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及其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影响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拉丁文的“创新”强调“旧貌变新颜”，主要指对现有事物的改造和更新，表现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与更新。“创新”具有多个层面，如组织、制度、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创新”有动词与名词两种词性，作为动词是指“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作为名词是指“创造性、新意”。由此可见，“创新”之“新”的要义是指“弃旧扬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创新”之“新”的程度是指“前所未有”“人无我有”，即具有首创性和独创性；“创新”之“新”的效果要求“耳目一新”“高人一招”；“创新”之“新”的方式是指“无中生有”“有中找无”；“创新”之“新”的速度需要“先人一步”“快人一拍”。因此，那种“跟踪”研究（“亦步亦趋”式）或“模仿”研究（“东施效颦”式）很难说是真正的“创新”。创新作为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强调的是一种首创性的、有进步价值的活动，是主体自觉进行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正如美国研究生院协会在《博士论文的作用与性质》中所提倡的——“之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或者创造了新知识的研究”。

创新作为一种理论，可追溯到191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用创新理论解释“什么是发展”的问题。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独具特色的创新理论奠定了其在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他经济思想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打破旧的均衡而又实现新的均衡主要来自内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正是创新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

熊彼特在由创新波动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纯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浪潮”的概念，即创新浪潮的后续反应，其特点是需求、物价和投资膨胀，投机行为急剧增加，并导致失误和过度投资。由此说明了“纯模式”和资本主义实际经济周期“四阶段模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由于经济领域中存在多种创新活动，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各不相同，从而出现多种周期。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基本观点中，最基础的一点即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创新和发展并非从外部强加而来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这实际上强调了创新中应用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了“起飞”六阶段理论，“技术创新”在创新活动的地位日益重要。但随着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其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创新由易变难，逐渐成为高知识积累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也在无形中促进了创新与应用间壁垒的形成。(www.xing528.com)

创新在研究领域产生，随后经过一个时间过程后在应用领域得到接受和采纳，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更熟悉的创新扩散模式。在创新扩散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斯的研究工作，他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在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罗杰斯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诸多因素，认为创新扩散受创新本身特性、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关注价值实现、关注用户参与的“以人为本”创新2.0模式也成为新世纪对创新重新认识的探索和实践。

习近平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看准的、确需支持的方向，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差别化的激励政策。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