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奉教人士在教义的影响下多拒斥中国传统的星占、地理、选择之术，如利玛窦在其以西方读者为对象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尝称择日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迷信。至于西方所无的地理风水之术，利氏则以为与星占同样是骗人的。[22]又，利玛窦亦尝记载一位本长于堪舆与星占术的皈依者，在受洗之后即因有违反戒律之虞，而将此类藏书悉数焚毁。[23]
当时的奉教天文家们每将天文与历法严格划分，如徐光启在崇祯二年七月所上的《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疏中有云：
私习天文，古有明禁。……臣等考之《周礼》，则冯相与保章异职；稽之职掌，则天文与历法异科。盖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惧妄言祸福，惑世诬人也，若历法则止于敬授人时而已，岂律例所禁哉！[24]
又，徐光启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尝胪列历算的实用功能，其中即借口“天文一家，言灾祥祸福，律例所禁”，刻意地将历算与星占间的传统密切关系避开不提[25]，仅叙述气象、水利、乐律、制器、会计、营建、测量、医药、守时等事如何可与历算旁通。
徐氏受天算于耶稣会士，他的观点显然受到西方星占学的浓厚影响，如其称“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则一切晴雨水旱，可以约略豫知”。此一以气候受七政运行影响的看法，或有称之为天文气象学（astrometeorology）者，乃当时西方星占学中最主要的应用之一。又，徐氏以医家用药应“察知日月五星躔次，与病体相视乖和顺逆”，更属当时西方所流行星占医学（astrological medicine）的基本主张。[26]
顺治元年（1644）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决定采行西法[27]，汤若望在奉旨所编的《时宪历》中，为突显西法的优越，于历首添加了数页旧历所无的“诸方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表”，强调节气、日出、日没的时刻均随地而异；但对传统历书中所载方位、神煞、用事等主要的内容，汤若望在无法回避或删节的情形下，只得要求不奉教的钦天监监官到局协助铺注。[28]由于汤若望所主编的新历远较钦天监所编的《大统历》精确[29]，故清政府亦开始将监官传统应负责的阴阳选择事交由汤若望办理，如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在北京行登极礼的日期及时辰，即是汤若望奉旨选择的。[30]
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正式掌钦天监印信[31]，自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唯汤若望在监中所必须从事的占候及选择事，却一直令其忐忑不安。稍早时，汤若望还上疏试图以西方星占学的内容替代历书中依旧法铺注的部分，称：
历之可贵者，上合天行，下应人事也。苟徒矜推测密合之美名，而遗置裨益民用之实学，聊将一切宜忌仍依旧法铺注，终非臣心之所安……若目前紧要之事，谨约举条议二款，伏乞圣鉴施行。计开：一、考验七政情性，原与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则一切水旱、灾荒无从预修救备之术，而兵、农、医、贾总属乖违。臣西洋是以有《天文实用》一书，已经纂译首卷，未暇讲求，合无恭请敕下臣局陆续纂成，嗣后依实用新法铺注，庶国计民生大有裨益矣。[32]
但谕旨仅曰：“礼部一并看了来说”，汤若望的主张当时似未获采行。[33]
汤若望在民历颁行之后，又编制完成《七政经纬历》，将日、月、五星的计算坐标列表[34]，并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上奏，盼将此一原仅供少数统治阶级使用的历书与民历同样颁行全国。因他从西方星占学的观点出发，以为此历将使“灾荒旱潦皆知预备，岂但农民，即工者、商者、医者与凡一切匠艺人等，莫不相时观候以知趋向。”结果奉有“《七政历》着速颁行，礼部知道”之谕[35]，但此历当时似乎仅颁于直隶八府而不曾广颁各省。[36]由于阴阳诸家相度、选择必以七政的行度为本，而《时宪历》中只有朔望、节气、太阳出入、昼夜长短等资料，故民间射利之徒乃另私纂《便览通书》以供术家之用。[37]康熙十九年正月，钦天监为杜绝此一现象，曾奏请全面颁行《七政历》，上因问大学士李霨的意见，李氏对曰：“颁行亦无益，星家所用皆与此不同。”康熙帝最后谕旨仍照现行历施行，称：“《七政历》分析节气极为精细，但民间所用皆是《便览通书》，依旧历所分节气，虽颁发《七政历》，未必能用。”[38]此例具体显示出中国传统民间术数学所披挂的天文外衣，在清初以来已因钦天监行用西法而渐与官方天文学的内容相背驰。
身为监正的汤若望因无法从根本改革中国具悠久传统的历书，只好在其中由奉教监官依科学知识所制订的部分（如“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各省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及“各省节气时刻”等表），特意重复标明“依新法推算”字句。[39]此一做法突显出汤若望等监官处于中国传统与天主教教义之间的尴尬。为求能藉立足钦天监以在中土宣教，他们只能透过此一方式消极地回避两文化间的冲突。[40]
但汤若望此一务实态度，并无法获得所有教士的体谅或认同。自顺治五、六年起，以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为首的教士们发表了一连串文件抨击汤若望，在教内掀起轩然大波。[41]汤若望被批评其担任监正一职有违耶稣会“不宦”的誓约，且称其所编制的历书中含有不合乎教义的迷信内容。汤若望及其支持者则针对各项批评提出辩驳，双方在此后十数年的争执中，并屡向教廷呈递正反的意见。
为确切掌握当时双方的论争，我们有必要先对当时西方的星占学做一概略的了解。[42]15、16世纪可说是星占学在欧洲最兴盛的时代。由于担心星占取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且又受星占家所做大量政治预言的困扰，教皇希斯笃五世（SixtusⅤ）在1586年发布一训谕，公开谴责星占术，并不许教徒拥有此类书籍。当时流行的用来卜算个人命运的天宫图（horoscope）亦在禁止之列。[43]教会认为“只有上帝知道未来，即使魔鬼亦不可能预见”，唯有涉及星占医学的行为以及预卜气候、天灾、庄稼丰歉、航行成败等事始被允许。1631年时，教皇尔本八世（UrbanⅧ）更因不满大量流传的有关政治及教会的预言，又重申希斯笃五世的训谕，并威胁将把忽视此一禁令者抄家或处死。
但教会的反对并无法有效抑制星占学在当时欧洲社会的影响力。直到17世纪后半叶，在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等学者所接续建立的新天文学中，星占理论所根据的地心说被确证有误[44]；再加上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等所创机械论物理学（mechanistic physics）的兴起，终于使得星占学渐渐丧失在知识界的存活能力，开始正式和科学分道扬镳，成为伪科学（pseudoscience）的主支。[45]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之时，星占学与天文科学在欧洲社会的界限仍不十分明显。著名的天文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即是星占术的支持者，而曾任第谷助手的开普勒据说亦曾为人占卜天宫图以贴补家用。[46]
但耶稣会士们对星占的态度或仍遵循希斯笃五世以及尔本八世所颁训谕的精神。曾任罗马耶稣会学院（Jesuit Coilege at Rome）校长的安吉利斯（Alexander de Angelis），即为抨击星占术最力的人士之一，并尝于1615年时接连写了至少五部以上的论著以强调其立场。[47]耶稣会士兼神学家达乃尔（Adam Tanner）亦于同年著有《星占神学》（Astrologia Sacra）一文，讨论星占与神学间的关系。他将星占预言分成四类：一、有关人类自由意志能转移的事故或行动，如预言某政治人物将遭刺杀等事；二、有关人类自由意志无法转移的事故或行动，如预测气候阴晴及田禾丰歉等事；三、预测人类可直接受星辰影响之行动的时间，如决定医疗放血及农耕播种等事的最佳时间；四、预推涉及日、月、五星运行的天象。达乃尔认为第一类预言是应绝对鄙弃的，第四类因属自然现象的推算，当然可为教会允许。至于其余两类预言虽可接受，但因人类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尚欠完备，故仍不应深信。[48]
我们现在已很难确切了解汤若望对中国传统星占、地理、择日等术的真实态度，他很可能因执着于利玛窦所倡藉天算以宣教的策略而为辩驳而辩驳。汤若望在答辩时，似尝借用达乃尔的说法，强调中国历书中的铺注部分即类同于第二、三类预言，故应为教义所允许，且当时欧洲风行的历书（almanac）中，亦有类似中国选择铺注的内容，而教会方面并不曾就此提出批判。汤若望认为择日至多可算是一种错误的观察，而不应归于迷信之列。[49]
汤若望更尝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协助下写就《民历铺注解惑》一书，为己所编历书中的铺注内容提出解释。在此书中，汤若望将选择日时视为人们从长期积累的经验中所做出的一约定成俗的举动。[50]《民历铺注解惑》一书完成于康熙元年，其成书可能受到教会于顺治十六年对在华传教士所发布的一项重要训令鼓舞，其文有云：
只要不是显然有违宗教和善良道德，千万不可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礼仪、习惯与风俗……不要输入国家，但要输入信仰。任何民族的礼仪与习惯，只要不是邪恶的，不仅不应排斥，且要予以保存……不值得赞扬的，你无须像阿谀奉媚者一般，予以阿谀，只宜小心谨慎，不予置评，绝不可毫不体谅地随便予以谴责。你若碰到丑风陋习，可以对以耸肩和缄默，而不必用言语表示不满，但人们若有接受真理的心意，便该把握时机，慢慢扫除这些恶习……[51]
汤若望及南怀仁对选择事的辩驳，或即是顺着此一训令中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所做的。(www.xing528.com)
此一牵扯入当时多数在华传教士的“历书之争”，直到康熙三年时，始因教皇的裁决而尘埃落定。虽然历书中有关阴阳选择的内容被归成迷信，但由于汤若望等奉教监官并未实际参与制订这一部分的内容，且任钦天监监官对教会在中国的宣教活动有极大利益，故教会当局并未禁止奉教天文家参与制历，并特许教士接受监官之职。[52]
汤若望虽在“历书之争”中获得教会当局的支持，但安文思等人在先前攻击他时所提“钦天监之管理，为引起他人厌恶之资，且汤若望掌管此职，易涉重大之生命危险”的忧虑[53]，却不幸在紧接着由杨光先等所掀起的“康熙历狱”中凿然发生。先是汤若望授意钦天监中职司选择事的杨弘量疏告礼部下葬顺治帝殇子荣亲王的时辰有误，以致礼部自尚书恩格德以下共七位官员均遭严重处分。康熙初，杨光先在恩格德等人的支持下，反控监官所选的荣亲王殡葬时刻为大凶，以致累及其母及先帝相继升遐等藉口，令相争多年的汤若望、安文思等会士均遭系狱。此一清初最大教案严重阻挠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54]
在经过天主教内激烈的“历书之争”以及反教人士所掀起的“历狱事件”的严重打击之后，奉教监官开始重新考量对中国传统阴阳选择事应持的态度。因钦天监中所做的这些职事此时已被教会当局归为迷信之列，故他们不仅不再能如先前般一径将就中国天文的传统，且得从教会的新立场出发，明确表白其对中国式相度、选择以及星占等术的态度。
康熙七年，上命钦天监及南怀仁同选起建太和殿的日期[55]，杨光先等因而攻讦南怀仁曰：“历法关系选择，今南怀仁不习选择，则是南怀仁之历法有何用乎？”南怀仁回奏曰：“选择较历法最易，故知选择者甚多，由此可知历法重且要于选择。况选择系于历法，历法不系于选择。”南怀仁在此疏中并说明自己所长者为天象推步，占验方面则称己所能预测的唯有如“某日宜疗病针刺、宜沐浴、宜伐木、宜栽种与收成”等项，于定吉日、凶日一事则“不敢妄定”。帝又问其新、旧两历间有关铺注与支干的异同，南怀仁对曰：
若论支干，新旧二历如一，若论补[铺]注，原不关系天行，非从历理所推而定，惟从明季以来沿习旧例而行。今南怀仁所习者皆天文实用、历法正理而已，此二端实南怀仁所用选择之根本也。如定兵、农、医、贾诸事宜忌从此而定，务期日后与天有相应之效验，与历年所报各节气、天象历历可证。
南怀仁在此不断强调历法远重于选择，而其中对铺注的态度则多在教会容许的范围之内。
康熙八年，南怀仁成功地将杨光先排挤出钦天监，并奉旨担任治理历法一职[56]，接续汤若望生前在监中的工作。在短短数日内，南怀仁即一口气写就《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妄择辩》三书，用科学的态度条举批判杨光先等以术数占断吉凶休咎的看法，认为这些均属虚妄。[57]如其在破选择之说时，即尝举例提出十分具说服力的论据，曰：
本监所选定之吉日或太近，或太远。为工部等衙门不便用者，则本部衙门驳回本监所定之吉日，令更定便用之日期……若本监凡选之吉日吉地，果有一定之祸福所关系者，则部员、监员何敢改换其吉日与吉地，以随其便用乎？[58]
并指选择家虽使用许多天文术语，却丝毫不晓历理及历法，“皆偷历日之高明，以混不知者之眼目，以便行其诳术也”[59]。
耶稣会天文家在重掌钦天监之后，因职责在身且又不能违背教会立场的情形下，乃由南怀仁于康熙八年起将教会认可的西方星占术正式引进中国。[60]在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二百余件康熙朝钦天监题本中[61]，我们即可清楚见到西方星占术的内容，如其中有云：
自立夏至夏至，土星为天象之主，立夏、小满二节，土星、太阳及金、水二星，久在相会之限，主空际多濛气，阴云，天气仍凉。立夏初旬，土、火二星在夏至左右两宫相近，主人身气血不和，多痨病、吐血，遍体疼痛之疾，于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九、初十、十一日调理服药，方合于天象……[62]
题本中更屡见西方星占学家所用天宫图的形式，但南怀仁仅借此图以预推各主要节气的气候、收成等现象，而未用来占卜个人命运[63]，且为顺应环境，图中原以黄道十二宫表示的坐标更改用了中国传统的十二次（图一）。或为缓和保守人士可能的反弹情绪，南怀仁在依西法所作的占辞之后，均仍附加有中国传统的占辞，但篇幅均远较西式占辞为少，或仅聊备一格，以避人口实。
南怀仁虽大肆抨击传统的阴阳选择事，且成功地引进西方星占术，但他仍无法使钦天监面目一新。或因受教会当局新态度的影响，南怀仁在任职钦天监之后，对寻常节气尚有观验，但对星辰凌犯等项则均未奏闻[64]，以致康熙十六年三月，遭上责其“蒙昧疏忽，有负职掌”，经礼部会议后，本拟交吏部议处，幸获宽免。[65]南怀仁因此被迫开始奏报特殊天象的占验，如当月即报有天雨土、瑞星见、卿云现三事，且其题本上的占法完全是中国式的。
至于相度、选择方面，南怀仁仍依循汤若望的策略，强将其区分为实用与虚用两部分，以其中实用者为“合理之用”，是教会可以接受的；而虚用者为“非理之用”，纯属迷信。如他以地理的实用在于选取一美观、相称的地形及地势，而选择的实用则在于选取一便用的时辰。[66]
图一 南怀仁等钦天监监官于康熙十六年四月初四日所上题本末附的天宫图。原图已不甚清晰，此处所示为笔者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件重绘的摹本。其中“玄枵宫”的“玄”字，并未因避康熙帝的名讳而缺笔或改字。又，西方典型的天宫图，多在图中的正方形内书有所占算个人的出生时日，但南怀仁因仅借用此图以预测气候、收成等现象，故正方形内留白。
由于耶稣会士将在钦天监中服务一事视为宣教的垫脚石，故虽然他们或并不相信星占、术数之学，但在当时文献中我们却屡可见奉教天文家藉职务之便，间接利用占验以维护教会的利益或遂行其对政事的主张。[67]如顺治六年，摄政王多尔衮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为藉口，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软禁幼帝，汤若望即以掌钦天监印务的身份上疏曰：
建城所关非小，龙脉必合星垣……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土脉、水势未及都城……今所建之地未为尽善，臣因此而思，臣前屡奏占验，有月生晕、有雾气、有风皆主土工兴之兆，然此兆非建城所宜，乃天心垂爱示警也。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
汤若望在无充分理由的情形下，将自己先前所报称的有“土工兴之兆” 的占辞，改占为“天心垂爱示警”，并反以风水未善为由反对建城。多尔衮因而传汤若望入内院面说，最后终于听从他的意见，下诏以“估计浩繁”为由罢此事。[68]
又，顺治九年，达赖喇嘛将入朝，当其尚未入京时，汤若望即奏报太阳表面有斑点出现，并称此乃因喇嘛僧徒遮掩住皇帝的光辉所致。稍后，汤若望更上奏“太白星与日争光”及“流星入紫微宫”两天变，并与大学士洪承畴及陈之遴共谋，以此两天变示警为由疏谏，致皇帝决定不亲至关外迎接。而当达赖入京觐见后，汤若望又上疏将当时战事失利、痘疫流行等事，附会为上天对人们过于敬重喇嘛的一种惩示。由于汤若望所奏天象的时机及其星占意义与时事太过巧合，令人怀疑这些占验很可能是汤若望藉职务之便而蓄意附会出的，期盼压制当时在统治阶级间盛行的喇嘛教的气焰。[69]顺治十一年时，上执意欲东巡满洲，宗勋以及文武大臣俱以境内未定而极力反对，当时汤若望亦曾利用天象劝阻此事。[7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