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与古代社会：周共和以前的五星会聚天象

根据文献的记载，在周代建立之前曾发生不少次“五星会聚”的事件。此节中，笔者将就其中部分天象详加析论，希望能帮助判别这些叙述是否为真实的观测记录。

1.“颛顼时，五星聚于营室”

此则天象曾于19世纪后期为John Williams介绍至西方天文界，并推测此事发生于公元前2449年2月29日。^[8]Williams并未指出其所引用中文资料的来源，但此一传说中的天象，在清代应为人所熟知。如在雍正三年（1725），因钦天监疏言发生五星连珠的祥瑞，雍正帝在下给大学士等的谕旨中，即提及历史上有“高阳时五星会于营室，汉帝时五星聚于东井，宋祖时五星聚于奎”等三次类似事件。^[9]此处“高阳”即指的是颛顼。又《晋书·律历志》亦引董巴曰：“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10]

此则“五星会聚”的叙述最早应出自汉刘向（前77—前6）的《洪范传》：“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此书久佚，但《新唐书·历志》在讨论颛顼历时，曾摘引了上段文字。^[11]经回推公元前2449年2月29日的天象，发觉当时水、火、木、土四星聚在娄、胃、昴三宿，但金星相隔甚远，且不可能与其他四星同时看见。又在过去六千年间，亦不曾出现七曜均聚在5°之内的情形，更遑论各星都恰位于入营室五度之处。

由于中国古代历家一直强调要找到一“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的完美上元，如此即可用代数的方法推得所欲计算日期的节气、干支以及日月五星位置等资料。故此处“七曜俱在营室五度”句，应非实际的观测记录，而是古历家由日月以及各行星已知的运行周期回推得的。况且营室的名称，在颛顼时是否即已存在，亦为一大问题。^[12]

倪德卫与彭瓞钧认为此一“五星会聚”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13]经笔者推算后发现从2月16日至3月14日，五星均可同时看见；在2月26日时，各星更聚在室宿之内，相距不逾4.3°。此虽为近6000年来五星距离最接近的一次，但月亮却在60°之外，太阳则在另一侧的26°之外，并不符合《洪范传》中“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的描述，且年月之干支亦均不合！

2.“夏桀时，五星错行”

今本《竹书纪年》中有云：“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14]班大为将其中的“五星错行”释作太阳与五星位置的相对次序不断改变，并推断此一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576年11至12月。在这段期间，五星最近时彼此相距在26°之内，唯因太阳恰位于各行星之间，所以五星无法同时看见。

史书中未见“五星错行”的具体定义，但即使班大为的解释正确，其所推得的年代，亦不能完全确定，如公元前1537年3月即有一次类似的天象发生。且笔者并不同意班大为对“错行”的解释，疑此很可能指的是五星的运行与推算不合，因《晋书·天文志》中有云：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度，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云。^[15]

故“错行”或即上文中所称因“违历错度”所造成的“乱行”，且前引文中以为“乱行”将导致天矢（即流星）、彗、孛，而有亡国革政的征兆，亦与《竹书纪年》中紧接在五星错行之后所述的“星陨如雨”以及商汤灭桀的传说暗合。席泽宗先生质疑夏桀时不可能就会推算五星位置。^[16]笔者则认为当时人已从长期的观测中尝试去掌握五星的运行规律，只不过是其推步的准确度欠佳而已。

查现存的天象记录中，“五星错行”虽仅此一见，但记载同一现象的“五纬错行”至少有两则，如曹丕篡汉称帝时尝颁诏曰：

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议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17]

即是拿“五纬错行”作为有必要易代改历（“议改正朔”）的理由。

而曹丕驾崩后，其弟曹植在所撰的祭文中有云：

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呼嗟，万国悲伤，若丧考妣……^[18](www.xing528.com)

则以“五纬错行”作为帝崩的事应，形容天地星辰均因此发生变异或不循常轨。经回推当日的天象后，发现“错行”既不符合班大为的解释，也无“五星会聚”的情形发生。

再者，从元代天文大家郭守敬尝撰《五星错行考》五十卷一事^[19]，亦可推知“五星错行”应非十分罕见，否则，何以需要如此大之篇幅？该书很可能是搜集先前五星运行与推算大不合的记录，再拿来考订授时历的准确度。此外，正史中亦有“日月错行”或“三光错行”等用词^[20]，由于日月位置的相对次序不可能交错改变，故均应指的是日、月、星（五星）“三光”的运行与预推出现显著误差。

综前所述，“五星错行”应非是一种特殊天象，而只是用来描述各行星的运行与预推出入颇大，故罕见于《天文志》中以描述真实天象为主的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将无从根据《竹书纪年》中的这一则记载回推得年代。

3.“商纣时，五星聚于房”

文献中有关此天象的记载甚多，如《春秋元命苞》称：“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21]西晋皇甫谧（215—282）的《帝王世纪》曰：“文王在丰，九州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22]桓谭（？—前56）《新论》中称文王所作的《凤凰之歌》有云：“……五神连精合谋房兮”^[23]，《宋书·符瑞志上》亦曰：“文王梦日月着其身……孟春六旬，五纬聚房。”今本《竹书纪年》中虽称：“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24]唯据王国维的看法，此本多袭自它书并擅加入年月。以上这些记载，虽文字稍有不同，但均以纣王之时曾出现“五星聚于房”的天象。

班大为以为此一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059年，并用作推断武王伐纣年代的重要论据。据笔者回推当时的天象，发现在该年的4月24日至6月7日间，五星均可在日落后不久，同时见于地平之上；至5月28日时彼此甚至接近至不逾6.5°，当时各星均在井、鬼附近。此与前引各文献中所称的“五星聚于房”，赤经相差达8 h！

但班大为在以此叙述推定周灭商的年代时，却对文献中的位置记载与实际天象间的严重矛盾轻描淡写。且班大为亦推得五星聚在一块的日期，与《宋书》中所称的“孟春六旬”不合，这些均显示此一叙述并非源自实际的观测记录。班大为在无任何证据支持之下，辩称此事本身应为真实的天象记录，唯其中的位置与日期均为后人错误推算后所添加的。此一说法，实在相当牵强。

但此次“五星聚于房”是否可能为其他相近年代的观测记录？据笔者推算，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仅公元前1198年及公元前1019年两次“五星会聚”时，金星与火星曾位于房宿，但当时其他各星则否，又公元前1198年亦较各家从文献或考古资料所推得的纣王在位时间^[25]，提早相当多。

除了班大为藉“五星聚于房”推求武王伐纣之年外，亦有学者利用其他天象记载尝试断定此一年代。如张钰哲与赵光贤认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所称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即著名的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并从哈雷彗星的轨道元素回推得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26]然而此一假设的可信度亦不甚高，因《淮南子》中并未提及此一彗星的位置、光度或尾长等资料，而在中、日、韩古文献中平均每三至四年即记录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27]，故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那颗，并无任何强烈的理由必为哈雷^[28]。

4.“禹时星累累若贯珠”

北宋《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决》曰：“禹时星累累若贯珠，炳焕如连璧，帝命验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29]彭瓞钧认为此一“五星会聚”的天象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见前文）。

但即使《孝经钩命决》中所载确为实际观测记录（笔者相当怀疑），此一系年仍不十分确定，因叙述中所称的“累累若贯珠”，并不一定需要各星相距甚近。事实上，史书中有记载的几次“五星连珠”，各星间的距离即有远达40°者（见后文），而类此的“五星会聚”天象，其发生的频率并不低。

班大为先前曾对《墨子·非攻下》中有关三代的叙述，做了一连串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墨子》此篇中有云：“逮至乎夏王桀，天有命……乃命汤于镳宫。……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30]因班大为深信公元前1576年及1059年的“五星会聚”恰发生于夏桀及商纣之时（前文中已就此提出严重质疑），故在原文并无具体叙述的情形下，认为此文中叙及了两次“五星会聚”的天象，而“镳宫”与“赤鸟”则分别代表当时五星所在的天空位置。基于同一理念，他更进而认定同篇中“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句，亦记载着另一次五星聚于“玄宫”的事件。他以为“玄宫”即室宿的别称，并推断此事应发生于公元前1953年。班大为此一系列的论点似乎相当主观而且牵强。同样，《尚书考灵曜》中所称天地开辟时，七曜均位于牵牛初，且“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一事^[31]，亦明显为后人回推附会的结果。

由于文献中所提及的发生于上古时（如齐桓公、商纣、夏禹以及颛顼）的“五星会聚”事件，多无法与实际天象完全相合，且各记载的来源往往可追溯至汉代中叶盛行的纬书，而此类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的吉凶祸福，并预言治乱兴废，故撰写之人很可能为了要增强此一思想的说服力，遂刻意将特殊的历史事件（或传说）附会以“五星会聚”的吉兆。亦即这些记载大部分应为后人所伪托，或是以历算回推的结果。而因汉代所掌握的行星会合周期尚欠精密，以致回推上古时期的“五星会聚”天象时，年月日的误差就颇大，而会聚的位置也可能会错算几个星宿。^[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