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天文家每年所推四余的躔度，均是附载于《七政历》之末，此一传统应是滥觞于五代或之前，因王朴尝以“先代图籍、今古历书，皆无蚀神首尾之文，盖天竺胡僧之袄说也”，而在其所撰的《显德三年七政细行历》中，力删一向附载于历尾的罗、计躔度。[45]由于王朴当时并不曾抨击四余中的其他两曜，其中紫气在历法上的意义尤其模糊，因知在五代时的官本《七政历》中，或仅记四余中的罗
与计都两曜，此一编排或深受民间小历（如《符天历》）内容的影响。至于王朴在历日中删削罗、计之举，并未曾在后世形成定制，因在台北“国家图书馆”尚存的明清两代官本《七政历》中，仍一直可见记有四余行度。[46]
南宋宁宗嘉泰（1201—1204）年间，臣僚曾上言曰：
颁正朔，所以前民用也。比历书一日之间，吉凶并出，异端并用，如土鬼、暗金兀之类，则添注于凶神之上犹可也，而其首则揭九良之名，其末则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于周公出行、一百二十岁宫宿图，凡闾阎鄙俚之说，无所不有。是岂正风俗、示四夷之道哉！愿削不经之论。[47]
由此疏的叙述，可知在宋代的民历中多记有九曜吉凶之法，但自嘉泰之后，此一内容连同其他的“不经之论”，均奉旨从民历中删除。
经查敦煌石室所出的《太平兴国三年应天具注历日》残卷（斯612号），确实见有“九曜歌咏法”。此一大本历日虽为当时历家王文坦所自行编制的，但王氏当时曾据北宋司天台的官本勘定，故其内容或与中朝之历相当接近。[48]而在南宋现仅存的宝祐四年（1256）及嘉定十一年（1218）两民历残本中，则均未见有关九曜吉凶的内容。至于其他宋代以后的官颁民历中，亦一直不曾再出现九曜吉凶之法。
《七政历》在清初一直仅颁于直隶八府而不曾广颁各省[49]，而民间射利之徒为因应社会的需求，乃印售所谓的《便览通书》，以供术家使用。[50]由于当时民间所印的《通书》中，许多内容仍依据传统旧历的规则[51]，使用新法的钦天监为杜绝此一现象，曾于康熙十九年正月奏请全面颁行《七政历》，上因问大学士李霨的意见，李氏对曰：“颁行亦无益，星家所用皆与此不同”，康熙帝最后论旨仍照现行例施行，称：“《七政历》分析节气极为精细，但民间所用皆是《便览通书》依旧历所分节气，虽颁发《七政历》，未必能用。”[52]由此显见民间对七政四余躔度的需求，一直是着眼在术数的应用上。
虽然四余的推步多与交食及月离的计算攸关[53]，然而此一意义需要具备相当的天文专业素养始能领会。在广大的中国社会中，四余则渐被神格化，如道教中即出现“交初建星罗
隐曜星君”“交终神尾坠星计都星君”“天一紫炁道曜星君”“太一月孛彗星星君”等神名[54]。又京戏中的《双观星》一剧，在记史建唐与高行周私出军营，至观星台上察看敌将王彦章为何星下凡时，亦曾提及罗
（误作罗侯）与计都两星君名。同样，《闹天宫》一剧中亦叙及托塔天王率罗
（误作罗猴）、计都及月孛（误作月白）等星官，赴花果山围捉孙大圣的情节。[55](www.xing528.com)
道教中甚至对罗、计的服饰均有详细的描述，如罗
真君乃“戴星冠，蹑朱履，衣纯玄之衣，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佩”，而计都真君则是“戴星冠，蹑朱履，衣降纱之衣，手执青玉简，佩七星宝剑，垂金珰珠佩”[56]。敦煌莫高窟第61号洞中，有一西夏时所绘的炽盛光佛乘舆图，四周即画有九曜星神的图貌。[57]福建莆田天后宫所藏的明代星图上，亦绘有九曜星官的形象。[58]
在释、道两教的经典中，更屡见有将四余七政系以吉凶休咎之说者，如《正统道藏》中收有《元始天尊说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此经传说是元始天尊传法与青罗真人的，告其如遇“五星不顺凌犯宫宿，照临帝土及诸分野，灾难竞起，疫毒流行，兆民死伤”时，可速“塑绘十一曜形仪于清净处，建立道场，严备香花灯烛，请命道士或自持念《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一七日、二七日或三七日，修斋行道，礼念忏悔”，并称如能虔心讽诵此咒，即可令“星辰顺度，疾病消除、社稷安宁、人民道泰”[59]。《碛砂大藏经》中亦收有唐僧不空奉诏所译的《佛说最胜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火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等经，称“若有国王、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陵逼，罗睺、计都、彗孛、妖星照临……但于清静处置立道场，念此真言一百八遍或一千八十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严饰坛场，志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60]
术家更有以四余七政在天上的位置推人的禄命者[61]，如罗
被视为火之余气，并以此星“性急，宿怨交仇，不能兴义，能作妖孽，主血光，招寒热、瘴气，不逢忌曜，贵而有余”；计都被视为土之余气，“含蓄，恶毒，主风劳、血气、灭咎”；紫气被视为木之余气，“性清高，慈善，吉祥之曜，主道艺之流。若人生临照，主富贵长寿，遇凶而不成灾”；月孛被视为水之余气，“多暗昧不明，兴危亡之灾，主头风之疾，遇凶则助凶，遇吉则吉”[62]。民间更有与推命相关的歌诀流传，如称“生时计孛若同宫，迤邅还是死前发”“日月金木并紫炁，当生限内成贵荣”“罗
亦是贵权星，限若逢之无不利”“当生孛至为灾异，家它不宁祸有余”[63]。
以七政四余实际占命的原始文献，现亦屡可见[64]，甚至通俗小说中，亦常出现相关的叙述，如明末清初所作的《玉娇梨》中，即记一相士为御史杨廷诏之子批命时称：“计、罗截出恩星，少年登科自不必说……”[65]又如《金瓶梅》中，记西门庆曾找一算命的黄先生为李瓶儿推命，黄称是年为计都星照命，“夫计都者，乃阴晦之星也，其像犹如乱丝而无头，变异无常。人运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灾有损、暗伤财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财物，若是阳人，大为不利。”[66]
综合前论，我们可发现四余在天算与术数密切结合的中国社会中，其名渐被假借为吉凶趋避之用，至于其原始的天文意义则被日益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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