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老·闲谈·也是史——刘继椿及其《野老闲谈》

[天津]周宝东

《野老闲谈》是问津书院编辑的小册子，印行于2015年3月，作者是西青区精武镇富家村（傅村）的刘继椿。

刘继椿先生1932年生，今年已经85岁了。和刘继椿老先生相识，是因为他的四子刘连升。刘连升是我们单位的物业经理，因为工作的原因，一来二去就熟识了。后来看他手机里有自制的微雕农具照片，我感觉很稀奇，就去找他看实物。铡刀可以铡草，洋井可以出水，真的是很精巧。问其手艺从何而来，原来是家学，父子师徒，也就是刘继椿老先生的徒弟。

说起自己的父亲，平时性格沉稳的连升兄变得滔滔不绝，说很多媒体都去采访过老爷子。于是，我也很想见见这位农村里的秀才。2016年的某一天，我终于见到了刘继椿先生。他的生活起居很简朴，又有一帮孝子贤孙，物质条件很好。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家业余还在干着三件事，令我非常感动。

第一件是修家谱。家谱是一个家族的香火图，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人讲究的就是忠孝节义，这其中“孝”是根本，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家族、家风，有了这些，人在世上才感觉有根，我戏称之曰“靠谱”。故而修谱这件事，实在称得上是刘老先生的一大功德。

第二件是写条幅，任人自取。刘老虽然只上过几年私塾，但是经过自己不断的自学，毛笔的小楷写得很好。于是经常写些劝善格言，如“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以待儿女之心待父母才是孝”等，谁喜欢谁拿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手头尚有写就的警句百余幅，真是“润物细无声”。

第三件是将陈年往事，认为值得记述者随手著录，用毛笔小楷认真誊写，其中有纯写农具、农作物的，有写动物的，有记亲身经历的，还有记录其他人其他事的，想起来就写，日积月累，竟成煌煌数卷。后有杨仲达、王振良和刘新虎诸君协力合作，选其中一部分辑录成册，竟以《野老闲谈》为名行世。虽然印数不多，但刘老慨然相赠一册。细读之下，我真是喜出望外，不期在这乡村野舍之中，还有这样一种个人化的历史书写。

刘老先生只上过五年的私塾，没有什么显赫的经历。他学过木工，开过店铺，在人生一圈摸爬滚打后，回到村里当了会计主管，60岁以后负责过车工运砖，而后就退休养老。毕竟是私塾出身，算是村里的文化人，所以才会有笔记体的《野老闲谈》问世。这让我想起古代的那些乡村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高官显爵致仕归老山林后，从事的不也就是这些事情吗，而他们正是中国古代乡绅的重要来源。又因为刘老先生是真正的农民出身，所以他的书写就更具有一种维度的价值。因为农民历来都是“失语者”，他们没有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因此《野老闲谈》更显得弥足珍贵。

《野老闲谈》因为其芜杂，很难分类，好在杨仲达君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将其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即“桑麻共话”“流年旧语”和“一家之言”，应该说这种划分是非常精当的。“桑麻共话”主要是对农事活动较为客观的记载，“流年旧语”主要记载他人他事，“一家之言”则主要是自家历史。

总结起来，个人感觉《野老闲谈》具有这样几个动人之处。

第一是对几个时间坐标的回忆比较集中。首先是1939年的大水，虽然有很多资料都写提到了那次大水，但是真正写一个农家防水的事，还真不多见。其次是1949年天津解放。刘老家不仅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家里北屋还住着部队，另有关于津涞公路碉堡的记载。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如果不是他的记载，谁又记得还有过这样一些建筑和故事呢。接下来就是1958年，那是个众说纷纭的年份，《野老闲谈》里面记载了许多荒唐的事，如用玻璃珠代替钢珠制轴承等。再有就是2006年，刘老从平房搬进楼房，个人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时间点，既是个人的重要节点，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轨迹中的重要环节，每个人都置身在历史的大潮中，既被裹挟，也参与制造。

第二是关于农事的相关记载。因为熟悉，所以有别于一般的科学家和文人的记载，显得生动而精准。(www.xing528.com)

第三是志人方面。写大力士马小海、奇人刘玉书等人，细节很有感染力，如马小海用自行车驮六百斤吉豆、刘玉书给人看坟地等故事都非常精彩。

第四是志异方面。“狐狸炼丹”“龙的出现”自然是传说，但也都可聊备一说，尤其是关于每年峰山药王庙时刮旋风的记载最有意思，其中旋风还能和人对话，类似于很多笔记小说中的扶乱，十分神秘，值得研究。

第五是关于先前民俗的记载。如求雨、打更、男女婚姻习俗等，这些记载可以看作是正史的注脚，对于了解农村习俗、解读历史材料甚至文学作品都有很好的帮助。

第六是关于家族历史的记载。刘先生考镜家史源流，上溯至山西老家，下及于儿女孙辈。其他所记人事，也基本都为本族亲友，此举对于传承本族历史大有裨益。

第七是对第二任妻子左维兰的记载，竟有十处之多。对于两人从结婚到妻子去世，到自己追忆多有记录。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将其妻的形象拼凑起来，如当大哥没人养时，父母把此事派到他们头上，“维兰也知道父母的难处，什么也没说就同意了”。还有刘老先生的弟弟刘继栋主动腾婚房的事，这些只鳞片爪，都彰显出左维兰贤惠的形象，正因如此刘老先生才对亡妻念念不忘，并作出断语：“自你十九岁嫁到刘家，上对公婆、哥嫂，下对弟妹以及晚辈孩子们，从没有做错过什么事，特别是你对儿媳们，自始至终都是和睦相处，与村内乡亲笑脸相对。”这可以说是对一个妻子最高的评价了。

追昔抚今，刘老先生每每流露出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因此今昔对比，也成为《野老闲谈》中的一个主题。这其中，就有面对物质条件快速发展和子贤孙孝的幸福感，但也有住楼房人们见面日少、交流益乏的困惑。

山东按察司副使吕盛在康熙年间编纂的《天津卫志》跋中说，“尝观古人，凡遇事触物皆有日记。记也者，所以纪其事之颠末、物之显晦及时之先后，以备他日之考究焉者，是岂徒然而已哉！故列国皆有史，而今之郡县莫不各有志，其亦古昔作史之遗法也。由是观之，则志之不可无也明矣。”刘继椿老先生的《野老闲谈》，是一部很好的民间语文文本，也是以农民知识分子视角写出的个人心灵史和社会发展史。心灵史体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发展史则是对官修地方史志的有益补充。

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第一则记载宋真宗宴饮时，问近臣唐朝酒价，众不能答。唯有丁晋公对曰“唐酒每升三十”。上问其据，对以杜工部诗“蚤来就饮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真宗大喜，“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刘继椿老先生的《野老闲谈》，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7年7月