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汉迄元，平均每隔三十年即改历，明初以来行用《大统历》，唯以官方天文家能力未逮等因素，此一内容因袭元《授时历》的历法在两百七十余年间均未尝改宪，且成化（1465—1488）以来，预推交食往往不验。[30]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赴南京北极阁上的观象台参观时，发现钦天监当时所用测天仪器的极轴竟然偏离天极三度多，而官方的天文家们却矇瞆莫知[31]，由此一事实可窥知当时的天文水准已相当低落。且在明末之时，任职钦天监的官生更往往是滥竽充数，许多人不仅不知天文历算，甚至连星占术数亦莫知所以。[32]
明末耶稣会士初入华宣教的效果并不显著，后利玛窦体认出天算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故建议教会派遣精习天文历算的教士为中国政府推验天象，欲藉西方天算之长，间接替教会宣传。此一策略颇获教会认同，先后选派了熊三拔（Sebastiano de Ursis，1575—1620）、阳玛诺（Manuel Diaz，1574—1659）、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精于天算的会士来华。[33]
崇祯二年起，徐光启更受命成立历局，率同邓玉函、罗雅谷（Giacomo Rho，？—1638）、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以及李之藻（1565—1630）、李天经（1579—1659）等奉教汉臣推究西法。[34]这些天主教天文家冀望将钦天监变成中国官僚体系内的第一个奉教据点，以利在中土宣教，故极力鼓吹西法的优越，而觜、参两宿因岁差所导致次序互调一事，因易给人深刻印象且易于以实测验证，即成为奉教天文家用以突显中法疏陋的一个重要案例。
在由徐光启等依西法编译并于崇祯四至七年间进呈的《崇祯历书》（此即《新法算书》的前身）[35]中，首度采用数字序数来命名恒星，并以各宿的第一星为距星，其中所列觜宿一及参宿一的坐标及星等明显对应于猎户座λ及δ星，且觜宿一的亦经亦在参宿一之后24′。[36]徐光启等虽将觜宿距星从传统的猎户座φ1星改为较亮的λ星[37]，但因两者的黄、赤经度均仅相差约0.1°，故当时不论是取用何者作距，参宿均位于觜宿之前。由于耶稣会士所引进或新造的天文仪器远较钦天监中所用者精密，且在测天时亦较重视实验误差[38]，故终于在郭守敬重测宿度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功地发现觜、参次序已对调的现象。[39]
崇祯八年，督修历法李天经曾会同钦天监等官员实测觜、参二宿距星的赤经，公开在使用中法的天文家面前证实参宿当时果已居觜宿之前，李氏曰：(www.xing528.com)
觜、参二距星从古至今，度分渐减，旧法谓觜在参前，新法谓觜在参后，及三月初六日，臣等公同该监诸臣测之，果参居前，觜居后，有器可考，有目共见……觜宿距星古测距参二度，或一度、半度又或五分，今测之，不啻无分，且侵入参宿二十四分。[40]
虽然在《明史·天文志》所列崇祯元年徐光启等所测的二十八宿黄、赤经度中，已将觜、参的次序对调，以参宿的赤道宿度为0.4°，而觜宿的赤道宿度为114°[41]，但因终崇祯朝西历均未能颁行，故此一新订的二十八宿次序及宿度值在明代可能并未为官方所正式采用[42]。
明清鼎革之际，汤若望在历局成立十六年之后，终于成功地率奉教中国天文家获得清朝钦天监的领导权，并自顺治元年开始正式以西法为清政府制历[43]，当时即定猎户座λ及δ星为觜、参两宿的距星，并改“觜前参后”的传统为“参前觜后”，此一主张在清前期除了“康熙历狱”的小段时间外一直沿用约百年左右[4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