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台湾择日界每年约有十余堂发行通书，共销售十万册左右，是民间专业人士诹取吉凶最主要的依据。这些年度通书或源自清初，尤其风行于大陆南部沿海地区，当中又以福建泉州洪氏和广东兴宁罗氏的影响最大，其内容均远较官方刊行的时宪书丰富，相当于一本当年的选择术日用万宝全书。[5]
经查台湾所出版的各堂通书，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编者都严格遵守“亥不嫁娶”的公规，此乃所谓的“彭祖百忌”之一，内容简述十干和十二支（有时亦包含十二建除）[6]应注意的避忌。然而，百余年来几乎不见有人能对此一禁忌的缘起和“道理”提出合理解释，大多人云亦云，摘抄铺注了事。事实上，笔者在过眼的众多早期古代历日中，即屡见亥日铺注“嫁娶吉”的实例[7]，如在唐末五代（敦煌出土）以及日本现存的早期具注历当中[8]，就可发现几十个案例（表一）。
表一 中日两国古历中亥日铺注“嫁娶吉”的实例（有★符号者，乃与“阴阳不将”不合）
续表
续表
由于日本早期的历法和选择术多传自中国[9]，故从表一中所整理出的这四十二个亥日铺注“嫁娶吉”的实例，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8世纪至10世纪中国的选择术，应无“亥不嫁娶”的死板避忌。此故，敦煌出土的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编号S204）和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编号S1473）具注历，在历首记地支的避忌中均记：“亥日，不育猪及伐〔罚〕罪人”，并未铺注“不宜嫁娶”！
事实上，后世所流传的“彭祖百忌日”，其部分内容已与五代、宋初时略见出入。如S2404和S1473中称：
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已日不迎女（妇），午日不盖屋，未日不服药，申日不裁衣，酉日不会客，戌日不养犬，亥日不育猪及不伐（罚）罪人。
而在年代不详的敦煌卷子D195v中（其时代下限或可仿大部分敦煌卷子同被定为宋初），则记曰：
子不卜问……丑……不利兄弟……寅不布籍鬼神……卯不凿井，百泉不通；辰不哭泣，必有重丧，又不屠煞〔杀〕、嫁娶；已……不迎女，不宜姑嫜；午不□庐……又不贸马，必绝绊缰；未不服药，毒伤肺肠；申不安床，鬼居其旁，又不裁衣，远行不祥；酉不买□……戌不买狗，狗必上床……亥不嫁娶，必死姑嫜，又不迎妇。[10](www.xing528.com)
至于明朝胡泰的《新刻趋避检》中，则称：
子不问卜，自惹灾殃；丑不冠带，主不还乡；寅不祭祀，神鬼不尝：卯不穿井，水泉不香；辰不哭泣，必主重丧；已不远行，财物伏藏；午不薝盖，屋主更张；未不服药，毒气入肠；申不安床，鬼祟入房；酉不会客，醉坐颠狂，不宜出鸡，令其耗亡；戌不乞犬，作怪上床；亥不嫁娶，不利新郎，不宜出猪，再养难偿。[11]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容略见出入，而原本不宜嫁娶的巳日或辰日，历经岁月的沉淀，或已于后世渐被亥日所凌驾。
再者，10世纪敦煌具注历中所谓的“巳日不迎女（妇）”之说，当时亦不被严格遵行，因在同地出土的历日当中，至少有十五例乃于巳日之下铺注“嫁娶吉”：唐僖宗文德元年（888，编号P3492）十一月二十三日丁巳；唐昭宗景福二年（893，编号P4996）八月八日乙巳、九月十五日辛巳、十月二十一日丁巳、十一月四日己巳；唐昭宗乾宁二年（895，编号P5548）十月初八日癸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编号P3555-B14）十一月十六日丁巳；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编号P3247v）八月十日癸巳、十一月十七日己巳：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编号S95v）九月四日癸巳；宋太宗雍熙三年（986，编号P3403）七月二十七日癸巳、九月十六日辛巳、十一月五日己巳、十一月十七日辛巳；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编号S3985和P2705）十一月三日辛巳。知“彭祖百忌日”至少在唐末至宋初时期，并非必须优先遵守的禁忌。
亥日究竟是自何时起被铺注成不宜嫁娶的，或许已很难获得确切的答案，但至少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已可见“戌与亥是谓分离日，不可取（娶）妻”、“毋以戌亥家（嫁）子、取（娶）妇”之类的文字[12]；此外，武威出土的汉简中亦有“亥毋内妇，不宜姑公”句[13]。但此一俗忌似乎并未普遍被后世遵行，否则敦煌具注历中就不会出现几十个在亥日之下铺注宜嫁娶的案例（表一）。
至于“亥不行嫁”之俗忌在唐宋时期的演进历程，我们或许可从唐末韩鄂所出版的《四时纂要》一书中找到部分线索。该书原多以为已佚，直到昭和三十六年（1961），日人守屋美都雄将友人收藏的万历十八年（1590）朝鲜重刻本影印出版，始又重现世间[14]。该书记正月选择曰：“丑为归忌，不可嫁娶”、“亥为河魁，不可为百事，嫁娶、埋葬尤忌”、“天雄在寅，地雌在午，不可嫁娶”、“天地相去日，戊午、己未、庚辰、五亥，不可嫁娶，主生离”、“春甲子、乙亥，害九夫”，亦即六十干支当中所有的丑、亥、寅、午日以及己未、庚辰、甲子等日均为嫁娶所忌。至于嫁娶吉日则为阴阳不将日、成日、天道（正月为乙、辛）以及人道（正月为丁、癸）。我们可以发觉绝大多数的月份，亥日均因逢天地相去日或河魁、往亡、天雄、天刚等凶煞，而被认为不宜行嫁。
表二《四时纂要》各月中与亥日不宜嫁娶相关的叙述
我们在敦煌文献（时限主要介于唐末至宋初）中，虽已见到“亥日，不嫁娶，必死姑嫜，又不迎妇”的记述，但从表一中的实例，可知亥日如恰逢阴阳不将日，仍被认为是大吉大利。此故，S2729v号卷子有云：“凡欲嫁娶者，管用阴阳日时，大吉利”。
或许因为亥日较常遭遇不利嫁娶的凶煞，因此入宋以来，选择家很可能为避免麻烦，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主张“亥不嫁娶”，但一时还未形成严格的公规。如在南宋间人所撰的《三历撮要》中，虽称：“凡嫁娶日，须得不将方利，否则虽遇天德、月德亦不可用”，但如阴阳不将之日恰逢受死、归忌、大杀、河魁、无翘等凶煞，虽然多不被视为“正婚嫁日”，却又有一部分日子属“缓急亦可用”，规则相当不明确。此外，亥日行嫁亦不被严禁，如同书中尚可见到“五月内虽有不将，多不系正婚嫁日，其戊戌、乙亥出《集圣历》，今并录之，以备急用”的文句[15]。然而，宋代现存唯一较完整的宝祐四年（1256）具注历中[16]，已不见亥日铺注嫁娶之例，亦即，“亥不嫁娶”的避忌在南宋末年似已逐渐形成公规，并开始凌驾在阴阳不将之上。[1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