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复日的铺注方式，《钦定协纪辨方书》引《历例》一书称：“正、七月，甲、庚；二、八月，乙、辛；四、十月，丙、壬；五、十一月，丁、癸；三、九、六、十二月，戊、己日也。”[42]知第11号木牍中所谓的“复：丁、癸”，乃指该月的复日在丁、癸两天。早在破城子探方出土的汉简中，即已出现类似的规则：“复日：甲庚、乙辛、戊己、丙壬、丁癸、未、戊己、甲庚、乙辛、戊己、丙壬、丁癸”[43]，其内容显然是依序铺陈正月至十一月复日所在的日干，原简最末应缺“戊己”两字。至于当中的“未”字，则或指建未之月（亦即夏正之六月）。依据《历例》的规则，该月的复日恰在戊、己日，唯其他各月之名为何未注明，则不详。
前述的复日规则，或一直行用至宋代。如以敦煌出土的《雍熙三年丙午岁具注历日》（伯3403）为例，该历在历首的说明中，有“复日不为凶事”句，而在各日下的铺注内容中往往夹杂一“复”字，以表示复日所在，如称：“岁位、地囊、复，祭祀、加官、拜谒、裁衣吉”，经查其安排规则，恰与《历例》同，唯各月起始点的定义，并非历法中的朔日，而指的是各月节气[44]，此故，二月就定义成从惊蛰（二月节）至清明（三月节）前一日，余类推。[45]由于敦煌出土的五十余件唐末、五代残历，大多不见铺注复日，知此一神煞在当时或并不太为当地术家所重。
敦煌具注历在铺注神煞时以节气为各月之始的规矩，或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此因我们从现存各汉简残历中，即可见到不以朔日作为各月铺注起点的情形。[46]但由于目前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一本宋代（含）之前的历日记有各节气的确切时刻，故受实际条件之限，早期的铺注很可能均以天为单位。后世选择家或为增强其术的“精密度”，才逐渐改用各月节的瞬间作为铺注的分际，如宋掌禹锡即称：“凡择日，皆取月节气应为正，气应时刻随历日用之”[47]。大约在元、明之后，因官本历日多已在书首明记二十四气的时刻，此一铺注的法则遂更容易具体施行，并沿用迄今。
据《钦定协纪辨方书》的记载，约在11世纪左右由掌禹锡编写的《地理新书》中，复日的安排开始出现新的变革：“正月，甲；七月，庚；二月，乙；八月，辛；四月，丙；十月，壬；五月，丁；十一月，癸；三月、九月，戊；六月、十二月，己”[48]，其铺注方式较先前的分划更加细致。然而，此一新的复日规则，似乎一时并未能获官方天文学家接受，如在《大宋宝祜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抄本中，所有复日即仍依循《历例》的法则，唯某些原应出现复日的日子，却不见铺注，此或因该日另出现其他极凶的神煞而遭略去。[49]
掌禹锡的《地理新书》现仅存金明昌三年（1192）由张谦所刊刻之本，名为《重校正地理新书》。唯经查其复日的铺注方式，却仍同于《历例》。[50]张谦在重刊此书时，很可能为顺应当时司天台实际行用的复日铺注规则，而擅将掌氏书中的文字校正还原成了旧说。[51]亦即，允禄等人在编纂《钦定协纪辨方书》时，或根据的是《地理新书》的初刊本。
在12、13世纪间编撰的《三历撮要》中，我们还可见到复日名称的突变[52]，如该书正月安葬吉日条下即称：“癸酉、丁酉、己酉三日，不犯重复、重赙诸凶杀，大利”，虽然此书并未明记这些神煞的宜忌和铺注规则，但从稍后的选择书中，知重赙即重葬（亦与复日相关，详见后）之别名[53]，而《三历撮要》十月安葬吉日条下，记当月丙午和壬午两日均“值重复”，又恰与《历例》中铺注复日的法则相合，疑此“重复”或源自先前所述的复日。
在约13世纪成书的《台司妙纂选择元龟》中，我们也可发现除了复日之外，另出现有性质相近的重日和重葬两神煞，其中重日早见于汉简，其铺注规则是系于每月的巳、亥两日[54]。或因重、复二字均有“吉者愈吉、凶者愈凶”的寓意，故前引书称复日“宜一切吉事，不宜凶兆”，而若在重丧日殡葬，亦被认为可能再发生丧事。唯经查该书不同章节中所记各神煞的铺注规则，却发现同一神煞往往前后有差[55]，此一情形亦同样见于表六中的《台司妙纂选择元龟》《臞仙肘后经》《新刻趋避检》《历法大旨通书》《发微历正通书大全》《永宁通书》等书。
事实上，从宋迄明的选择家，对复日及其所衍生各神煞（如重丧、重复、重日、天地重复日、复丧等）的定义和铺注，往往言人人殊（见表六）。如在13世纪上半叶成书的《新编阴阳足用选择龟鉴》中，仅出现重丧之名，而不见复日；然而在官方编纂的《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中，则只见复日和重日，而不见重丧。此外，在弘治十五年（1502）编印的《便民图纂》中，则称安葬忌重葬、重复、重日等神煞，全书未见复日之名，亦不见重日的铺注规则。虽然该书所记重葬的规则同于《台司妙纂选择元龟》，但其所列重复日的规则，却又与后书中的复日完全不同，而是和重日一致。[56]至于大约15、16世纪成书的《择日便览》中，亦不见复日，唯其所记重复的规则与《地理新书》中的复日相同，而重丧除三、六月在己日外，余月的铺注则同于重复。[57]
或因元代以后官方大幅修订历日中的内容，各日之下的铺注仅记载宜忌诸事，而取消了如宋代历日中的神煞。[58]民间术家在不易查考印证的情形之下，对复日的规则遂更加莫衷一是（见表六），甚或为推陈出新，而依照己意修改前人之说。
表六 各书（大致依成书先后次序排列）中所记每月复日、重丧、重复、重日、天地重复日、复丧等神煞的铺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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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顾民间术家之间的分歧，尹湾汉墓简牍中所行用的复日铺注规则，很可能被官方一直沿用至清初。此因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有《大统历注》一书，记明代推步历日所用的大统历术，该书的复日条下即仍摘引《历例》。此外，在钦天监于康熙间奉敕编纂的《钦定选择历书》中，亦采用同法铺陈复日[59]，而该书主要乃参考明钦天监于洪武九年（1376）刊行天下的《选择历书》。
除了规则出现变动之外，相关神煞的本质亦曾发生重大变化，如复日和重日早期均被视作吉神，重丧为凶神，此可明白见于约在13世纪初成书的《台司妙纂选择元龟·逐月择日图》，或明宁献王朱权（1378—1448）《臞仙肘后经》书首的《天运星煞值日图目录》中。然而，在15世纪下半叶成书的《新刻趋避检》中，我们却发现复日已被改归入凶神，明末之后所出版的选择书，几乎全都因袭此一分类方式。
选择家为因应复日所可能带来的厄运，还发展出相关的禳灾之术，如在晋建兴二十八年（340）所书写的一方木牍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为某王氏之家“解复”的文字[60]。此因王氏之子于十一月丙申朔亡故，当日恰逢复日[61]，为免再遭死丧之事，遂请人作法去邪，文中详细叙及如何以松人或柏人当灾的方法。
在15世纪以后，相应的禳灾之术已有颇多改变，如《臞仙肘后经》和《择日便览》二书中，即称人死之日恰逢重丧的话，应施法如下：“用小白纸函一个，内用黄纸硃书四字于内，安于棺上”。至于书写在黄纸上的四字，每月不同，如正、三、六、九、十二月，皆书：“六庚天刑”；二月书：“六辛天庭”；四月书：“六壬天年”；五月书：“六癸天狱”；七月书：“六甲天福”；八月书：“六乙天德”；十月书：“六丙天威”；十一月书：“六丁天阴”。若犯重日（又名天地重复日），则需：“用桑木一段、甘草一两，安棺内，又于岁德方上取土，造泥人五个，同殓棺内”[62]。
入清之后，部分编印通书的民间术家，似乎曾尝试将这些神煞的混乱情形加以整合。此故，在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日用集福通书》、《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六螭集七政便览通书》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大清雍正五年岁次丁未溪口全书》中，均不见铺注复日、重复或重日，但其安排重葬的规则则完全同于《地理新书》的复日。然而，术家们对此的看法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在大英图书馆所藏的《大清康熙四十一年岁次壬午便民通书》中，虽亦不见复日或重日，但书中唯一铺注重丧的五月二十四乙巳日，却与表六中任一已知的规则均不符。
或因受到康熙历狱等涉及选择术的大案影响[63]，清初曾数度以政府的力量编辑官订的选择书，希望能整合划一术家之间的分歧，此举亦对复日等神煞造成重大影晌。康熙二十四年（1685），钦天监监正安泰等奉敕编纂完成《钦定选择历书》十卷，但因此书并不曾“考究根源”，故大学士李光地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奉旨将曹震圭的《历事明原》重加考订，撰成《御定星历考原》六卷。乾隆四年（1739），因官刻的《钦定选择历书》和编制时宪书用的《万年书》中，仍有内容不一且“参差错误”的情形，更动员了近五十名官员和钦天监官生，以两年多时间对先前流传的各种选择神煞进行详细的整理与辨析，并于乾隆六年十二月（1742）完成《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
在《御定星历考原》或《钦定协纪辨方书》二书中，曹震圭的《历事明原》均为论述各神煞铺注义理最主要的参考依据，然而有关曹氏其人其书的资料，却几乎不见后世术家或学者谈及。[64]经查正史，仅《元史》出现一次曹震圭之名，称此人尝因替奸臣阿合马推命，而于至元十九年（1282）遭世祖剥皮处死[65]，唯并未言及其生平、职衔或著述。(www.xing528.com)
笔者近在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中，赫然见到《历事明原》五卷，卷首题称曹氏为“司天算历科管勾”。由于该书在《三元太岁立成》条下有“皇统甲子为上元，泰和甲子为中元，今正甲子为下元”句[66]，其中皇统甲子乃金熙宗四年（1144），泰和甲子为金章宗四年（1204），而上、中、下三元各相隔六十年[67]，因知“今正甲子”乃指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亦即《历事明原》应成于至元元年至十九年间。由于书中使用金朝年号，知曹氏原或是金朝遗民。作为元司天监算历科的负责官员[68]，他应有机会参考官方丰富的藏书，此故，在其书中即援引了几十种选择书，并加注大量的个人按语。
有关复日的义理和规则，《历事明原》中有云：
《天宝历》曰：“复日者，为魁、罡所击之辰也，故曰复其日，忌为凶事，利为吉事。”《历例》事【曰】：“正、七月，甲、庚；二、八月，乙、辛；四、十月，壬、丙；五、十一月，丁、癸；六、十二月，戊、己也。”震圭谓：“复日者，重见也。为遇本建之辰，有所忌之干同也。假令正月建寅，即甲也，又如辰、戌月，戊也，丑、未者，己也，仿此。”又按：“《地理新书》云：正月，甲；七月，庚；二月，乙；八月，辛；四月，丁；十月，癸；五月；丙；十一月，壬也。”[69]
其中魁、罡均为极凶的选择神煞[70]，但或因《天宝历》的论理并无从说明复日的铺注法则，曹震圭遂提出个人的解释。由于干支各有阴阳五行之性（见表七）[71]，以正月建寅为例，寅属阳木，而甲亦属阳木，故曹氏认为正月值甲日才是所谓的“重见”。依照该新说法，正月复日应在甲，二月在乙，三月在戊，四月在丁，五月在丙，六月在己，七月在庚，八月在辛，九月在戊，十月在癸，十一月在壬，十二月在己。此一安排复日的方式，其实与《地理新书》稍异，如两书中所列的复日所在，四月和五月相反，十月和十一月亦相反，但曹氏很可能为增强己说的可信度，而径改《地理新书》的文字。
表七 干支与阴阳五行对照表
曹震圭或为目前已知最早为复日规则提出“合理”解释者，李光地在《御定星历考原》一书中所记复日的内容，几乎全摘抄自曹氏所集注的《历事明原》，但李氏或未能确实理解曹震圭的论证，此故，仅据《地理新书》原书将复日的规则作了校改，而未对两者之间的异同详加辨正。[72]
钦天监监正进爱在乾隆四年（739）请旨重修《钦定选择历书》和《万年书》时，尝上奏曰：
复日乃月建所同之干，如正月建寅为阳木，而甲亦阳木，故正月以甲日为复日；七月建申为阳金，而庚亦阳金，故七月以庚日为复日。世俗作为歌诀云：“正七月连甲庚”，通书因误以正月之庚日、七月之甲日皆为复日，逐月皆误，俱宜改正。[73]
在此，曹震圭的理论被全盘接受。然而，经查稍后实际编纂完成的《钦定协纪辨方书》中，复日的铺注规则却仍采依《地理新书》，原因待考。
在《钦定协纪辨方书》的复日条中[74]，内容除照抄李光地的《御定星历考原》外，还附加了一大段考辨，批判先前有关复日宜忌的说法，如称：“俗则以为犯此，则致重丧，益无是理”，并指正月甲日、二月乙日或三月戊日虽为复日，但依据《选择宗镜》，这些日子均属葬课中的吉日，故该书总结称：“复日之忌，固不可从，而世俗相传已久，今定为鸣吠遇复日则忌，德、赦、六合遇复日则不忌，庶存其名，不害于义云”。其中选在鸣吠日安葬，被认为可使“亡灵安稳、子孙富昌”；而德指天德、月德、天德合和月德合等神煞；赦指天赦，所值之日皆上吉：六合者，其日宜会宾客、结婚姻、立契券、合交易[75]。亦即官方虽以复日乃一无多大道理的俗忌，但因相传已久，故仍姑存其规则，并未依曹震圭之说加以改订。唯建议在处理安葬等凶事时，所选的鸣吠日如恰逢复日，则应避忌，在处理婚姻等吉事时，所选的德、赦或六合日如恰逢复日，则毋须避忌，但亦不注宜。
乾隆十六年（1751）以后，由于官方弛私印历日之禁，民间择日馆开始公开大量编印通书，以谋取厚利[76]，术家并强调各自的特色以增强竞争力，在此一风潮之下，复日遂又被各通书收入。虽然术家均倾向采纳《钦定协纪辨方书》中的复日规则，但具体的铺注却异同互见。如在广东出版的《崇道堂罗传烈通书》和《集福堂罗传烨通书》中（参见表八），均完全依照各月复日所系的日干铺注，唯刻工为求简便，大多刻作读音相近的“伏日”[77]。
至于近代其他大多数的年度通书中，则往往有部分日干依术应注复日而未注，此因该日恰值某些属于大凶的神煞，故复日遂被略而不记，但对何种凶煞不需再加注复日，各家看法却颇多差异（参见表八）。以1994年甲戌岁为例，如单纯依《地理新书》上的规则铺注，当年共应有三十四个复日，但在港台各择日馆所出版的通书中，所见到的复日却分别有三、九、十五和二十七等不同天数。
表八 笔者过眼年度通书中的复日铺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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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所行用复日规则的文字，虽可溯源自宋代的《地理新书》，然而两者之间仍有实质上的差异，此因清代钦天监在耶稣会天文家的主导之下，声言为与天行密合，乃改传统的平气推历之法为定气，而此两种方法所求得的节气时刻，往往可差至一两日[78]。
虽然在官版的《钦定协纪辨方书》中，对复日的存在价值颇多保留，但近世术家当中，仅少数人敢对复日等神煞提出进一步质疑。青江子在其于乾隆初年所撰的《选时造命》中，尝尖苛地批判重葬俗忌，称己曾于八月辛日葬坟，年久却安然无恙。又讥重日、复日“行吉事则再吉，行凶事则再凶”之说，曰：“此日娶亲，明日又娶乎？此日中科，明日又中乎？此日生男，明日又生乎？”对于类似《臞仙肘后经》中的禳灾之术，青江子亦深不以为然，认为死生有命，“一小匣即可转死为生，命何若是之易转也！”他并举实例称己于数十年间遇重日死、重日葬者不计其数，但却未闻有重复出现死亡之事实者[79]。然而，从现今刊行的年度通书中均仍铺注相关神煞的事实，可知类似的批评显然并无太大效力。
汉简中所行用的复日规则，虽曾随时代而发生明显变化，但日本在传承中国早先的规则后，却一直因袭未改，此从该国10至18世纪现存的十来个具注历日的铺注中，即可明显发现。[80]至于应永二十一年（1414）成书并于17世纪数度重刊的《历林问答》中，亦引中国的《历例》一书以说明复日的义理与规则。[81]
此外，笔者在日本正德二年（1712）序刊、文政六年（1823）补刊的《循环历》中，也可见到如下的文字：“复日：正、七，甲、庚；二、八，乙、辛；三、六、九、雪，戊、己；四、十，丙、壬；五、霜，丁、癸”[82]，其中“雪”乃指十二月，“霜”指十一月，该复日条下并同引《历例》一书以析释其义理，知汉代铺注复日的法则，直至18、19世纪都还仍在日本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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