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官方天文机构的职掌，除包括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外，还需负责处理选择事，如东汉时期天文官的职责就包括：“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1]稍后，在官方的天文机构中更出现一部门专责此类事情，宋、元时，称之为三式科，在清代则称作漏刻科，此科在清初的职掌为：“相看营建内外宫室、山陵风水，推合大婚，选择吉期，调品壶漏，管理谯楼，郊祀候时，兼铺注奇门出师方向。”[2]表面上虽较东汉复杂，其实两者的内容在一千多年间并无太大出入。
从元代开始，以迄清末，政府更在州县广设有阴阳学，与儒学和医学鼎足而三，以处理地方上有关“卜择时日、相关面势向背”之事。[3]明嘉靖（1522—1566）年间，在福建建阳县儒学的四百多部藏书中，也可发现约有五十种术数类的书籍，其中《魁本百中经》《关煞百中经》《万年一览》《大百中经》《台司妙纂》《通书大全》《历府通书》《克择便览》等，即与选择术相关。[4]
透过官僚以及教育体系的认可，选择术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因此日益深化。如以明代为例，我们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士商必要》《便民图纂》等民间编印的日用百科，以及御匠司和内医院官员所出版的《鲁班经》《针灸择日编集》等专门书籍中，即均可见到丰富的趋避内容。
在史书中偶亦可见古人择吉行事的具体材料，如东晋元帝将登阼，太史令陈卓即曾与奉旨择日的戴洋为何日较吉而相互辩难[5]。康熙在指派其所宠爱的王辅臣出镇平凉时，还下旨命钦天监为其择一“出行”的吉日。[6]清代直省各督抚在奏事时，更大都选择吉日以呈递奏折，以致每逢不宜“上册表章”之日，往往全无奏折，嘉庆皇帝因此于二十二年（1817）还特下谕称：“近日遇闭、破之期，竟全无奏折，遇成、开之日，数省之折汇齐呈递，朕检阅时宪书，其日必系良辰，甚属可笑可鄙……著通谕内外各衙门，嗣后遇有应办之事务，各迅速办理，一经办竣，立即具奏，毋得仍前拘忌选择良辰。”[7]此外，在古代的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可帮助我们对选择术普及的程度有一间接的体会。
由于选择术基本上多为非理性的，故历代也曾出现反面的声音，如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即抨击颇力。又，北宋嘉祐（1056—1063）年间，将修东华门（在京城之东），天文官上言：“太岁在东，不可犯。” 宋仁宗则回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8]，直斥选择术中“不可在太岁头上动土”的避忌。然而这些少数反对选择术的事例之所以流传，均乃因其与流俗迥异所致，恰恰反映出一般社会大众对择吉传统的笃信。
中国传统的选择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相当成熟，当时《日书》中所记占候时日宜忌的内容，不仅涉及嫁娶、出行等日常行事，亦牵涉攻伐、出兵等军国大事。[9]然而《日书》的性质乃属术家所用的专门参考工具书，一般人或不易卒读。当时民众如欲择吉避凶，恐均需问询所谓的“日者”，此故考古出土的汉简残历，主要在记月尽大小和日序干支，只少数历中偶尔注有“八魁”“反支”或“血忌”等神杀（又称神煞）之名[10]。而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450）及十二两年历日，亦不见任何选择铺注，仅记有各月的朔日干支和二十四气日期。[11]南梁傅昭（454—528）尝于幼时随外祖在京都建康城内售卖历日糊口[12]，当时民间抄写发卖的历日，其内容或即与前述的北魏本相近。
唐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政府开始印制历日，且因历日是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的，颁历（或称颁正朔）一事更被逐渐升华成拥有最高统治权的具体表征。在这些雕印的历日之上，有关行事宜忌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13]，这种新形态的历日又名为“具注历”，以呈现其拥有较详细铺注的特征，此类丰富的趋避内容，先前则或因成本因素的考量，而未见于抄卖的简历中。
官印的历日在唐代相当受欢迎，甚至屡遭私印。如文宗之时，每年司天台还未颁下明年的新历，民间所印的私历即已在市面售卖，文宗因此尝于太和九年（835）下诏禁私置历日之板。[14]黄巢之乱时，私印历日的情形再度出现，如中和元年（881），僖宗方避迁成都，或因戎事倥偬，未得暇处理颁朔一事，于是民间即自行刻印翌年之历，又为避免有窃夺正朔之嫌，因此特别在历首标明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以别于通常所行用的官历。[15]在这段纷扰的期间，江东地区也每因战争阻绝而无法获得官历，书贾于是私刻印售，但各历所记晦朔或节候的时日却常互有差异，并曾因此争执闹事而被拘送官署。[16]
唐德宗贞元二、三年（786—787），敦煌遭吐蕃攻陷，并与中原隔绝了约六十年，然而当地的汉人却因择吉的实际需要，仍以民间的力量自行编制历日。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又名义潮）起义兵逐蕃，此后一直到宋初，敦煌地区的统治者虽名义上多受中朝封为节度使，但其行政并未受节制，亦未领用中土之历，其所使用的历日多是由当地官员负责编纂。这些自8世纪末以来在敦煌当地所编纂的历日，其朔闰或节候往往与中土之历稍差，但所用铺注的规则却大致未变。(www.xing528.com)
北宋初，政府每年均募人抄写历日，仁宗天圣（1023—1031）间，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的王曾，始接受天文官之请，同意采用雕版印制历日。[17]现存最早的一本使用北宋年号的历日，乃敦煌所出的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残历抄本（编号为S612），此历除一般历日中常见的年神方位图外，前更列有《国忌》《今年新添校太岁并十二年神真形各注吉凶图》《推杂种莳法》《周公八天水行图》《九曜歌咏法》《推小运知男女灾厄吉凶法》《六十相属宫宿法》等较不常见的图表或歌诀。历首题有：“大宋国。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太平兴国三年应天具注历日戊寅岁……”等字，其中应天历乃王处讷等人于建隆四年（963）造呈的。由于敦煌所出这段时期的历日，虽多使用宋朝年号，但此历却为其中唯一标明为“大宋国”者，且其格式与内容均大异于前后各历，故笔者怀疑此很有可能为自中原携入之本。当时宋朝政府似允许百姓将司天台所编定的官本，加添相应内容（此或即所谓的“勘定”）后抄卖。
北宋司天监在采用雕版印制历日之初，均是交由候姓之民发售，但或因价钱较贵，以致民间私印有所谓的小历者，每本只索价一二钱。神宗熙宁四年（1071），施行新法的王安石为扩增财源，严禁私自印售小历，并由官府印制大历，以每本数百钱的高价发卖。[18]刘挚即曾因此抨击王安石曰：“其征利，则下至历日，而官自鬻之。”[19]
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成书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盗印历日者处以“杖壹百”之罪，原注并称：“增添事件撰造大、小本历日雕印贩卖者，准此，仍千里编管”，又云：“即节略历日雕印者，杖捌拾”，但对仅雕印月份大小、节气及国忌（指先皇或先后之忌日）者，则免罪。[20]此处所谓的“增添事件”，即指的是增添相关的术数内容，由大、小本历日均可有“增添事件”的事实判断，大、小历的分别，或主要在书版的大小，而不只是在内容的详略。至于仅列月份大小和节气的历表，则往往与灶神或春牛芒神图合并刷印成彩图一大张，以便张贴于壁，此类图表即使在今世仍见刊传。
自从历日在宋代采用雕版印刷之后，每年的发行量急速增大，如以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为例，当年全国售卖的历日就高达三百多万本，平均约每四户列入户部缴税名册的人家，即拥有一本官方印售之历。[21]且政府卖历的收入亦近乎当年全国岁赋钞部分的0.5%左右。[22]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量之下，无怪乎元律中会对私自印售历日者采取相当严厉的惩罚，其条文曰：“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23]类似的律例也为其后的朝代所遵循，直到嘉庆二十一年始奉旨废除。[24]
历日的种类也随着选择术的深入社会而日趋繁杂，如以明清两代为例，钦天监每年除上呈供皇族专用的上历、皇太后历、东宫亲王历等历之外，还编撰有供社会大众使用的民历（此即皇历）和七政历（记七政四余之行度）。其中皇族专用之历和民历的格式大致相类，仅依使用者身份的不同，而有部分铺注的内容相异，如在御览的上历中，即加注有颁诏、出师、招贤、遣使等军国大事，但各历基本上均是希冀透过选择术的法则以预卜行事宜忌，并善作趋避。
由于官颁历日的内容较为简略，故为满足社会的需求，民间术家开始印售格式与内容均颇为多样的通书（详见后）。通书的命名或取“通天人之际”之义，其中主要可分成百科全书式通书和年度通书两大类，前者综合整理各种选择神杀的规则与意义，后者近乎官颁历日的增补本，此两类书籍直至今日仍在各华人社会中大量刊传。
目前学术界对通书的研究，多出自欧美的学者，如法国的Carole Morgan、英国的Martin Palmer以及美国的Rchard J.Smith等。[25]然而这些研究多较偏重于介绍近、现代的通书，对数百年来通书的出版状况，尚不曾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对通书内容的演变及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也少见着墨。由于术数的研究对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世俗文化极为重要，本文即尝试先理清通书演变的过程，次以笔者所见继成堂出版的年度通书为主要对象，希望透过对其版式和内容的分析以及对其印销过程的探讨，能较深入地了解术数在社会中的传递方式及其与社会间的密切关系。也希望藉助此类通书的丰富内容，能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掌握古人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