。它是从整体生命观出发构建的一整套有关养生等治未病以及用针灸、按摩、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中医药学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具有同根性，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强调肝、心、脾、肺、肾等是一个整体，面对疾病，不仅需要考虑是哪方面出了问题，而且需要考虑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用药方面，中医遵循组方原则，在临床上一般采用复方，多种药物各有分工、协同合作，联合作用于多个靶点，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在治疗方面，中医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重视精神情志和人体健康的关系，注重从身心整体上进行调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医疗队员引导患者练习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这些都有利于患者舒缓情志、增强体质，对提高患者肌体免疫力、尽早恢复健康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注重动态平衡。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可变的。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取得平衡，到下一个时间和地点又不平衡了，需要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中医药学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阴阳失和”是人体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内伤和外感，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维护健康就是维护人的整体功能动态平衡，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动态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协调与和谐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需要人们注意调整生活方式，适应外界变化，从而取得相对平衡，保持身心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成为我国抗疫方案的亮点，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原创科学的价值和优势。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既能宣肺清泄、疏散上焦，又能化湿和胃、斡旋中焦，还能活血解毒、畅通下焦，目的是调和阴阳、恢复肌体的内稳态。从治疗方式看，西医擅长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中医擅长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激发人体的防御机制。中医通常称治病为“去病”，其意思是通过调适去除疾病，恢复身体本有的平衡，并非就病论病。

注重顺应自然。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顺应自然规律。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其指导思想皆为顺应自然。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看到水总是往下流，于是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流下去，有效解决了洪水泛滥问题。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传统的堤坝，而是用竹篓装上石头，随着水的波动竹篓也会起伏。顺应自然的思想，适用于治水，也适用于人体。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不顺应自然，人的身体就容易得病。顺应自然规律，除了强调顺应事物本性，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尊重事物个性、差异性。疾病形式多变，中医通过综合分析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等个体信息，确定相应治疗方法，并结合临床、疾病变化随时调整用药方向，注重因人制宜、因时制宜，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不是单靶点发挥作用，而是根据患者病情的演变辨证施治。在治疗过程中，早期以祛邪为主，中期以清热化湿为主，后期以扶正为主，取得了显著疗效。

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的时候，产生了许多学说，“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又鲜明的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吕氏春秋》肯定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教化，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了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佛学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朱熹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过，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