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宿的起源至迟应不晚于前5世纪中叶，因1977年在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为前433年或稍后的墓葬）中，曾出土一只漆箱盖，盖上绘写有完整的二十八宿名，这是迄今所发现最早关于二十八宿的文字记载，而觜、参两宿（顺序为觜前参后）的名称亦出现在此漆箱盖上。[5]
觜、参在古代十二次的分划中属实沈，传说上古高辛氏有二子不睦，因迁两地，分主祀参、商（即大火，位置在今天蝎座），而主祀参宿的季子即名实沈。[6]觜、参两宿亦均属四象中位于西方的白虎，《史记·天官书》中即称“参为白虎……曰觜觿，为虎首”[7]。有关此两宿的星占意义，在《晋书·天文志》中有相当丰富的叙述：
觜觿三星，为三军之候，行军之藏府，主葆旅，收敛万物。明则军储盈，将得势。参十星……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伐。又主权衡，所以平理也。又主边城，为九译，故不欲其动也。参，白兽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军；西南曰右足，主偏将军……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8]
图一中即绘出觜、参各星（均位于今猎户座）的相对位置并给出其中国古名以及对应的现代星名。
图一 觜、参两宿恒星图
唐瞿昙悉达所著的《开元占经》中，曾记载一组“古历”的二十八宿宿度值[9]，其数据与汉以后各历相差颇多（见表一），因知当时所选用的距星应与后世有显著的不同，此历据研究，至少在战国时即已出现。[10]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现在已很难精确地推断出“古历”中各宿的距星。唐僧一行在《历议》一文中尝称“古历以参右肩（按：即今猎户座γ星）为距”[11]，但若此说成立，则参宿将位于觜宿之前[12]，此与传统的次序大不合，《钦定仪象考成》中即曾批评此说“失之太远”[13]。
有关觜、参两宿距星位置的具体记载，首见《文献通考》中所引的宋《两朝天文志》：“觜三星，距西南星，去极八十二度半……参十星，距中星西第一星，去极九十二度半”[14]，又《宋史·天文志》中亦同样指称觜宿的距星为西南[15]，故宋代所选用的觜宿及参宿距星应可确定为猎户座φ1星（觜西南星）及δ星（参三将西第一星）[16]。因《两朝天文志》乃记仁宗、英宗两朝事[17]，经笔者回推此两距星当时的坐标，发觉其去极度分别为82.9度及92.8度（以1050年为例），此与观测值相当符合。
①1977年在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西汉汝阴侯墓中，发掘出一面二十八宿圆盘，上刻各宿的宿度，其值与《唐开元占经》中的“古历”值相当接近，故两者应源出同一系统，因知此盘的制作或其宿度值的测定时代应较西汉早得多。《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12—31页。
② 此据《唐开元占经》中所引石申（约前4世纪时战国魏人）的数据（卷62至卷63），但此组二十八宿宿度值与汉以后各历较接近，故有可能是出自后人的伪托。参阅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1—286页，原载《浙江大学季刊》1937年第1期。
③ 〔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卷3，台北：中华书局，1974年，武进庄氏本校刊，第15页。
④《汉书》卷21下，第1007页。
⑤ 〔清〕李锐：《汉四分术》卷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收入《李氏遗书》，光绪十五年刊本，第20页。
表二列出从汉迄元各历中所记觜、参两宿的赤道宿度值，由其中可见觜宿的宿度一直减少，而参宿则不断增加。古人因欠缺对岁差现象的了解，故往往将宿度的改变归因于历代选用不同的距星所致，如《宋史·律历志》中有云：
盖古今之人，以八尺圆器，欲以尽天体，决知其难矣。又况图本所指距星，传习有差，故今赤道宿度与古不同。[18]表二虽胪列了十七组觜、参宿度值，但其中仅有少数为实测的结果。汉武帝在造《太初历》时，曾为测量赤道宿度而“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当时所测得的数据一直沿用约八百多年。[19]
表二 汉至元各历中所记觜、参两宿的赤道宿度值
②《晋书》卷18，第549页。
③《魏书》卷107上，第2676页。
④《魏书》卷107下，第2713页。
⑤《魏书》卷18，第476—477页。
⑥《魏书》卷17，第443页。
⑦《新唐书》卷28上，第646—647页。
⑧《新五代史》卷58，第675页。
⑨《宋史》卷68，第1513—1514页。
《宋史》卷72，第1631—1633页。
《宋史》卷74，第1703—1705页。(www.xing528.com)
续表
①《宋史》卷77，第1802—1804页。
②《宋史》卷77，第1857—1858页。
③《金史》卷21，第455—456页。
④《元史》卷56，第1278—1280页。
⑤《元史》卷54，第1199、1210页。
到唐开元间，僧一行受诏作新历，并以梁令瓒新制成的黄道游仪重测二十八宿距星的位置，始发觉已有部分宿度与旧不同，如当时实测得的毕宿赤道宿度为十七度半，而觜宿为半度，但或为方便起见，在《新唐书·历志》中则将这些测量值化约成最接近的整数，以毕宿的宿度为十七度，觜宿为一度。[20]若唐、宋所用的觜、参距星均相同，则回推一行造《大衍历》时的觜、参宿度值，发现应为0.46度及9.82度（见图二）[21]，此与当时所测的半度及十度相当符合。
图二 觜、参两宿宿度的理论变化图
说明：此处分别以双子座μ星（μGem）、猎户座δ星（δOri）、及猎户座φ1（φ1Ori）星为井、参、觜三宿的距星，故实心方点即代表参宿宿度，空心方点代表觜宿宿度。
除了宿度之外，一行亦曾测得觜、参两宿距星的去极度，分别为82度及93度。[22]经计算猎户座φ1星及δ星当时的坐标后，发现其去极度应分别为83.6度及93.5度，此与观测值有1.6度或0.5度的误差，这可能是因当时所用测天浑仪的极轴未能与天极精确地校准所致。[23]至于各宿的宿度值，则因相当于相邻两宿距星的赤经差，故其测量的准确度较不容易受极轴校正的影响。
《大衍历》所用的二十八宿宿度值继《太初历》之后成为官方天文学的新标准，屡经后历因相沿袭。至宋仁宗皇祐初（1049），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以新造黄道游仪重测后，始又发现有十四宿与一行先前所测不同，其中觜、参的赤道宿度仍维持为一度及十度[24]，但据笔者回推当时的宿度值，发现应分别为0.2度及10.6度（见图二），误差在半度左右。
我国古代各历所用的赤道宿度，均取为整数，从北宋崇宁《纪元历》起，天文家始将各宿度的余数以“太（四分之三）、半（二分之一）、少（四分之一）”表示出[25]，当时所测得的觜宿赤道宿度为半度，参宿为十度半，此与回推所得的理论值0.14度及10.72度，约有0.3度的误差。
至元郭守敬时，二十八宿宿度值的测量精度达到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巅峰，因郭氏在其创制的简仪上，对测天的窥衡做出革命性的改良，他在窥衡两端的圆孔中增置瞄准线，并将简仪环上每度细刻成十等分，因而所测的坐标得以轻易读到二十分之一度的精度。[26]
郭守敬因己所测得的二十八宿宿度值与前人颇多不同，故怀疑先前的测量很可能不够准确。[27]郭氏所测得的觜宿宿度为五分（0.05度），其误差虽仅为0.07度，但很不幸地，此一误差恰使得原应为参前觜后的天象被测成了觜前参后。因若当时仍采用宋时的距星，则在《授时历》颁行时，觜宿距星的赤经已在参宿距星之后两分。郭守敬的测量偏差，很可能是因其所用简仪中四游环的轴未能与候极仪的轴校准所致。[28]
明代所用的距星应仍是因袭前代，如王英明于万历四十年（1612）所编的《历体略》中，即根据传统以觜宿西南星及参宿中西第一星为距星，两宿的宿度值甚至仍引用三百多年前郭守敬的测量结果。[2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