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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二年洪氏继成堂通书研究:泉州通书的流行及销售

时间:2023-09-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嘉庆十二年通书荷兰莱顿大学藏有一本缺前数页和封面的通书,经析究其内容后,知其为嘉庆十二年的《趋避通书》,为在福建泉州的洪氏继成堂所纂。[48]说明洪潮和所编选的继成堂通书,不仅风行于南方沿海各地,甚且销售至海外。又,继成堂通书中的铺注内容,虽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主要参考,但并不曾原文照录,而是有所选择。

嘉庆十二年洪氏继成堂通书研究:泉州通书的流行及销售

年度通书的发行量虽然很大,但因其颇具时效性,以致留存迄今者并不多,且许多图书馆,往往视其为迷信类的通俗出版物,而未积极庋藏,反而在国外的汉学图书馆中,较易见到这类藏书。[47]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下文中将仅就过眼文献中较具史学意义的继成堂通书,进行初步的介绍与析探。

(一)嘉庆十二年通书

荷兰莱顿大学藏有一本缺前数页和封面的通书,经析究其内容后,知其为嘉庆十二年的《趋避通书》,为在福建泉州的洪氏继成堂所纂。洪氏最出名的择日家乃洪潮和,此故在书中所有叙述一般性趋避规则的部分,版心上均刻有“洪潮和元池选”字样,然而在每年需改编的部分,则刻“洪潮和次男彬成选”,知当时洪彬成应已独当一面。据同治(1867—1874)《福建通志》中所记:

(同安县)洪潮和,字元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48]

说明洪潮和所编选的继成堂通书,不仅风行于南方沿海各地,甚且销售至海外。而除了次子彬成外,他还有另一子彬海亦承继家学。

此书前有六十页记趋避的规则,但页码则出现高达“七十四”者,排序相当混乱,且版心上还见有三页直接刷印自旸谷堂《明智通书》之版,原页码为十六至十八,其中第十六页版心上原有的“明智通书”和“旸谷堂”等字,则出现挖削未尽的痕迹。

此本在记“嫁娶杂煞”的部分,前有一段洪彬成所加的识语,称:“……余观世有一种不学无术之流,妄逞臆见,恣意批驳,惑人听闻,以克择雅道,宛如市共(井)争利之徒,谨依《协纪》弁以数言,惟高明其鉴之”。而在正月初一日的铺注之上,更预留有一长方形的空白,上钤一朱印,文曰:“继成堂大小通书,仅泉州城内海清亭择日馆中发兑,方是真本”,旁附的《谨白辨真》,则称:

继成堂洪潮和次男彬成通书,在福建泉州城内道口海清亭,坐西拱东,方是。近有无耻之辈,仿体翻刻,又有一种混挂本馆名字,诸君子须认中线本馆名字是正本。

要求读者藉版心中线上所刻的“继成堂”三字以辨明正本。

此本在七、九、十一等月的铺注末尾,还利用留白的部分,刻有一段文字不一,但同为辨明正本或抨击盗版用的《谨白》,其中明指漳州聚文楼的陈沧海和石码(亦属漳州府,在今龙海县)惠文堂的陈兰芳“翻刻头板,冒用本馆名字”。此一指名道姓提及盗版之人的情形,笔者尚未见于它堂的通书。

此书中的错别字相当多,即使在七月铺注的末尾,特别有一告白抨击盗版者“错讹不堪,误人弗浅”,并强调该馆通书“字扳(板)清揩(楷)较对无讹,造福不爽”,然而在此一简短的文句中,该书却出现了两个错字。

此本《趋避通书》在各日下的铺注内容,已显然较官历复杂得多,如其中十二月初一戊辰日的铺注记曰:

天恩、三合、临日、时阴、圣心、天岳、七圣;死气、木马杀、虎中、泉閟渴(竭)、反激、狱日、伏尸。宪宜祭祀、上表章、上官、冠带、结婚姻、会亲友、进人口、裁衣、修造动土、竖柱上梁、经络、立券、交易、纳财、安碓硙;《协纪》加祈福、土(上)册、受封、临政亲民、纳采问名、修仓库、酝酿、纳畜;通宜开光、入学、出行、剃头、冠笄、出火、折(拆)卸、起基定磉、盖屋、安门砱床、放水、入宅、〔造〕桥船、入殓、成除服、移柩、破土、安葬。冲,壬戌人;呼,癸未、癸酉人;胎,房床栖。

其中首列的天恩等为吉神,次列的死气等为凶神。由于此书在八月的铺注末尾,尝有一段识语曰:“逐日事宜,首遵国朝宪书,较正吉凶神例;附遵《协纪》,兼究诸家五行。‘宪宜’事后注明‘通宜’,以便俗用”,知铺注中所谓的“宪宜”,即遵依时宪书,而所谓的“《协纪》加”,则为依据《钦定协纪辨方书》所添加的内容,至于“通宜”,则记各通书中所载,以适应民间的需求。

在前述的神杀中,天恩、三合、临日、时阴、圣心、七圣、天岳以及死气的意义与规则,均可见于《钦定协纪辨方书》中。至于木马杀,忌合寿木、起工架马[49];虎中,或即“庙中白虎”的简称,忌修神庙[50];泉閟竭,乃指“泉閟”和“泉竭”两神杀,穿井或导泉均忌用[51];伏尸,忌安床;反激,忌行船;狱日,其忌同于五墓,亦即忌营造、起土、嫁娶、出军[52]。所列各铺注用事中的“经络”,则指织造布帛,“安碓皑” 指安装石磨,“出火”指移出祖先或福神之香火,“起基定磉”指建筑物之开基,“磉”为柱下石,“安门砱床”指安放门、砱、床,其中“砱” 即门前阶梯。余事由其字面多可略知其意。

至于“冲,壬戌人”和“呼,癸未、癸酉人”,均与入殓安葬事有关,指壬戌年所生之人忌在此日(戊辰日)处理相关事宜,而戊辰日又是癸未和癸酉年出生之人的“的呼日”,被“呼”之人当日应避丧葬事。“胎,房床栖”,则指胎神该日位于房内之床,提醒孕妇在当天应格外小心此处,以避免流产。

经查当年时宪书中所记该日的铺注为:“宜:祭祀、上表章、上官、冠带(宜用辰时,坐向东南)、结婚姻、会亲友、进人口、裁衣、修造动土、竖柱上梁(宜用辰时)、经络、立券、交易、纳财、安碓皑”,此与继成堂通书中所记载的宜行之事完全相同,仅在冠带和竖柱上梁之后添注了吉时和吉方。时宪书中在此日上下的书眉和地脚亦分别记吉神和凶神之名[53],但对该日不宜之事则完全未提及。又,继成堂通书中的铺注内容,虽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主要参考,但并不曾原文照录,而是有所选择。在“通宜”的部分,更与《钦定选择通书》出入颇大,知洪氏应是广采民间诸家而成[54]

乾隆六年,钦天监在编纂《钦定协纪辨方书》时,尝请旨删除无稽的神杀,并编集《辨讹》一本,逐条誊出详论。如书中质疑七圣中的天老与玄女不知是否确有其人,且称此二人和董仲舒都根本不配与黄帝、文王、周公孔子一同配入七圣。至于“的呼日”的避忌,因导致“孝子生命值被呼者,甚至不亲殓、不临穴”,故在《辨讹》中即被抨击曰:“败俗伤化,莫此为甚。而考其所忌之日,又毫无义理,殆术士捏造中之尤不通者。”[55]但从本文的讨论,我们可发现,自清中叶以后,包括继成堂在内的许多通书,却公然复用了许多先前遭官方所删的神杀。

(二)嘉庆二十一年通书

莱顿大学尚藏有洪彬成编选的《大清嘉庆贰壹年趋避通书》乙本,此书记趋避规则的部分,共仅十七页,但页码最高则至“七十四”。此本在正月初一日的铺注之上,同样钤有一声明版权的朱印,文字则稍异于嘉庆十二年者,曰:“继成堂通书由泉州城内道口海清亭街择日馆中发兑,凡诸君子光顾者,检认此标是真本”,其旁的《谨白辨真》,亦同样力斥聚文楼和惠文堂的盗版。

此本书首列有“参校门人”六十二位,其中五十七人籍隶福建,包括泉州府(含惠安、安溪、南安、同安、厦门、晋江等县)二十四人,兴化府(含莆田仙游等县)二十四人,永春州(含大田、德化等县)四人,福州府(含永福、福清等县)四人,延平府(含尤溪等县)一人。此外,还有四位属浙江温州府,一位台湾鹿港。

虽然书中称所列众人为“参校门人”,但这些散处各地的门人,不太可能均实际参校此书,其列表于前的目的,应是为这些门人背书,保证他们的择日术均源出继成堂一脉,而他们亦获授权行销并贩卖本铺所出版的《趋避通书》或制造的定时刻香和万应神曲(详见后)。这些由继成堂门人所开设的择日馆,颇似今经济学所称连锁店系统中的加盟店(voluntary chain stores)。

继成堂的行销方式,在当时的东西方均不常见。如以美国为例,最早的一家连锁店成立于1859年,其名为大美茶叶公司(The Great American Tea Company),该公司至1865年时共有二十六间分店,全都分布在纽约的下百老汇华尔街一带,茶叶是他们唯一销售的商品。[56]但大美茶叶公司的这些分店都是由总公司指派人经营,应属所谓的公司连锁店(corporate chain stores),此与继成堂各择日馆财务独立的情形不同。继成堂形态的加盟店在近代西方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

由于此书在各节气之下均注明都城和福建两地的时刻,因知其主要的销售地区应为福建一带。此故,其“参校门人”乃以福建籍居多,仅少数住居于临近的温州和台湾。又,在前述的六十多位“参校门人”中,竟然无一为漳州人士,而泉州府人则几近百分之四十,可见当时以械斗闻名的漳、泉两州,似乎连在择日传统上均出现对立的情形,无怪在继成堂的《趋避通书》上,会点名批判漳州的聚文楼和惠文堂有剽窃的行为。

洪彬成在其编纂的《趋避通书》中,还顺便推销其他商品,如在书首的《继成堂神粬小引》中,称其祖获异人授以秘方,用七十二味药方制成“万应神粬”,可用于“健脾、温胃、祛风、辟邪、消痰、降气、开膈、利胸、止眩、止痛、止呕、止泻以及感冒昏乱、寒暑不调诸症”,且“不拘男妇老幼,服之立效如神”。虽然洪彬成自谓其研制此一“济世仙丹、保命良剂”的目的在“心期救人”,故仅就成本发卖,而不敢用以射利,但此或仅为一虚饰之词,否则洪氏何以不公开此药配方,听人自制,反而要求光顾者在购买时得千万认清“继成堂”的招牌。

另外,洪氏在书首亦有一段文字推销该堂所产制的定时刻香,此一产品与择日的专业服务有密切关联,其文曰:

凡造葬、婚嫁等事,不拘日用、夜用,俱宜照标起点,各得真正时刻。凡请用者,务请开明用事之年、月、日、时,则僭以便按是候之日永、日短,将香画明日用、夜用,更宜认真确系继成堂馆号制造的,庶无差忒。

亦即若欲于择定的日时行某事,就得使用择日馆所制造的定时刻香,该馆会依用事当日的昼夜长度,在香上标一记号,如属日用(夜用),则使用者必须在黎明(黄昏)时将该香自所标明的位置起点,当香燃尽时即恰为所择定的时辰。洪氏为说明此香计时的准确度,还强调该馆置有铜壶滴漏,并依节气监造定时刻香。

对于欲知晓新生儿生辰八字的人而言,洪氏亦说明该如何使用此香,其文曰:(www.xing528.com)

凡有喜事生子,则宜于未产之前,请便一筒,不拘日生、夜生,俟产下之后,随即起点。若日生,则点至黄昏之际,伸手不见指纹,即将其香息之;若夜生,则点至黎明之际,伸手始见指纹,亦将其香息之。

如此,只要将所剩存之香带到该馆,即可估计该香总共燃点的时间,并从当日黄昏或黎明的时刻回推得其出生的确切时辰。

前述用香之例,虽略有不同,但选择家均可创造出一连串的利润,如欲进行婚葬或开工、动土等事,通常先需至择日馆花钱择定一吉时,再依法使用划有特殊起点标记之香;至于遭逢生子喜事时,则必须先至择日馆购买一枝定时刻香,依法使用后,再将剩余之香拿回择日馆以推算生辰八字,而父母往往也会为爱儿顺便推命,且中国人亦常有为弥补新生儿八字中所显示的五行缺憾,而以五行本字或其字根加以命名的习俗(故屡可见有以“木柱”“火炎”“金木”或“金水”等为名者),提供这些资讯(甚至取名)或亦是这些择日馆服务或营利的项目之一。

古人对时间精确度的要求虽然通常不高,但在日常生活中,则有部分与术数相关的事情,相当在意确切的时刻,如前述对婴儿出生时辰的确定,或欲于一择定的吉时出行、动土、结婚等等。由于在19世纪末叶之前,一般大众仍少见拥有自鸣钟或刻漏这类新旧的记时仪具,所以古人究竟是如何判定这些时间的,先前学界并不甚了了。故从此一角度而言,继成堂通书中有关定时刻香使用方法的详细记载,实在弥足珍贵。而此类计时用的香,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仍风行于社会,因笔者在莱顿大学所藏咸丰七年(1817)崇道堂编纂的《罗传烈通书》中,依然可以见到推销的文句。

(三)光绪二十五年通书

台北“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藏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洪潮和通书》乙本,封面标明:“授男彬淮,偕孙正体、正信,曾孙堂燕,元孙銮声仝选”,并记称:“□□□□福建泉州府城内考棚边道口街海清亭,坐东向西,招牌脚有一石狮为记,方是正派老祖馆。”内文各页的版心均刻“趋避通书,洪潮和授男彬淮、孙正信、曾孙堂燕选,继成堂”等字。

此书末尾有半页接受邮寄择日的广告,称:“如蒙赐惠择吉,务须年庚、山向并及资仪□□□□□□,(信)封外以家书切要之语,妥寄信局驿使,嘱勿擅行开拆,以杜弊端”。由于清代于光绪四年始设送信官局于北京、天津烟台和牛庄;十六年,命各通商口岸推广举办;二十一年,开办官方邮政,并与民间业者合作;二十四年,谕各省撤驿站,设邮政。[57]知继成堂的主事者颇能掌握时代的脉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思及利用新设的邮政机构以开创商机

此书中还附刊有多份不见于前的文献,对洪氏继成堂的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如书首有吴焕彩(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福建南安人)于嘉庆元年所撰之序,其文曰:

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笔者按:指乾隆六十年),下廉(帘)温陵(按:指晋江),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书》《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着鉴也……嘉庆丙辰端午月,赐进士出身、奉直大夫、原任湖北鹤峰州知州、年姻家愚弟吴焕彩拜序。

由此段文字的内容,知洪潮和是在乾隆六十年定居泉州的,并于稍后开始编刻通书。或为打开知名度,洪氏乃请托进士出身的姻亲好友吴焕彩为其撰序。由于吴氏之序成于嘉庆元年五月,而年度通书的出版通常应在前一年,故洪潮和所编选的通书很可能是起自嘉庆二年。

此本在正月首页的铺注之上,同样钤有一朱印,其印文为:“洪潮和授男彬淮,孙正体、正信,曾长孙堂燕,偕元孙銮声、銮□(笔者按:此字不甚清楚,似为“铠”字)选”,但内文中则不再出现为辨明正本或抨击盗版用的《谨白》,知当时该堂通书的版权已获相当程度的保障,而此一与盗印者周旋的过程,相当详尽地被记在书首所附刊的告示中。

据此一由官府所发的告示中所称,洪潮和及其长男彬海(又名学海)、三男彬淮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设“继成堂择日馆”,专门选造民间日用通书。潮和没后,彬海承继其业。嘉庆十、十一年间,有刻匠施雕与漳州城内的聚文楼等书店勾结,假冒翻刻继成堂通书,彬海和彬淮于是具状告诉,虽蒙晋江县(泉州府治所在)知县出示严禁,但盗印本仍发往各地散卖。十二年,彬海赴省上告,闽抚饬将盗印者拘解拿究,施雕和聚文楼的负责人(据前述由洪彬成所编的嘉庆十二年通书中所称,此人应为陈沧海)因此惧逃,此后多年即不再有敢假造者。

道光六年(1826),施雕的徒弟洪志士再与漳州城内的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并在书皮和版心刊印“继成堂洪潮和授男彬海选造”字样,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虽经彬淮于是年八月呈请晋江县令出告示禁止,并差人至漳州查谕禁止,但洪志士等不仅“嵎抗不理”,且又再度假冒继成堂之名翻刻道光八年的通书,当时在泉州城内也出现效尤假造者。经呈告泉州府,知府刘炳除饬晋江县令王兰佩查拿究办外,并于道光七年六月移会漳州府治所在之龙溪县,一体出示严禁。

在此本二月的铺注末还出现由洪堂燕和其子銮声署名的《事无不可对人言》一文,涉及洪潮和后人之间所曾发生的严重争执,其叙述概略如下:光绪十六年春,长房洪彬海之子堂麟、堂凤先后弃世,其择日馆无人接开,时堂麟之子应奎,年方十四,“智识未开,一例不晓”,三房彬淮之孙堂燕,在亲友的恳求之下,答应传授应奎术业,除交付秘诀一本,并自六十甲子开始教导外,白天还至长房的择日馆代理选择,晚上应奎则至三房随堂燕和銮声学习。

此文接着叙及洪堂燕和銮声父子所谓的“背师诽谤事”,控称:

所有礼资,任其(笔者按:指应奎)自肥。数年利薮,不思染指。天人共鉴,神人周知。讵料学业五年,其艺初成,胆敢夺我门人、灭我外信、评我原课、侥我束金,种种逆理,面斥不是,反遭肆辱横欺,甚至利刀劈杀业师。如此目无法纪,置师恩于流水,频加怨恨;绝生路而不知,视如嫉仇。噫嘻!余守拙遗业,不干外事,何故踵门乞怜?无奈俯从所恳,一则不念旧恶,以德报怨;二则使伊自知感格,以臻世代和睦,三则庶免同艺相妒之嫌。无如年幼学浅,罔觉伦道,何禁余振笔直书,为天下人车鉴也已!

从前引文中所称堂燕答应传授应奎术业的原因之一,是“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知洪氏继成堂的长房与三房之间稍早即已有很深的嫌隙。

由于前述文件仅指出洪潮和率同长男彬海、三男彬淮在泉州开设择日馆,完全未提及次男彬成亦从事此一行业,然而我们在莱顿大学图书馆中,却见到两本由彬成所编印的通书,此一情形颇不易理解。笔者曾于1996年4月赴泉州访问到长房的后人永清,据他引述家族中流传的说法,称洪潮和当时乃将老家同安县的田产全交由次子彬成经营,自己则率彬海和彬淮以择日为生。或因继成堂通书的销售利润甚高,笔者怀疑彬成或在洪潮和过世后,亦违反父命,开始自行印售通书。

由前述告示中所称彬海和彬淮共同控告盗印者的事实,可知在道光七年时,长房和二房仍于祖铺中一同经营。至迟在洪家的第四代(见图一)[58],长房与三房已分家,并各树一帜。由于两房均在同一街坊开业[59],利益冲突或即是造成兄弟阋墙的主因之一。唯据洪永清告知,长房应奎的术业主要乃习自其四叔堂凤,而非如三房所述(实情待考)。又,两房之间的官司,当时几乎令双方均破产。至于彬成原在海清亭“坐西拱东”的择日馆,或于嘉庆、道光之交即不再继续营业,而二房后遂迁回同安定居。

图一 福建继成堂传承图

此书前记趋避规则的部分,页码最高至“七十四”,但页一至六以及页九至三十七缺。经比较笔者所见的三本清代继成堂通书,知洪潮和原所编选的通书,记趋避规则的篇幅或共有七十四页,但各房在出版各自的通书时,往往仅采用其中的部分。其中二、三房在自行开业后,可能即根据洪潮和原书的内容重新雕版,稍后亦曾因刷印过量而重刻,但仍尽可能维持原有的格式和内容,甚至页码。

然而在这几十年间,我们也可发觉有少部分趋避的内容已出现改变,如在光绪二十五年的三房通书中所记的“人神所在”,即与嘉庆十二年的二房通书有许多差异;又如“上册表章”所忌凶神中的受死和天鬲,在光绪二十五年的通书中被改作月忌和反支,而“应试赴举”所忌凶神中的不举,则被删去。

至于每日下的铺注,此本通书中所称的“宪宜”部分,大致与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五年的时宪书相同,唯两者所记的不宜之事,则差异较多。又,此一通书中所记的节气时间与时宪书刻分不差,显示继成堂中人的计算能力相当出色。该通书中亦表列出福建地区各节气日出、日没以及晨分、昏分的时刻,且详细说明其推算方法(第7—8页),此一资料在使用定时刻香时显然相当需要。

此本书首亦有一份“参校门人”的名单,所列之人多达两百二十九位,其中绝大多数仍籍隶福建,浙江增为七位,台湾地区更激增至二十一位,至于漳州府则出现五位门人。如与前述嘉庆二十一年的名单相较,虽然两者相隔八十余年,但先前名单中的门人几乎全被收纳在后一名单中,仅少数人之名或因传刻讹误而稍见不同。此一名单显然不断增补,至于二房彬成在其通书中所列的门人名单,或直接抄自当时长房和三房所出版的通书。

民国成立以后,即使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继成堂的通书也仍持续刊行。[60]民国15年,晋江县的知事陈同还曾因洪銮声和其子永言的请求,发布一命令禁人盗印继成堂的通书。[61]文中引用洪銮声父子的说辞,声称坊间其他通书的推算常见讹误,如将民国3年9月小、10月大,误成9月大、10月小,当年的小雪和大雪亦各差一日,至于民国7年的冬至日期和民国9年9、10两个月的月尽大小也有误,而继成堂的推算则与“中央观象台”完全一致。

继成堂通书从乾隆末年发行迄今,已历经近两百年的岁月,但丝毫未见遭时代淘汰的迹象,据说全盛时期每年常可发卖数十万册,其中尤以福建、台湾和南洋群岛为多。据洪永清回忆,其家通常在过完清明之后,开始刻版印制来年的通书,光是自邻近田安村聘来的刻工,往往即多达六七十人,并赶在八九月时发卖,而官印的历书则要稍晚始见于市面。清代输往台湾的继成堂通书,多为三房所编,且书上均特别标明有“专售台湾”字样,当时台湾似乎已成为三房的销售重点区域。日本据台期间,尽管曾明令禁止通书的输入,试图切断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但也无法禁绝。[62]而抗日战争甫结束,洪永清家中亦随即用船赶运了三千本通书至台湾。

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台湾所出版的通书,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均直接或间接源自第三房,如吉时堂所编的《林先知通书便览》(台中:文林出版社),即自称是由洪銮声之门人李紫峰所授;存养堂的《刘德义、信通书便览》(台中:瑞成书局),自称其父刘满生乃获洪銮声面授;正福堂的《蔡炳圳七政经纬通书》(南投:正福堂出版社),自称授业于林先知等人。据洪集熙所称,其祖辈确曾多次来台传授选择术,而台湾光复之后,也有不少人渡海至泉州入继成堂学习。目前台湾所见绝大部分师承洪潮和的通书,其版心上均刊有“趋避通书”字样,而当中较畅销者,每年的发行量可达数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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