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起义失败后，由于其在当时朝野产生的巨大震撼和广泛影响[74]，“清朝不宜闰八月”或“闰八月不祥”等说法开始流传。道光间，在安徽地方任知府的朱锦琮，便称天理教起义因“是年当闰八月，为谶纬之说，二八秋，国朝所忌，故敢于作乱也”。[75]其中“二八秋，国朝所忌”，便是清朝不宜闰八月之说的翻版。
咸丰元年（1851），应闰八月，钦天监因受流俗的影响，曾上奏请旨改闰，咸丰帝为此请教其师傅杜受田的意见，杜氏以为纯是无稽之言，遂不改。但当时民间就有传闻讹称清初二百年来，都不曾在八月置闰，因此每逢应闰八月，钦天监官员就会请旨更改。[76]
事实上，如果我们查阅史书，就可发现清初最早的两次闰八月（康熙十九年和五十七年），均不曾有特意改闰之举。[77]且仅就改闰的技术层面而言，咸丰元年即使闰八月，冬至也仍落在十一月，此前嘉庆十八年八月置闰时所导致的各月中气与历法月序不合的情形亦不会发生，故无改闰的必要。[78]同治元年（1862），亦因此于八月置闰。然而从曾任江西萍乡县知县的顾家相的回忆来看，清朝不利闰八月之说，在咸同时已广为流传。[79]
光绪二十六年，因又逢应闰八月，故此前一年民间即哗传钦天监已奏请改闰。其时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及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各地民不聊生，民变屡起。这时清朝不宜闰八月之说再度受到关注，各种要在闰八月起事的谶谣亦以仙道乩语、出土碑文等形式流传，如称“红花落地黄花起，二八干戈二八秋”、“变（遍）地[人]死一多半，闰月秋时是大乱”、“若问真龙主，全在二八五”、“乾坤一扫净，明主定中原；安下二八六（又作‘八二六’），定在一四三”等。所谓“二八五”、“二八六”或“八二六”、“一四三”，均指闰八月（八指八月，二六相加为八，一、四、三相加又得八）。[80]同时，民间遍传的义和拳红灯照应劫起事等谶谣——“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家家红灯照，那时真是苦”[81]，也在北方各省广为传播，其中“二四加一五”又作“二八加一五”，据时人解释即为闰八月十五日（二四为八，一五即十五，二八则为闰八月），所谓“唱彻街头二四歌，从来闰八动干戈”，这类传单在京师被挨门逐户地传送。[82]
实际上，清廷并未改闰，仍于是年闰八月。然而当时惶惶不安的局势，使这一谣言的传播更甚。于是，便有人起而撰文厘清此流言。五月，顾家相在《万国公报》发表的《闰八月无关吉凶辨》一文，大概是近两百年来讨论闰八月最为翔实的一篇文章，他从历法的角度理清嘉庆十八年改闰的原因之后，归结说“不利闰八月，乃草野流传之谬说”，并称由此可使“人人知今年闰八月，在本朝已为第五次，不足为奇，庶几谣言静息，人心安谧”，云：
考国朝定鼎以来二百五十余年，所谓闰八月者，嘉庆癸酉已改不计，此外已有四次：康熙庚申，三藩将次勘定，军务日有起色；康熙戊戌，海宇太平；咸丰辛亥，亦在粤匪起事以后；同治壬戌，则为官军得手克复安庆之岁，不三载而底定东南。然则所谓闰八月不利者，果安在耶？仆故表而出之，既以草野流传之谬……[83]
顾氏所举的康熙十九年和五十七年两例，虽然均闰八月，但并不曾发生对清廷不利的大变。事实上，清军于康熙十九年庚申岁不仅克复成都、保宁、重庆、辰州、贵阳等地，还迫使郑经败走台湾，而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岁更是“海宇太平”的盛世。
然而事有凑巧，稍后义和团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接踵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使局势更加岌岌可危。七月，北京城沦陷，慈禧太后带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闰八月，又有郑士良等革命党人在惠州起义。[84]在此前的六月，浙江衢州的刘加幅，亦因当地流行的“闰八月必反”之谶言及京津地区已发生义和团运动，在当地起事。[85]
这时，许多人更相信此前本朝不宜闰八月的流言，将这一动荡的时局附会成是闰八月所致，民心更加惶惶不安。顾家相此前撰文辟谣，欲使“谣言静息，人心安谧”的愿望显然没有达成。不过，这种努力在其他有识之士那里仍然继续。
以出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闻名的王锡祺，亦有感于民间流言四起，有倡“本朝忌闰八月”说者，辑撰《闰八月考》一书。王氏请同乡龚穉将史书中所有的闰八月，加以整理辑录，并将各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亦胪列排比。据其统计，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迄光绪二十六年，共有六十一次闰八月，其中多数并不曾发生重大变故。王锡祺认为光绪二十六年所发生的巨变，“非彼苍好祸，实佥谋不臧”所致！[86]王氏在《闰八月考》的跋文中，归结称：“顾列朝星变示警，或应或不应，且人力回天者，十恒六七”，其对闰八月不利清廷一说的态度，则深受顾家相的影响，王氏在《闰八月考》一书的末尾，即曾将顾氏所撰《闰八月无关吉凶辨》全文引录。[87](www.xing528.com)
除学术文章及专著外，这种“辟谣”的努力还见于当时的通俗小说。光绪三十一年，《绣像小说》上发表的《扫迷帚》，便将这些闰八月不祥的谣言，作为迷信素材来抨击，以彰显其破除迷信以促进中国进化的小说主旨。小说藉主人公壮抱之口，批评本朝不宜闰八月的流言，说：“闰月妨碍，自是胡说。闰八月本属常事，并无利不利之说。”对“说者咸谓闰八月不利之明征”的庚子拳乱，则直接批评是朝廷当政者失策所致，与八月是否置闰毫无关系，言：“即不称闰八月，而如此妄为，亦岂能幸免？与闰八月全无干涉。”[88]所举实例与具体言论，亦多因袭顾家相的观点。
吊诡的是，这些辟谣著作本身，却或多或少地受到“本朝不宜闰八月”之说的影响。如顾家相怀疑本朝不利闰八月之说乃“草野流传之谬说”，称此说“监臣未必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形诸奏牍”。[89]但这一推断却正受此说影响而来。因清代自乾隆始此后诸帝万年书，均推算至该帝年号纪年的第二百年，故嘉庆十八年的闰八月，已在乾隆《御定万年书》中出现过（即乾隆七十八年），显然此前监臣并无此忌。[90]不仅如此，即使在改版重印的嘉庆《御定万年书》中，仍有嘉庆五十六、六十七、一百五、一百六十二、一百八十一、二百年共六次闰八月，亦即此时亦无此禁忌。[91]同样，道光《御定万年书》亦依例编至道光二百年，其中亦有道光三十一、四十二、八十、一百三十七、一百五十六、一百七十五年等六次闰八月。[92]考虑到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初年编纂《万年书》，仅隔十余年，若钦天监官员果有此顾虑，又有此前《（嘉庆）万年书》将嘉庆十八年八月置闰而获罪的前车之鉴，很难想象他们会继续冒险于八月置闰。此后，咸丰、同治、光绪三种《御定万年书》，亦按此前的置闰规则推算，于各应闰八月之年照常置闰，未作更改。因而，在钦天监并没有闰八月不祥等说之禁忌。何况据上文考察，此说尚出现于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不仅如此，甚至即使在遭逢庚子之变、饱受闰八月不祥等谣言流播之后的宣统初年，钦天监官员编制《（宣统）御定万年书》时，仍按置闰规则，于应闰八月的宣统四十九、六十八、八十七、一百四十四、一百六十三、一百八十二年照常置闰。[93]
同样，王锡祺在解释嘉庆十八年八月改闰原因时，除历法推算等技术层面因素外，称另一考虑就是这年闰八月与王莽始建国五年（13）癸酉闰八月的年份干支相同，监臣因此奏请改闰。[94]但这一情况是他们辑录、排比历代闰八月资料时所发现，很难想象在闰八月尚未成为敏感话题时，钦天监官员推算各应闰月之年，会详考历史上所有有闰月之年的相关资料，看是否有此类“史实忌讳”而奏请改闰。显然，这也是王氏本人受当时“本朝不宜闰八月”之说影响而有的附会。
然而尽管如此，闰八月不祥之说却仍在流传。如一位天津的洋行会计在整理其“义和团在津始末日记”的卷前识语中，便引《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语，称“信哉斯言也！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是年闰八月也”，其意即以是年春夏的华北大旱、天津城内屡次发生的大火及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等诸多重大变故与闰八月有关。[95]又如光宣之际伪造的《景善日记》，亦特将当年流行的闰八月不祥之说写入，如光绪二十六年元旦日记云：“今年有闰八月，人人皆谓不祥之兆。盖以前每逢闰八月，则是年必有变故也。”[96]并以景善这位78岁正白旗老人在这年的遭遇，佐证其“一语成谶”的征验之效——是年七月二十一日，景善之妻、妾及子媳因联军进京皆吞烟自尽，其本人则被长子恩珠推入井中毙命，恩珠稍后亦因藏匿身带兵器的义和团人士而被英兵枪毙。[97]
与此同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闰八月不祥的传说也被赋予革命的色彩，这时另一场被广泛唤起的历史记忆——朱元璋反元，便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形式出现。1906年，比利时籍神甫田清波（Rev.Antoine Mostaert）在鄂尔多斯地区搜集到的大批蒙文文献中，有一份钞本，就记载了元末汉人约在闰八月十五共同起事的情节，称：“当月亮一升起，大家便去杀戮管治他们的人，把他们的头颅和心肝去祭月亮”，然后围攻大都城。[98]此后则有多种汉文文献或民间传说记载元末朱元璋等“八月十五杀鞑子”反元起义的传说，成为20世纪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而故事源头，则是上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众原计划于闰八月十五日起事。[99]
在清廷方面，闰八月不祥之说竟影响到官员对朝廷的建言，且演变到只要闰月便不祥的境地，颇有谈“闰”色变的意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御史姚大荣便因清廷颁布的三年时宪书有闰六月，上折奏请停罢闰月。原因除闰月导致朝野增加一月的薪俸、军饷等开销外，另一重要理由便是本朝“因闰月酿两次巨变”，所举之例，则是上文讨论的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和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他并危言耸听地说，尽管此次并非闰八月，但鉴于本朝已发生的两次巨变，若仍然置闰，将恐“难保不因闰月之故，致奸民有妄生事端”。钦天监官员将其所奏因由一一根据史实驳斥，并奏请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复议请旨，最后依议不变。[100]然而，历史真是巧合，清王朝便亡于这有闰六月之年的辛亥革命。
清朝已亡，按说清朝不宜闰八月之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其预言未来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一说法却以另一种方式——闰八月不祥的说法继续流传。1919年，刘声木在其出版的《苌楚斋随笔》中说：“草野相传：闰八月，天下反。”且以清朝为例，称：
我朝二百余年，仅遇三次。一在康熙□□年，三藩果起事。一在□□□□年，幸太平无事。一在光绪廿六年，八国联军入京，德宗景皇帝奉孝钦显皇后，西狩长安。[101]
较之前引顾家相之说，显然有明显的史实错误或疏漏——首先，清朝共五次闰八月而非三次；其次，其中的“康熙□□年”，即十九年庚申，亦非三藩起事之年，而是顾氏所说的“三藩将次勘定，军务日有起色” 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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