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优势：推动走出去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推进。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提醒我们应高度重视维护民族文化特质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提出：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原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原则，还是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的原则。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需要增强文化自信，勇敢直率地面向世界、面向实际，不回避、不心虚，一是一、二是二，开诚布公。中国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进展就是进展，困难就是困难，共同价值就是共同价值，特色就是特色，没有什么可以含糊的。讲传统要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接，讲发展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精神对接，讲改革开放要同中国人的兼收并蓄、见贤思齐、尊重他人、和而不同对接。这样，才能把中华文化的魅力讲出来。同时，要强调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强调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甄别力、选择力。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还需要懂中国、懂世界。身为中国人，懂中国是天经地义的，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同样面临着向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学习的任务，面临着倾听生活实践交响曲的任务。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还必须懂世界、爱交流、善沟通。

中国的发展与更美好的未来已经不仅仅是理想，而是正在不断实现的景象。实现文化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复兴，光明在前、使命在肩。具有几千年文明史、100多年救亡史与革命史、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与3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迎来伟大复兴的荣光。

《人民日报》（2016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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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维新的文化自信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样的诗句端庄诚挚、循旧图新。中华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也是饱经忧患的文化。中华民族经历过辉煌与艰难、停滞与突破、困惑与焦虑、危机与转机、纷纭与沉淀。尤其是中晚清以降，遭遇了日新月异的西方工业文明，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欺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获得了醍醐灌顶的洗礼，终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了快速发展、通向现代化，同时符合国情、维护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管多么好的文化传统，都怕陈陈相因。文化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使当下某些文化人对“文化自信”的提法感到困惑。他们非常了解历史上中国文人老生常谈的可悲。“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李白讽刺的读死书无用文人不在少数；“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也为呆板的学风感到悲哀。原地踏步就必然会出现老化、僵化、酱缸化腐变，早在唐代，天才诗人们已经痛感到这个问题。元明以后，中国势头明显不济。到清代《红楼梦》中记载的荣宁二府的状况，暴露当时中华主流文化已经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多方危难。而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面对列强，中华文化现出全面深重的焦虑感与危机感。清末民初的文化大家王国维自沉，启蒙思想家严复也终入保皇一党，吸食鸦片而死，显现了文化危机的严重性。除了更新、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华文化几乎已经无路可走，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与各种境外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引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潮涌动，百废待兴，我们的文化生活仍然经历了曲折与艰难。终于在今天，我们获得重提文化自信、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转化与发展的空前历史机遇。我们背靠的传统，曾经被激烈地批判和反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以它为基础的文化自信？

这是因为，今天所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对阶级剥削压迫的指责。而这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理据。

更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的传统，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传统。正是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志士与人民的呼风唤雨、倒海移山，表现出中华文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一面，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挽救，得以激活。

还有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这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就包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例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愚公移山、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统一战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建在连上，一直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无不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

10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界优秀人士、文化精英与广大民众，前仆后继，以极大的紧迫感奋斗图强，力求补上科学技术、大工业制造、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改革开放的课，追上全面现代化、全面小康、全面富国富民的世界步伐。这种不甘落后的奋斗热潮也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勃勃进取的空前扩容和发展创新。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古色古香、奇葩异彩、自成经纬，更在于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它的反思能力，它在多灾多难中锻炼出来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精神，它的水滴石穿的坚韧性，它的接纳与深思的求变精神，还有它屡败屡战、永不言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www.xing528.com)

文化自信既包括对自己文化更新转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消化的能力，也包括适应全球化大势、进行最佳选择与为我所用、不忘初心又谋求发展的能力。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活的传统，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是历久弥新、不信邪、敢走自己的路的传统。我们绝不妄自尊大，更无须自我较劲、妄自菲薄。

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是有机整体，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难以做到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却过于悲观。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如何判断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点有三：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三看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共识。例如，“二十四孝”，在今天绝对不可以不加区别地宣扬，“埋儿奉母”，发生在当下不是“孝”，而是刑事犯罪。除了这些明显的封建糟粕，还有一些借传统文化热而借尸还魂的落后的习惯和意识，这些都要视为糟粕而加以摒弃。

100多年来，中国志士仁人无日不在为使传统走出窠臼而苦斗，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索一条以传统为基石、以中华复兴为目标的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是传统的复兴，又是全新的开辟。这就叫继承弘扬，也就叫创新发展。

文化建设有它的复杂性、细致性与长期性，不能简单化、片面化，更不能急躁冒进。现在，我们还存在着将传统文化的弘扬形式化、皮毛化、消费化、口号化、表演化、煽情化、卖点化、圈地化、抢滩化的苗头。在文化自信问题上，传统与现代、普及与提高、学习与消化、叹赏与扬弃、继承与发展，须相得益彰、互补互证、不可偏废。我们期待的是更多的针对文化课题的认真分析、讨论、推敲，期待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入手，把文化自信与提高文化素养结合起来。

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努力完成这些目标，需要从中华文明中挖掘有益资源。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意味着这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是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价值准绳。

基本价值的世界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与自由是20世纪西方国家特别重视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只被其运用于国内，而没有运用于国际，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所以并不是所谓“普世”的。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时，西方国家真正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蕴含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意义。

这让人想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认的世界伦理金律，这一思想在18世纪末曾被写入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它是“最纯粹的道德准则”，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座右铭”。这一思想还被国际社会誉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上。可以说，它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同时也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总体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认识和处理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道德关系的智慧，它要求我们不能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也不能把自己喜欢、信仰和追求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而要设身处地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多为对方着想。在当今全球治理中，应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平等互助、合作共进，为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贡献智慧和力量。

分而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协和万邦”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要求不以谋取私利为处世原则，是“正义”的基础。这五个方面不仅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并成为这些价值背后的深层理念，其本身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应该具有的基础性道德价值，由此彰显了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这五个方面都包含在儒家“仁”的原理中，可以看作儒家思想中的“仁道”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儒学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当今时代的诠释，即“仁”集中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