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人与自然，倡导勤俭-《中国文化优势十八讲》

天人合一、俭约自守，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勤俭与奢华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所谓天人合一、俭约自守，是说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协调平衡状态。为此，人们应该节俭朴素，力戒奢华，防止过度向大自然索取，以免造成对大自然的破坏、对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破坏。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服从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同时，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服务。但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应该合理有序、俭约有度，如果过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脍炙人口的警句，都表达和强调了珍惜和节约自然资源、力戒奢华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治家治国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与此同时，全球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也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应该到了反躬自问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是严重失衡了？我们是不是从自然那里索取得太多了？如果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无限度地膨胀下去，将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给人类自身带来怎样的恶果？一切关心地球命运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应该高度关切并严肃回答这些问题。毫无疑义，改善全球治理应认真借鉴和积极践行天人合一、俭约自守的思想。

《人民日报》（201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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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的特性与前途

儒学文化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源泉。早在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说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后来的千百年间，儒学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此时的欧洲已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进入向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历史时期。承担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双方尤其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他们既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学”，又向欧洲人介绍“中学”。所谓“中学”，就是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第一，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等。第二，将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情况用拉丁文等写成各种著作，在欧洲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第三，相继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认识的报告、材料等，呈送给罗马教廷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当政者以及有关学者等。第四，介绍或直接带领中国的一些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与学习。总体来看，在中国明末清初进行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西传，出现了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

伏尔泰是当时研究、了解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创始者魁奈也非常重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伏尔泰、魁奈曾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对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

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

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东汉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章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他说：“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汲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与时俱进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时达变、推陈出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弃旧而图新，反对蹈常袭故、陈陈相因，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为学与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学产生后的两千多年间，经历过多次大的自我更新与演进。先是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演进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后来又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释道三学并立与交融互鉴，演进为宋明时期的理学；随后又经过总结和吸取理学过于空疏的教训，演进为清朝时期的实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对传统儒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弘扬和发展儒学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大贡献。儒学文化的应用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同样，世界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价值，也都应结合当今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弘扬，使之共同为消除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为解决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带来的难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造福于人类的现在与未来服务。

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强大的精神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地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能力和前途的坚信，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文化，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换言之，我们所讲的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在文化层面对本民族自我价值、自我能力和自我发展前景的自觉持守和淡定心态。

文化自信先表现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之由来、发展历程、内在特质、现实状况、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于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就我国而言，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光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理性清理，既是文化自觉的当代表现，更是文化自信的切实践行。

最近几十年，我们肯定民族文化的价值，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对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学术繁荣时期的价值有深刻认识，对老子、孔子、墨子等一大批思想大家倍加推崇，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进行认真整理和创造性阐发。这些都不是外力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积淀于我们内心的价值认同，是经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后自我超越的结果，是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坚守。这也表明，我们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增强，作为文化自觉最高表现形态的文化自信日益坚定。

文化自信也表现为自觉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在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清醒地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足，勇于并善于对其进行清理，通过文化批判为新的价值重构创造条件，是中华民族素有的襟怀和胆魄。中国历史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相互激荡，往往在碰撞中相互吸收甚至相互融合，这中间就包含着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专制政治和专制帝王的批判，都是对传统文化糟粕深入骨髓的批判。近代谭嗣同、梁启超等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拯救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创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清理、对西方文化合理成分的吸纳，进行新的价值重构，我们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还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当下状况的充分肯定和对未来前景的满怀信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大并践行中国精神，是我们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我们坚信能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我们坚信中华文化将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是的，我们应该有而且一定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的这种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