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湾第六号汉墓中出土一组行道吉凶竹简（简90—113），以天干为准，用十支简将六十干支排成一个横行的六甲表，并在每个干支下注明该日为几阳几阴，以及最适合出行的方位。经究查这些简的内容，可以在表一中归纳出其原理如下：此术将十干中的甲、丙、丁、戊、庚、壬、癸，定为二阳，余为二阴；十二支中的子、丑、寅、午、未、酉、戌，定为一阳，余为一阴。至于各纪日干支属几阳几阴，即由该干支的阴阳数相加而成。而各日宜出之方位，则由地支决定，其中逢子、巳、未日，宜出西门（此处的“门”乃泛指方向）[9]；逢丑、午、亥日，宜出东门；逢寅、辰、酉日，宜出南门；逢卯、申、戌日，宜出北门。原简之中有四处文句与此一规则不合，疑均为抄写时的讹误。[10]
表一 行道吉凶之规则，用以推求各干支日适宜出行的方位
行道吉凶简末还记有相关的规则，其文曰：
行得三阳，又得其门，百事皆成，不辟执、臽之日。
行得三阳，不得其门，行者忧，事亦成。
行得二阳一阴，唯得其门，以行，其物不全。
行得二阴一阳，唯得其门，以行，必系、束缚。
行得三阴，毋门，不可行，行必死亡。
使用时，或多先在较方便出行的日子中，选择干支属三阳者（六十干支中共有二十六日），并从最合宜的方位出行，时人相信如此即可“百事皆成”，而纵使当日不得其方而出，也仅有小忧，其事仍可成。如果非得在二阳一阴或二阴一阳之日出行，则必须行得其方，否则就会有“其物不全”或“必系、束缚”的际遇。
当时的选择家将每日均对应到建除十二神之一[11]，其中的“执（或作挚）日”，被认为在该日出行不利，如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出土的秦简中即有云：“挚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挚而入公而止”。至于臽日，云梦秦简日书尝记其规则为：“正月壬臽，二月癸臽，……五月乙臽，……十二月己臽”，并称：“凡臽日，可以取妇、家女，不可以行，百事凶”，认为该日宜嫁娶，但不宜出行。[12]换句话说，尹湾汉简前引“行得三阳……不辟执、臽之日”之文，即是告知欲择吉之人，只要选择在三阳之日出行，就不需特别去避执日或臽日。(www.xing528.com)
但如果非得在不属三阳的日子出行，前术认为很可能会出现不吉，而在乙卯、乙巳、乙亥、己卯、己巳、己亥、辛卯、辛巳、辛亥等九个所谓的“三阴”之日出行，甚至还有死亡之虞，亦即一年当中将有15%的日子极不适宜出远门，比例不可谓不高。倘若时人均十分信赖此术，则每逢这些日子，各交通要衢就将出现人车绝迹的景象。
然而实际的情形恐非如此，如以颇相信术数的师饶为例，从其元延二年（前11）大事记现存的诸简当中，我们共可见到二十八个三阴之日载有行程，其中约有十五天，前后各一日的居停地均同，亦即他当日很可能并不曾出远门，其余之日则大多曾明显转赴它地。可见此一推求行道吉凶之术，并非师饶择日所遵循的绝对准则。师饶以职务所需，必须经常至各地出差，想必无法完全依照此术来决定公干与否，他很可能在必要时会采取其他方法来趋吉避凶。
时人出行如不暇选日，常改用所谓的禹步之法，其术可见于云梦秦简日书甲、乙种，或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各文献虽略有不同，但大致的过程可描述如下：先投禹符于地，次以特殊步伐行“禹步”[13]，口念咒言：“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接着在地上画北斗状，并拾取中央之土而怀之，旋即上车，勿反顾。[14]
类似的术法，甚至流传至近世，称之为“纵横法”，此除见于明清两代风行一时的术数书籍《玉匣记》外，亦被收录在《居家必用事类》等通俗出版物中。[15]依术，当事人应正立门内，先叩齿三十六通[16]，次以右手大拇指划四纵，再划五横，随后口念咒语：“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起，虎狼不行，还归故乡。当吾者死，背吾者亡。急急太上老君律令”，念毕即行，切勿反顾。另法，则面对欲出行的方向，口诵前述咒言七遍，再于地上划四纵五横，并以土块压之，随即出行，仍不可反顾。此一四纵五横的格子状图式，又称作“九龙符”，民间传说在远行时，如望空划此符，即可辟邪魅精怪。[17]
前述所提及的行道吉凶法则，其原理或亦可归于当时相当风行的刑德之术。如魏世祖欲击蠕蠕，朝臣多持反对态度，乃请太史张渊上言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世祖心意不决，遂召崔浩与渊等论辩，浩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世祖于是决定攻打蠕蠕。[18]经查表一中各干支所代表的阴阳数，可发现己巳正属三阴，故张渊或根据类似师饶所曾使用过的刑德之术。直指三阴为大凶，而建议该年不应举兵，崔浩在此提出完全不同的诠释，认为：“阴者，刑也”，而三阴为阴者之最，战伐又是“用刑之大者”，故若选在三阴之岁用兵，恰可符合王者的“修刑之义”[19]。
从此一事例，可知尹湾汉墓中所记载的行道吉凶规则，很可能与同一墓中所出土的刑德行时法则（见后），都同属某种刑德之术。前者协助选择某一干支之日最合宜的方位，后者则判断某一日干最合宜的时辰。张渊与崔浩两人对三阴之岁所提出的说辞大相径庭，则突显出术家在诠释时所拥有的广大自由度。崔浩或具备极细致的政治敏感度，遂能以一自圆其说的论理，反驳对手并迎合上意。
后世的选择书籍中似未见前述的行道吉凶之术流传，如明清两代十分风行的《玉匣记》中，列举各种有关出行的法则，其中“出行通用吉日”共有二十六个干支，虽然其数目恰与表一中干支属三阳者相同，但两者仅有十四个干支重叠，前者甚至还有三个属于三阴的大凶之日。[20]
事实上，近代术家所行用的许多出行择吉的法则，不仅与尹湾行道吉凶术的具体内容有异，且其架构更是日趋复杂！如其中的“周公出行吉凶方”，胪列各日支往东、南、西、北四方出行的吉凶，其占辞就扩展到得财、自如、倍利、刑狱、生病、口舌、失脱、酒食、死亡、公事、刀兵、失耗、大吉、大凶、小吉、小凶、大利等各种内容。至于“日家八门定局”，则是将六十干支日在八卦方位的吉凶分别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等八门表示，术中并附奇门剋应的占辞。如欲往北方出门求财，由于休门乃“仕宦、高迁、求财、买卖、得利、百事谋为，皆吉”，故依术可选在甲子、乙丑、丙寅、戊子、己丑、庚寅、壬子、癸丑、甲寅等日出行，因这几天坎（北）方恰为休门所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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