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所出的历日，以北魏太平真君十一（450）及十二年两历最古[17]，但此两历仅录各月朔日干支及二十四气（含十二中气及十二节气）日期，并无铺注的内容，故或不属传统具注历一类。今存的敦煌所出历日多为写本，刻本仅见乾符四年（877）历（木刻006）、中和二年（882）历（木刻101）以及太平兴国三年（978）历（斯612）三种，但前两本应均为购传自中土的唐历，而不属当地历家所自行编制的敦煌本历日。
乾符四年历的样式与其它敦煌本历日均不相同，其上端逐日列有铺注的内容，下端则相当紧凑地排录有“六十甲子宫宿法”“推七曜直用日法立成”“推男女小运行年灾厄法”“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十二相属灾厄法”“五姓安置门户井灶图”“推游年八卦法”“五姓种莳日”等大量图表。
笔者以此历为唐历的理由有三：一、历中的置闰月份、月尽大小以及朔日干支，均与中原当年行用者完全相同，此一情形对敦煌本历日而言相当少见。二、此本部分的铺注规则（如天道的运行方同、详见后）与同一时期的敦煌本历日有相当出入。三、其上文字多谨守唐讳（详见后），如因此改七十二候中之“雉入水为蜃”为“野鸡入水为蜃”，改“虎始交”为“武始交”，并将“治病”一辞全改称“理病”。今存各敦煌本历日中，虽不乏年代在乾符四年前后不远者，但却无一避“治”字。然此本或非官历，而是民间自行印售的，此因其历式与通常官印的具注历日大异，且传统上官历的印制均相当严谨[18]，但此本中除部分蜜日（见后）错置外[19]，亦误将原为十二月节次候的“鹊始巢”当成末候。
至于中和二年历日，现仅存前数行，无各日铺注。此历前刻“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中和二年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干属木、支水，纳音属金”等字，或为现存最早一件题为“具注历日” 的古历。唐僖宗广明二年（881）正月，帝因黄巢之乱避迁成都，就西川节度使府舍为行宫，七月，改元中和，明年称中和二年，故此历应成于中和元年七月至十二月之间。或因当时戎事倥偬，僖宗未得暇处理颁朔一事，而历书攸关民生日用，故樊赏在社会的广大需求下始自行刻历，又为避免有窃夺正朔之嫌，因此特别在历首注明此为“家历”，以别于通常所行用的官历。
当时通行的历日依其内容的详略，或有大、小历之别，售价或亦颇差。[20]太平兴国三年残历似为大历中唯一存世者，前题有“大宋国，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太平兴国三年应天具注历日戊寅岁，干土、支木，纳音土，凡三百五十五日”句，其中所称《应天》一历乃王处讷等人于建隆四年（963）造呈的。[21]除一般具注历中常见的年神方位图及“推逐日人神针灸法”外（详见后），此历更列有“今年新添校太岁并十二年神真形各注吉凶图”“推杂种莳法”“周公八天水行图”“九曜歌咏法”“推小运知男女灾厄吉凶法”“六十相属宫宿法”等未见于它历的大量图表或歌诀。
施萍亭以此卷为“刻本中原日历”，但此历既然前题为“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显见应为一使用大宋年号的敦煌本历日。王文坦在编制时或曾依敦煌当地的特殊需求作了部分修改，而未完全照所请得的“官本”原式刷印，否则他在题记中应不致称此历为其“勘定”的。
今存的其它各敦煌本历日，应多属小历，而粗近全璧者仅同光四年、显德三年（956∶斯95v）、太平兴国六年（981∶斯6886v）以及雍熙三年（986∶伯3403）四历。其历首往往有一序文（长短下一，亦有完全删节者），略言制历的目的、该年各神杀（又名神煞）的方位以及行事的宜忌，次则依序分行纪日并作铺注（详见后）。其中《淳化四年癸巳岁具注历日》（伯3507）则与通常的小历不同，内容更加简略，不仅无序文，且各日不分行，每月只拣选较重要的日期，接续记载节候、月相、蜜日或昼夜长短等相关资料，中亦偶记有铺注的内容。[22]
由于敦煌地区自行编历之举与当地的政治局势有密切关系，且在后文考定年代的过程中，偶亦涉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故笔者在此先对唐末、五代时河陇一带的历史作一简略的介绍。安禄山称乱之后，吐蕃屡次寇边，终使凉、甘、肃、瓜等州于广德二年（764）以后次第沦陷。[23]建中二年（781），与敦煌同隶沙州的寿昌陷蕃，而敦煌因有党河的天然屏障，且唐、蕃又于建中四年定盟，故直到德宗贞元二、三年（786—787）间，始因双方毁盟交恶而被逼降。[24]此后约六十年间，敦煌均非唐土。直到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又名义潮）起义兵，河陇蕃兵方被肃清。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兄议潭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咸通八年（867），议潮入质，获赐田宅于京师，十三年，卒于长安赐第，其子孙则世守敦煌一带为归义军节度使。[25]
张议潮入居京师时，因无子即以其侄淮深代守归义。大顺元年（890），淮深或以阋墙之争卒，议潮婿索勋于大顺三年接续张氏的世勋，未几，即以乱亡。乾宁元年（894），议潮第十四女出定乱事，并以议潮侄孙承奉嗣。[26]唐亡之后，张承奉于后梁太祖开平四年（910）自立为白衣天子，号西汉金山国，乾化四年（914），此一新政权灭亡。[27]稍后，曹仁贵及其弟议金（又名义金，为索勋婿、淮深甥）先后帅其土，曹氏自此持续统领敦煌一带约达百二十年之久。[28]藤枝晃在《敦煌历日谱》一文的讨论中即将敦煌这段期间的历史区分成吐蕃期、归义军前期（张氏）、西汉金山国期以及归义军后期（曹氏）等四个阶段。(www.xing528.com)
自张议潮逐蕃以来，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名义上虽多受中土之官，但其行政并未受节制，亦未领用中朝之历。王重民认为敦煌历日乃自陷蕃以后始与唐历不同，但其直接的论据仅根据伯2005以及伯3354中的两条纪日资料[29]，其中伯3354以开元十八年（730）为闰六月，同唐历，而伯2005中称仪凤三年（678）为闰十月，王氏因以唐历是年为闰十一月，故疑此卷脱一字。由于王氏所引用的两个例证中，确知符合其结论的仅一例，故我们或有必要重新检视此一论点。
笔者在翻查《旧唐书·高宗本纪》后，发现其中记有“（仪凤三年）闰十月戊寅，荧惑犯钩钤。十一月乙未，昏雾四塞，连夜不解。丙申，雨木冰。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卒”等事[30]，而在《新唐书·高宗本纪》中，则略去“荧惑犯钩钤”及“昏雾四塞，连夜不解” 二事，仅称“闰十一月丙申，雨木冰。壬子，来恒薨”[31]。两书中部分的记事虽同，但却系于不同月份。经比对文献中的实际纪日资料并细究各相关的证据后，笔者以为是年唐历应闰十月[32]，亦即仪凤三年唐历实与伯2005中的置闰月份相同。由于《新唐纪》在修撰之时多依《旧唐纪》大肆删削，而在略去“闰十月戊寅，荧惑犯钩钤”时，很可能不慎将此句句首的“闰”字保留入下一句所载的十一月事前。
表一 陷蕃前唐代敦煌文书中可资考证之纪日资料
前有★符号者，表示敦煌历的纪日与唐历不同。
在经翻查各主要的敦煌文书后，笔者又新找出十条年代介于唐初与敦煌陷蕃之间的可资考证的纪日资料（见表一），其中伯2457之纪述明显有误，至于斯2851及斯5871中所载大历十五（780）及十七年的纪日，虽与唐历稍差，惟因当时敦煌附近已经陷蕃，故此两本很可能原作于敦煌周遭地区，后始入藏石室的。其余新找出的纪日资料，则均与唐历合，故我们似可就此推论敦煌在陷蕃之前，确因奉李唐正朔而一直领用中土历日。
自陷蕃之后，敦煌当地汉人因民生日用的需要始自行编历，惟因吐蕃无年号，只得改成仅以干支纪年，如在伯2797v（公元829年历）及伯2765（即P.tib.1070，公元834年历）两本上即分别书作“己酉年历日”及“甲寅年历日”自张议潮逐蕃之后，敦煌重又使用中土年号，惟因僻处边陲，故往往已易帝改元而尚不之知，如在现存具年号的历日中，即至少有伯3555（题为贞明八年历，实应为龙德二年）、伯3247（题为同光四年历，实应为天成元年）以及斯560（题为天福十年历，实应为开运二年）三历属此情形。从各敦煌卷子的纪年叙述中，我们也可发现即使在同一年内，当地所行用的年号亦不一定完全一致。[33]
经分析藤枝晃所搜集得的敦煌文书中的纪日资料后，知大部分的敦煌历均与中原历稍差。在吐蕃统治期间，差异尤大，如两历置闰有差至三个月者（其中全同者仅两例，差一月者有二，差两月者有四，差三月者有一，差两月以上者有一），此或因敦煌当地历家长期不曾接触到唐历所致。逐蕃之后，情形即大获改善，在二十几条可用来推求置闰月份的资料中，几无一与中原历的闰月相差超过一个月者[34]。至于两历中各月朔日干支的差别，则与时代较无太大关系，其出入多不逾一、二日，唯有在闰月前后的月份，始可能差至一个月，如当中原历闰四月而敦煌历闰五月时，两历五月的朔日干支即相差约一个月，事实上，此时敦煌历的五月应与中原历的闰四月相较，而敦煌历的闰五月则应与中原历的五月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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