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发展史：松枝宜中心县委活动剖析

1939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通过松滋、枝江、宜都三县抗敌动员委员会联合办事处主任、爱国人士雷鸣泽的关系，以三县抗敌委员会联合办事处的名义，在松滋县庆贺寺开办三县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战训班”），委派中共宜昌城区委书记张师载到战训班任教。张师载联络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简称“松枝宜工委”），负责人张师载，机关驻松滋庆贺寺。松枝宜工委在松滋县和宜都、枝江两县长江以南地区开展工作。下辖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支部、战训班支部和枝江支部，共有党员40余名。

1940年3月，中共湘鄂西区委鉴于松滋、枝江、宜都、五峰、长阳五县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决定将中共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扩建为中共松（滋）枝（江）宜（都）中心县委（简称“中心县委”），唐亚子任书记。中心县委在松滋、五峰、长阳三县和宜都、枝江长江以南地区开展工作。机关先后驻宜都松木坪和松滋刘家场等地。

中共湘鄂边特委、中心县委成立后，即以时有党的组织为基础，抓住有利时机，发挥有利条件，大力加强党组织建设。为充分发挥在五峰工作，并取得公开合法身份的共产党员章致全、邹育才、刘因煦、方建民、田子模等人的作用，打开党在五峰的工作局面，中共湘鄂边特委、中心县委迅速安排张智群、周剑虹、李廷洪、王树人、周梧人、万雪波等到五峰。他们与章致全等取得联系，并相继被安排在长乐坪、渔洋关、采花小学教书或在渔洋关区公所任办事员后，以公开职业和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到1940年12月，在五峰渔洋关等地成立3个党小组，两个地下联络站。1941年1月，中心县委派董童刚来到五峰，协助建立渔洋关特别支部后，即转移到巴东。

1940年10月，蔡书彬调走，曾惇接任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10月底，曾惇按蔡书彬留下的地址和暗号，到恩施龙凤坝找到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何功伟向曾惇传达钱瑛的指示：“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事变。”曾惇随即离开龙凤坝，经长阳、五峰回到枝江茶园寺，与特委成员研究部署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隐蔽、转移工作。根据当时松滋、枝江、宜都地区党的组织及党员之间横向的联系很普遍，行动上比较容易暴露，领导骨干对应付敌人的突然事变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决定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到鄂中抗日根据地和重庆及外地隐蔽，以保存党的力量。曾惇、唐亚子、李东波等在湘鄂边特委、中心县委利用公开职业、社会关系和群众作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工作。

1941年6月，唐亚子调中共湘鄂边特委协助曾惇主持工作，李东波接任松滋、枝江、宜都中心县委书记，王素任县委副书记。10月，湘鄂边特委书记曾惇赴南方局汇报工作，唐亚子任湘鄂边特委书记。由于松滋、枝江、宜都地区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加剧，中心县委为防止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将中心县委机关由刘家场转移到石牌、李家坪一带，并将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外地隐蔽，对下属各地党支部均作同样部署安排。强调各级党组织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必须对广大党员进行抗战必胜信念的教育，教育党员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隐蔽。

1942年夏，原在五峰工作过的地下党员邹育才、刘因煦、周剑虹以及湘鄂西地区一大批党员相继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心县委书记李东波及部分工作人员，在受到敌人通缉的情况下，先后从松滋转移到湖南津市、澧县等地。 中共湘鄂边特委负责人李东波在离开湘鄂边特委转移到湖南时，中心县委已将地下党员刘家瑞安排到湖南石门开展地下工作。李东波在石门太平街约见刘家瑞，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白区工作仍坚持“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要开辟新的区域，建立新的堡垒，凡是党员3人以上的需要成立支部的指示。刘家瑞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迁居到石门杨柳虎踏桥，以开办青年文化补习班为名，发展一部分党员，后来成立石门虎踏桥地下党支部，易梅英（女，又名易静满，刘家瑞爱人）任书记。不久，支部书记改由田中夷接任。

1943年7月，李东波再次约刘家瑞到在湖南津市会面。李东波将五峰、石门、松滋等县的地下党组织关系及接头办法交给刘家瑞，并指示刘家瑞到石门发展地下党组织，把五峰、石门、松滋连成一片，并让万忠义随刘家瑞一起工作。(www.xing528.com)

1944年6月中旬，李东波第三次约见刘家瑞。刘家瑞因错过时机，没接上关系，李东波便将中心县委及湘鄂边的工作交由松滋地下联络站负责人伍大婆（南方局至武汉政治交通员李逊夫之妻）转交给刘家瑞负责。刘家瑞接到工作关系后，即派刘晓峰调查了解敌伪组织等情况，积极开展工作。之后，五峰、松滋、枝江、宜都、石门等湘鄂边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由刘家瑞负责。

随后，刘家瑞着手在五峰、松滋、石门等县整顿组织，进行党组织发展工作。1944年7月，刘家瑞（化名田崇政）来到五峰长乐坪，按照李东波所交代的关系，约见刘惠民和田子模等人，将长乐坪支部改组为中共五峰支部，并将一同来五峰的万忠义留下，安排在长乐坪小学教书，参加五峰支部生活，党员增至4人，田子模任支部书记。中共五峰长乐坪党支部更加密切了与湘鄂边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并积极地开展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刘家瑞与五峰支部建立正式关系以后，很快与松滋杨林寺、刘家场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刘家瑞将湘鄂边区的基层组织整顿完毕后，于1944年10月写信给在重庆工作的地下党员李逊夫（松滋人，时住重庆）。李逊夫将五峰、石门、松滋等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和请示转给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个月后，李逊夫回信说：“信已转给令伯父（指中共中央南方局），盼速来渝。”刘家瑞于1945年1月到达重庆，将五峰、石门、松滋、枝江、宜都地下党工作情况等向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在刘家瑞离开重庆时，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精神，指示刘家瑞回到湘鄂边负责领导五峰、松滋、宜都、枝江、石门等县的地下工作，开辟白区至解放区（即新四军五师辖区）的地下交通线，以沟通南方局、湘鄂边与鄂豫边解放区的联系，必要时可开展武装斗争。

1945年4月，刘家瑞返回五峰长乐坪以后，向田子模、刘德如等传达南方局要求开辟地下交通线，在国统区继续坚持“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等指示。根据南方局指示精神，决定在宜昌三斗坪、长阳鸭子口、五峰渔洋关、松滋刘家场、湖南津市、澧县故堤六处设立地下交通站。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国内局势发生根本变化。南方局通过书信及时向刘家瑞下达“三斗坪到津市的生意不做了，原事另通知……”的指示。筹备设立地下联络站的工作立即停止，其他工作继续进行。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刘家瑞通过调查研究，决定迅速将湘鄂边地下党组织机关迁移到五峰，在五峰建立党组织工作站。刘家瑞以湘鄂边地下党中心联络员的身份与松滋、石门等县地下党组织及党员取得联系。经刘家瑞联系易梅英、刘德如（又名刘晓峰）、刘华平（又名刘家灿）、覃国栋（又名覃正爱）、田金山（又名田锡榜）、田中夷（又名田锡庸，石门虎踏桥支部书记）等先后来到五峰。5月，经田子模安排，湘鄂边地下党组织机关迁移到五峰长乐坪百年关淹水埫胡震伍家，中共湘鄂边地下党组织工作站正式建立。刘家瑞以田子模亲戚为名，化名田崇政，负责湘鄂边地下党的工作。田中夷除负责石门虎踏桥地下党支部工作外，还经常往返石门、五峰之间，与湘鄂边地下党组织机关保持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